[ 楊飛 ]——(2004-5-25) / 已閱8157次
目前被告人認罪案件簡化審理中存在問題初探
楊飛
自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簡化審被高檢院列入七項公訴改革內容以來，各地檢察機關改革的積極性很高，取得了不少有益的經驗，也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節約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率的目的。2003年，“兩高”、司法部又聯合出臺了《關于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被告人認罪案件”若干意見（試行）》（下稱《意見》），表明了高層對這一改革舉措的充分肯定，但是從運行實際情況看，該項改革仍存在以下問題：
一、 定位模糊
首先應明確，無論是稱普通程序簡化（簡易）審，還是稱被告人認罪案件審理方式其實質含義并無二致。目前對簡化審有兩種認識：一種觀點認為是介于普通程序和簡易程序之間的一種新型審判模式1；一種觀點認為只不過是一種刑事案件法庭審理方式或技巧而已2。顯然后者更趨保守，兩種不同的定位決定了各地探索改革方法時在能不能破法、在多大程度“破法”上做法差異巨大，由此引發的爭議也很大。如果將簡化審作為探索新的刑事案件審判方式來對待，則似乎應當允許個別地區有選擇的制定不同于普通程序的規則。自《意見》發布后，其用意顯然比較謹慎，雖然并不意味著改革的終結，但是目前實行簡化審大范圍突破刑事訴訟法的現象應該終止，認真地貫徹適用該《意見》。因為憑借各自理解一哄而上五花八門的改革措施確實存在著破壞法制統一，自行造法的弊端。基層司法機關不能超越法律借此為自己減壓解負。
推行簡化審的依據到底是什么？如何將其溶于目前的法律環境？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對庭審的規定已經十分粗疏，這就為簡化改革提供了一個“宜減則減、宜繁則繁”的法律空間，簡化可以理解為法中本來應有之意。之所以簡化，是因為我們目前的庭審中存在著人為的不科學和復雜化做法，故改革的對象不是法條，而是在條文允許的空間改革長期以來刑事審判由不規范帶來的積弊。在簡化改革中決不能為簡化而簡化，不能傷及現有的刑事訴訟法條文，某種程度上講，簡化改革中甚至不是規定可以不做什么，而是規定應該做什么、怎么做。簡化審應該視為刑事案件一審普通程序的科學化操作改革。認為簡化審是介于普通程序和簡易程序之間新的庭審方式是不準確的。改革不應該與刑事訴訟法有任何沖突，其重點是對庭審中原有的不必要的煩瑣、混亂做法進行科學規范，目標應放在建立科學高效的一系列庭審調查、辯論規則，所以不是一味“簡化”，而是著眼于“優化”。
二、 追求效果單一
推行簡化審的初衷是提高刑事訴訟效率，縮短訴訟周期。大部分的基層法院在論及推行簡化審的效果時都講到此舉明顯效果是大大縮短了庭審時間，從而緩解了法院的案件壓力、提高了訴訟效率。但是決定訴訟效率的顯然不只是庭審效率，完整的庭審時間與目前大量繁雜的庭外訴訟時間相比是極其有限的。一個案件的庭審時間由一天減為2-3小時，可以說對整個訴訟時限影響甚微。達到這個目的決不意味著大功告成。因此，提高訴訟效率的著眼點應放在整個訴訟環節。目前縮短庭審時間后并未達到縮短審理期限的現象大量存在，可以講，縮短審限的預期目標大半是落空了。況且，在目前將簡化的目光盯在刑事訴訟最關鍵的庭審環節大加刪減，實為不智之舉，與刑事訴訟中突出庭審作用的方向是相悖的，將越發加重庭審流于形式的弊病。所謂緩解法院壓力，究其實是緩解了法院開庭的壓力。我國的普通程序本來就比幾乎所有法制發達國家更為簡單和粗疏。這種視開庭為壓力的觀點反映了一部分司法人員不習慣于規范化庭審，不愿受庭審規則約束的隨意化心態。開庭不重視，庭前庭后看案卷，此種做法與新刑事訴訟法初步確立的法官居中裁決的方向背離。有學者進一步指出，當簡易化審理以緩解法院壓力而不是以滿足當事人的程序正義為出發點時，效率的價值就可能覆蓋和損害簡易化審理應當具有的價值和功能3。
三．操作規范繁雜而不實用
大部分地區制定的“操作規程”（包括《意見》）其實都對庭審中如何具體減化拿不出多少辦法，而對于如何保證簡化規定的更少。反而在庭前附加了大量不必要的前置程序，如檢法雙方訊問被告人及其辯護人、詢問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提前告知被告人訴訟權利、法官對起訴書的闡明等。一些地方為此又自創了一批法律文書。在適用范圍上，大多數既規定適用條件，又規定了排除適用條件、中途變更事由等，比之普通程序還要復雜和難以掌握。這種煩瑣的范圍規定和由此產生的法律后果是否能切實為被告人所理解并充分運用，是一個問題。實質上成了法院檢察院掌握內部文件。而且，多數操作規則中的外圍性規定和實質性規定在法理、邏輯上并無必然聯系。即使被告人認罪的案件滿足了規定中的其他條件，如配套措施跟不上，案件能否順理成章的按照后面設計好的措施自然而然簡化下來？能否達到庭審效果焦點突出、效率提高？都值得懷疑。這說明該規定的內容太少，不該規定和限制的內容太多。按照一些學者的觀點，是否適用簡化審理，主要的提起主體應是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檢察官法官根本無須過多審查。被告人同意了，案件自然簡化，想復雜也因庭審無對抗性復雜不起來。
總而言之，許多基層司法機關的操作方案存在著主次內容比例失調、實質規定缺乏的弊端，操作方法上隨意化很大。即使是庭上簡化規定，也對于舉證質證、辯論規則、法官認證標準和參與主動調查的程度等規范不夠，對防止重復舉證，控辯雙方隱瞞證據、證據突襲，舉證重點不突出等缺乏應對辦法。不能不說是條文結構不合理，指導意義并不大。
四、無謂的法律沖突
如前所述，我國的刑事訴訟程序本已十分簡單，簡化的對象無必要也無依據集中在法條上。即使要改，應在如何增加創新意義的措施上做文章。但目前庭審中存在著公訴人不訊問、辯護人不發問、合議庭告知被告人訴訟權利移到庭前開庭后省略、只辨量刑、控方組合出證、庭前法官閱卷、對被告人實行程序性的從輕處罰等，與現行法律是沖突的。既無依據，有些規定又對提高效率作用不大，完全可以不省略。如對被告人適用程序性的從輕處罰，已經明顯帶有交易的性質。而“被告人認罪”僅對辨訴交易有意義，按慣例應由控方根據需要向法官提出，不能由法院給予一律從輕。有人認為，一旦被告人對從輕處罰期望過高，判決后失望，提出二審，重新展開對抗，則效果不好。再如控方組合出證，在無庭前證據開示的情況下，肯定限制了辯護權，使辯方喪失獲得對己有利證據的機會。即使我國實行證據開示，但被告人并不參與開示，因此綜合出證也必然限制其辯護權，舉證時應該給被告人以認可的機會。4官庭前閱卷更是違反“中立”的職業規范。
對目前適用簡化審理的案件，如果非要減少環節，倒不如明確規定控辯雙方無異議的證人、鑒定人可不出庭，允許辯護人庭前到控方閱卷，法官適當尊重控辯雙方達成的證據合意等。既可避免目前一味強調“證人出庭”而無法實現的尷尬局面，利于建立合理的證人證言采用規則，也符合繁簡分流，簡單案件允許實行起訴便宜主義的方向。
五．職權主義明顯，配套措施不夠
簡化審推行初期，一些地方出臺規范時存在著檢法各自為政，獨家定規則的現象。在大部分檢法共同出臺的規定中，都很少考慮被告人、律師方的意見，《意見》出臺后，加入了司法行政部門的意見，十分及時。但是其中內容仍對律師方權利涉及甚少，不能不說是一大缺陷。所以該項改革在實踐中律師普遍反映冷淡，認為限制了辯護權。可以預計短期內這種現象不會改變。對于我國目前律師刑事辯護業務萎縮后大量無辯護人的被告人而言，被動地位更明顯。畢竟庭審是刑事訴訟的重心，不通盤考慮各方立場，就不能實現庭審的應有作用。對于辯護人，庭審是體現其作用的關鍵，不給其任何權利，只讓其“配合”審判簡化（一定意義上限制其庭上發揮），也是不公平的。目前之所以律師抵制的聲音小，一方面是無律師被告人多，一方面確實存在著律師迫于形勢、被動接受的現象。
漠視被告人、辯護方的權益是簡化審改革中職權主義色彩仍然濃厚的表現。但是，法院一方面想擺脫案件積壓的羈絆，一方面又放不下長期形成的職權主義審判習慣，不能容忍或不信任控辯雙方對案件事實和證據在庭前過濾加工。突出表現在庭前要求控方移送全部案卷，或主持控辯雙方的證據交換等，本身就有矛盾。這也是當前簡化庭審中“簡化而不優化”，法官庭審壓力減少工作量并未減少的原因所在。應該看到，檢察院適用簡化審時主動與法院配合過多，客觀上放棄了一部分檢察職責，使法官的思路與控方合拍，達到有利于控方的目的，也難辭其咎。從各國的法律規定看，簡化程序的運轉多以檢方直接參與為條件和前提，法官在審判中盡管擁有一定司法審查權，但仍處于受監督地位，以確保控審分離。
簡化審的配套措施中，完善審前程序最必須。現行審前準備程序存在的問題已嚴重影響司法公正和效率，這是建立以當事人為主導的審前準備程序的現實基礎。5一是建立庭前證據開示制度。將簡單案件的大部分庭前操作交由控辯雙方去完成，既可大大減輕法院的壓力，又可調動控辯雙方主動適用簡化審的積極性，必然使庭審焦點突出、效率提高，也有利于“法官居中”地位的逐步確立。讓控辯雙方提前開示證據比法官提前閱卷無疑效果好的多。二是切實落實對無辯護人被告人指定律師和搞好法律援助工作。這都需要司法行政部門的支持配合。另外，在證據開示中，一般不應由法官主持，按照發達國家的慣例，法官主持證據開示需由非審判法官進行，6而這一點我們目前根本辦不到，故法官主持證據開示很有可能形成“庭前開小庭”的現象，回到先定后審的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