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鳳林 ]——(2019-5-29) / 已閱22297次
完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的重大改革部署。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以法律形式鞏固了司法改成果，使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成為刑事訴訟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和重要制度。實施這一制度有助于提升訴訟效率、節省司法資源，有利于促進社會治理創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近日，筆者就如何充分認識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重要意義，檢察機關在制度實施中如何擔負起主導責任、發揮好主導作用，完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現狀、特征及適用對策進行了深入思考。撰文如下，觀點可批評與商榷。
一、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概述
認罪認罰從寬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對于指控犯罪事實沒有異議，同意檢察機關的量刑意見并簽署具結書的案件，可以依法從寬處理。
(一)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提出與形成過程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完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要求。中央深改組第二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試點方案》。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授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18個城市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的決定》(以下簡稱《授權決定》)。至此，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天津、上海、重慶、沈陽、大連、南京、杭州、福州、廈門、濟南、青島、鄭州、武漢、長沙、廣州、深圳、西安等18個城市開展為期兩年的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正式啟動。
2014年10月23日，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首次提出了完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最早體現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精神的立法體例、刑事政策是1979年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關于“坦白從寬”“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和自首制度的規定，這是實施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法律和政策依據。
2018年10月26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以法律形式確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同時增設刑事速裁程序。
現行刑事法律體現認罪認罰從寬精神的具體制度或規定在《刑法》中的規定有：
規定一：在規定一般自首的概念基礎上增加特別自首：“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論”(67條第2款)。
規定二：在總結刑事司法實踐經驗基礎上，把如實供述自己罪行作為從輕、減輕處罰的法定情節：“犯罪嫌疑人雖不具有前兩款認定的自首情節，但是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從輕處罰；因其如實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別嚴重后果發生的，可以減輕處罰；”(第67條第3款)。
規定三：在緩刑的適用條件中，要求具備的條件中必須“有悔罪表現”(第72條)。
規定四：在一般減刑條件中，要求必須具備：“確有悔改表現的，或者立功表現的”(第78條)。
規定五：在假釋條件中要求“確有悔改表現”(第81條)。
規定六：經《刑法修正案(九)》修改，《刑法》383條第3款的規定為：“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訴前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真誠悔罪、積極退贓，避免、減少損害結果的發生，有第一項規定情形的，可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有第二項、第三項規定情形的，可以從輕處罰”。
現行刑事法律體現認罪認罰從寬精神的具體制度或規定在《刑事訴訟法》中的規定有：
規定一：適用簡易程序的條件中明確要求：“被告人承認所犯罪行，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的”(208條)。
規定二：適用公訴案件當事人和解的程序條件中，要求必須具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誠悔罪，通過向被害人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方式獲得被害人諒解”，并且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經辦案機關審查確認后，才能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從寬處理或從寬處罰(第277條、第279條)。
規定三：2014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授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工作的決定》中提出開展速裁程序的試點條件之一：“被告人自愿認罪，當事人對適用法律沒有爭議”。
由此可見，完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全面深司法改革的項目之一，是基于我國現行的刑事政策和司法現狀，立足當前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犯罪輕刑化與犯罪數量增長、現行刑事法律制度體現認罪認罰從寬理念精神規定缺乏系統性與制度化的實際提出的一項刑事司法制度改革。
（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提出成因與現狀
現狀一：認罪認罰從寬的理念與精神在立法上不夠明確。認罪認罰從寬精神在刑法中雖有具體規定，如自首、坦白等，但沒有界定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統一概念，沒有形成一系列具體法律制度、訴訟程序組成的集合性法律制度體系，
更沒有納入刑事立法。
現狀二：認罪認罰從寬的理念與精神在司法辦案實踐中表現為重實體輕程序。認罪認罰從寬精神在現行法律制度中存在“重實體輕程序”傾向，“認罪認罰從寬”實體法規定較多（自首、坦白、緩刑、減刑、假釋等），程序法規定較少（公訴案件和解程序、簡易程序、速裁程序），實體法認罪認罰與從寬之間因果關系直接、明確，在歷次刑法修改過程中得到完善和強化。如1979年刑法只規定一般自首而沒有規定特別自首。1997年刑法增加了“以自首論”的特別自首規定，擴大了自首范圍。1997年刑法只有自首而沒有坦白規定，2011年2月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八)》，規定自首之后又增加了雖不構成自首，但如實供述罪行也可從輕處罰的規定。“認罪認罰從寬”程序法有關規定不僅少，且認罪認罰與從寬的關系不夠明確。如適用簡易程序要求被告人認罪，但認罪之后是否應當從寬以及如何從寬并未規定。
現狀三：認罪認罰從寬的理念在刑事訴訟程序中保障力不足。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自愿性的程序保障不夠充分。無論實體法規定的自首、坦白還是程序法上的簡易程序、公訴案件和解程序，雖然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作為適用的重要條件，但程序上對認罪的自愿性保障不夠充分。如被告人多數不具有法律知識和訴訟經驗，與控方在證據信息掌握上不對稱，審判實踐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被告人是認罪的，但沒有律師為其辯護，使得被告人認罪的自愿性缺乏有效保障。
現狀四：認罪認罰從寬的理念在刑事訴訟程序設計上存在缺陷。現行法律制度中缺乏重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從寬的程序制度。刑事訴訟法體現認罪認罰從寬精神的具體制度有公訴案件和解程序、簡易程序和速裁程序，主要適用于輕罪案件，重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如何認罪認罰并從寬缺乏程序制度。如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的案件，被告人如何認罪認罰及認罪認罰后如何從寬，現行法律中并無規定。重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從寬程序制度的建立，無論對確保司法公正、防止冤假錯案，還是節約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率都有重要意義。
（三）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立法與實踐意義
意義一：文化層面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與以人為本、以德為先、以和為貴、德主刑輔的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內在一致性，實施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節約司法資源、化解社會矛盾、減少社會對抗、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方式和環節，對于加強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發言權和影響力，做優刑事檢察，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檢察制度具有重要意義。
意義二：法律層面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與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并舉的法律精神一脈相承。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豐富完善了檢察公訴裁量權，加大了自由裁量力度，促進了繁簡分流、有序銜接的多層次訴刑事訴訟程序體系的建立，實現了簡案快辦、繁案精辦，在依法及時懲治犯罪、強化人權保障、優化司法資源配置、提高辦案質量與效率，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意義三：時代層面看。新時代“楓橋經驗”的核心精神就是秉承“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好”的價值追求，促進社會矛盾化解，維護社會和諧。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協調經濟社會關系、預防化解社會矛盾、鞏固基層政權中發揮著“緩沖”“粘合”作用，可以有效地促進嫌疑人、被告人真誠認罪悔罪，重燃生活希望，有利于取得被害人的諒解，減輕訴累，修復社會關系，化解社會矛盾，減少社會對抗，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法理特征
特征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刑事訴訟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和重要制度。這項制度不是單一的法律制度或訴訟程序，而是由一系列具體法律制度、訴訟程序組成的集合性法律制度體系。包括：刑法總則中規定的自首、坦白、緩刑、減刑、假釋等具體制度；刑事訴訟法中規定的公訴案件和解程序等具體訴訟程序。
特征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屬刑事法律范疇。實體（刑法）與程序（刑事訴訟法）于一體，既突破實體法又進入程序法領域，實現公訴權實質化（實體化），是一項體現時代性、創新性、法律性的綜合性法律制度。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引入程序法領域的意義在于：一是在刑事訴訟程序上確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愿認罪認罰；二是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后的處罰，不僅在實體法上得到從寬處罰，而且在程序法上獲得從寬處理。如不予逮捕、撤銷案件、不起訴及適用簡易程序等。
特征三：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立法意義旨在鼓勵、引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認罪認罰，從而獲得從寬處理和處罰，是一項新型的刑事法律制度。這一特征要求司法機關在執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必須把握好兩個條件：一是確保表示認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確實有罪之人；二是確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認罪表示完全出于自愿。
三、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對策
對策一：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認識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重要性
完善刑事訴訟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黨中央做出的重大改革部署，是深化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是構建多層次刑事訴訟體系的重要舉措。要站在全面依法治國、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高度，將學習貫徹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作為一項重要工作，認真研究、抓好落實。檢察機關要切實扛起主導責任，發揮好在刑事訴訟活動中承上啟下的樞紐和監督者作用、案件處理的實質影響者和決定者作用，樹立辯證思維，增強大局意識、責任意識和擔當精神，強化對刑事訴訟法新規定的掌握、理解和應用，協調司法機構統籌推進試點地區經驗，建立規章制度，加大適用速裁程序、簡易程序辦理刑事案件力度，積極構建多層次刑事訴訟程序體系，完善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配套措施，提升認罪認罰制度適用率，推動這項制度落地生根。
對策二：履行主體責任，發揮刑事檢察的主導能力和作用
發揮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活動中的主導能力和作用，按照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要求，認真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遵循刑法、刑事訴訟法基本原則，嚴格執行“誰辦案、誰決定，誰決定、誰負責”的辦案要求，豐富和完善公訴裁量權，全面推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施。加大建議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審理案件數量，依法辦理認罪認罰案件，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訴訟權利，保障被害人合法權益，保證案件質量，確保寬嚴有據、罰當其罪。發揮員額檢察官會議的咨詢作用和檢察長、檢察委員會的決策把關作用，圍繞認罪認罰案件自愿性的審查及確認、認罪認罰案件的證據問題、法律幫助和律師辯護全覆蓋、認罪認罰的量刑建議、重罪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等開展調研與討論，構建確保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精準適用的三項工作機制（1、量刑規范化機制；2、相對不起訴適用機制；3、協助配合機制），積極推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執行的規范化，歸納總結一批指導性案例，提高量刑建議精準化。將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與開展司法裁量工作結合起來，把辦理案件和規范司法結合起來，強化認罪認罰案件全過程的監督，健全內部監督制約機制，主動接受外部監督，強化偵查監督和審判監督，解決案多人少現實矛盾，推進刑事案件繁簡分流、分類辦理。建立律師值班制度，設置專業化辦案組織，加強辦案信息公開和文書公開，加強釋法說理，提高全社會對檢察機關辦理認罪認罰案件的認可度，為社會提供更多更好的優質“檢察產品”。
對策三：精研刑事法律，提升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法律效果
積極適用合作式訴訟方式和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明確認罰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檢察機關建議判處的刑罰種類、幅度及刑罰執行方式均沒有異議，積極退贓、退賠，主動繳納罰金，賠償被害人損失的主觀認知行為。明確從寬是指對認罪認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遵循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條件。凡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符4個條件：1、自愿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2、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3、同意人民檢察院量刑建議；4、簽署具結書的將從簡從快從寬處理。要秉承客觀公正的立場，牢記法律監督機關的定位，掌握辦理認罪認罰從寬案件的要領，核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自愿性、真實性、合法性，把握主要犯罪事實是否查清，主要證據是否充分。對證據存在嚴重缺陷、存在重大矛盾無法排除或存在嚴重違反法定程序取證情形的，不得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要正確理解和區分實體從寬和程序從簡兩個概念，加強量刑的學習研究，掌握量刑規律，完善量刑標準和量刑建議程序規范，提高《量刑建議書》質量。擬定量刑建議時區分被告人認罪認罰所處的訴訟階段：1、審查起訴階段認罪認罰的被告人，可減少基準刑30%以下;2、審判階段認罪認罰的被告人，可以減少基準刑20%以下。經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協商一致的可減少基準刑30%以下。對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適用速裁程序審判；對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罰的案件適用簡易程序，被告人對程序適用提出異議的，或者有其他不宜簡化審理情形的，轉為普通程序審理。對應當慎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案件一律審慎適用。要完善訴訟權利告知程序，嚴密防范并依法懲治濫用職權、徇私枉法行為，保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委托辯護人和申請法律援助的權利，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確保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懲罰。
對策四：加強隊伍建設，全面提升司法辦案能力和水平
加強刑事檢察隊伍革命化、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建設，突出實戰、實用、實效導向，抓好崗位練兵和業務培訓，精研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條件、從寬幅度、辦理程序、證據標準、律師參與等具體規定，提升適用法律政策能力、審查分析證據能力、案件評查能力、偵捕訴協調能力和網上辦案能力，提高法律文書制作水平，增強司法辦案能力和水平。推進刑事檢察規范化建設，制定崗位素能標準，落實案件質量評查制度，完善工作考核評價體系，激發檢察人員工作積極性，提高刑事檢察工作效率，推進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規范化和精細化，努力建設一支信念堅定、敢于擔當、業務精湛、清正廉潔的刑事檢察隊伍。深化檢務公開，自覺接受人大及社會各界的監督，依法行使刑事檢察權，認真解決影響刑事檢察工作發展的人財物問題，確保刑事訴訟活動順利進行，為打擊犯罪、保障人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創造安全穩定的社會環境。
吉林省蛟河市人大法工委主任 徐鳳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