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陸欣 ]——(2004-6-19) / 已閱19425次
拍品的真偽與否是審理此類案件的關鍵之一，有些案件就是因為鑒定意見相左，而難以判案�！吨袊馁u行業拍賣通則（文化藝術類）》第五章“拍賣標的的鑒定及爭議的處理”第二十六條規定：自拍賣日起三十日內，買受人向拍賣人出具兩位或兩位以上相應專業的國家級鑒定專家關于該拍賣標的為贗品的書面鑒定意見，拍賣人則認為該拍賣標的真實性出現爭議，同意取消交易并向買受人退款。同條但書又規定：（一）拍賣標的圖錄對該拍賣標的的說明符合當時有關專家普遍接受的意見，已經清楚表明專家對于該拍賣標的的鑒定意見存有爭議；（二）只能夠用科學方法證明該拍賣標的為贗品，而該科學方法是在拍賣結束后才被普遍使用；或僅能用某種方法證明該拍賣標的為贗品，而該種方法的鑒定費用昂貴，不合實際或可能對該拍賣標的造成損害；買受人無權要求拍賣人取消交易。
中國藝術品的鑒定本身是一個相當繁雜的技術過程，屬于傳統的言傳身教加經驗積累的產物。因鑒別方式和看法不同，文物鑒定歷來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目前委托人、拍賣人、競買人于拍品的鑒定一般以民間鑒定為主。中國最權威的文物藝術品鑒定機構是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但一方面不可能所有的案件都到北京去鑒定，另一方面由于中國文物界歷來有尊老和流派對峙的傳統，故有時文物鑒定委員會也很難做出公正的判斷。如1995年浙江國際商品拍賣中心舉辦的杭州’95秋季書畫拍賣會上，浙江中澳紡織有限公司總經理王定林以105.5萬元拍得第89號拍品《張大千仿石溪山水圖》，此圖旁有上海國家元老級書畫鑒定權威謝稚柳的提識，謝老亦一直認為此圖為真跡，而北京的國家級鑒定權威徐邦達卻認為此作品為贗品，由此也引發了買方王定林與浙江國際商品拍賣中心之間的一場曠日持久的訴訟。在原告一直不能提供有力證據的情況下，一審、二審法院均判定原告敗訴。直至謝稚柳去世后，案件依審判監督程序為最高人民法院提審。以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啟功，常務委員劉九庵在內的全國10余位專家才敢一致認定該幅作品為贗品。這場轟動全國的官司在“有力證據”的支持下，最終以買方的勝利告終，并成為中國恢復文物藝術品拍賣以來，買方同拍賣行的糾紛案中第一起買方勝訴案。而隱含在此中的問題卻是，如果謝稚柳先生多活2年，或者南派書畫鑒定家入主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的話，本案將很難有如此定論。
問題的關鍵是一些拍賣物的瑕疵委托人和拍賣人不能知道，因此也無從告之�！吨袊馁u行業拍賣通則（文化藝術品類）》第二十二條規定：拍賣人或其代理人對任何拍賣標的用任何方式（包括圖錄、幻燈投影、新聞載體等）所作的介紹及評價，均為參考性意見，不構成對拍賣標的的任何擔保。拍賣人為買受人出具的有關拍賣標的的發票上所載明的標的名稱等說明性文字，不構成對拍賣標的的擔保。這對于競買人或買受人來說不能不是一個風險。根據現有的法律、規章，只要委托人和拍賣人主觀上沒有故意隱瞞，盡到告之義務，這種風險只能有競買人或買受人來承擔。
（三）拍賣行在交易中的地位
拍賣行又稱拍賣人，搞清楚拍賣人在交易中的地位有利于最終確認拍賣公司是否應當在贗品拍賣行為中承擔責任及承擔何種責任。根據我國《拍賣法》第三條規定：拍賣是指以公開競價的形式，將特定物品或者財產權利轉讓給最高應價者的買賣方式。第四章規定：拍賣活動的當事人有拍賣人、委托人、競買人（買受人）。拍賣人是指依照《拍賣法》和《公司法》設立的從事拍賣活動的企業法人。顯而易見拍賣人是拍賣活動的主要參與人之一，在委托人和競買人（買受人）中充當的是一種中介的角色。但他又不是完全意義上的中介人。首先，拍賣人是委托人的代理人，代理的是賣方行為；其次，拍賣人是拍賣的組織者，知曉拍品的一切情況，其中包括拍品的拍賣底價。拍賣也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交換，賣方不是直接將物品賣給買方，而是 通過拍賣人這一中介。因此，拍賣是分為委托和拍賣兩個相對獨立的程序進行。拍賣人是拍賣法律關系中最主要的主體，其在法律關系中的地位是受委托人、代理人；其行為由被代理人負責。但拍賣人又具有相對獨立性，即受制于委托拍賣合同，又受制于拍賣規則。
當拍賣人違反法律和規章規定，給委托人或競買人（買受人）造成損失時，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義務。至于那些拍賣人善意的、事先聲明的、符合法律的行為，其后果則應當由委托人和競買人來承擔風險。
（四）拍賣業的約定俗成有無法律效力。
長久以來，拍賣業為了維護自身的權益，形成了一系列行業規則，比較典型的有“不保證條款”。該條款也就是目前他們對買受者提出瑕疵請求權時最有力的抗辯�！杜馁u法》中也規定：拍賣人、委托人在拍賣前聲明不能保證拍賣標的的真偽或者品質的，不承擔瑕疵擔保責任。也就是說，目前我國法律也已承認了這一傳統的拍賣規則。但事實上，拍賣公司對該規則有濫用的嫌疑。
上海某些拍賣行幾乎每次月拍上都會有標明無底價的張大千先生的作品，對于這類競拍者大多心知肚明、約定俗成的拍品，當然應當適用“不保證條款”。但一旦遭遇那些起拍價動嘖為十幾萬的書畫作品，且拍賣行一再宣傳為張大千真跡的拍品，如果再采用“不保證條款”，委托人、拍賣人豈不是既做了自相矛盾的陳述，又借助“不保證條款”逃避所有的責任嗎？
因此，對于“不保證條款”應當區別對待。如果該贗品在委托人或者拍賣人示意下以對價拍賣的話，可引用“不保證條款”。如果該贗品以真品價格拍賣，而委托人或拍賣人完全有能力對之進行鑒別，未履行瑕疵告之義務，且一再向競拍人表明該藝術品為真品，則即使其引用“不保證條款”亦無效，且應當根據《拍賣法》第五章第六十一條和其他相關條款對他們的瑕疵隱藏行為進行處理。
誠實信用原則是民法的一條基本原則，瑕疵告知義務在拍賣活動中是應該遵受和嚴格執行的。作為委托人與拍賣人員有瑕疵告知的義務。委托人應將自己知道的或應該知道的有關拍賣物的瑕疵告知拍賣人，此種告知應在移交拍賣物之前或之時，或在委托拍賣合同簽訂之時。拍賣人應將自己知道的或應當知道的有關拍賣物的瑕疵告知競買人。此種告知應在現場拍賣之前。如果僅僅委托人或拍賣人沒有盡到告之義務，即是違背了誠實信用原則，如果一方有責任，則一方承擔，如果雙方都有責任，則連帶承擔。
當然，這里最關鍵的還是一個拍品真偽的認定問題。
三、如何規范中國的藝術品拍賣市場。
鑒于藝術品交易（拍賣）市場的傳統和藝術品鑒定的復雜性，法律也不應武斷地要求拍賣人和委托人必須保證拍品的真偽。而判斷拍賣人或者委托人是否違法的關鍵在于他們是否違反了《拍賣法》或者其他相關法規的禁止性條款。
我們目前的法律、法規已基本能夠保護和規范藝術品拍賣市場。而目前藝術品拍賣的糾紛主要在拍品真偽的認定和舉證問題上。
（一）探索和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藝術品鑒定體系。
目前我國的藝術品鑒定組織主要還是民間性質的，而不同組織的結論亦往往互相矛盾，故很難成為法院判決的依據。而官方最權威的機構是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但不可能所有的案件都到北京去取證。
其實在中國已經有一套比較完備的文博體系，象北京、上海、南京、西安、成都等地區的文管會（博物館）都具有相當的文物鑒定水平。如果能由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和國家文物總局聯手組織一個國家性文物鑒定組織，那么將大大方便各級法院的取證工作。如一般案件中的普通藝術品鑒定問題（類似“民國太師椅”之類的），只需要各省級或者含區的市級文物鑒定組織出具真偽證明即可。如重大復雜案件中的高檔藝術品鑒定問題則可請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出具真偽證明。特大案件中的藝術珍品則可臨時性組織專家級鑒定小組出具真偽證明。這樣不僅有利于法院和當事人及時獲得有關資料，亦有利于我國文博組織發揮更大的作用，從而促進我國文物鑒定水平的提高。
（二）深入普法，提高當事人的證據意識
經過數度普法，我國公民已初具法律意識，但對于許多細微之處卻不甚注意，往往給某些人鉆空子。有時因為當事人的疏忽，常落人圈套，或遺失某些重要證據而損害了自己的權益。對于鑒別拍賣人、委托人是善意行為還是惡意行為的取證一方面要靠當事人自己的努力積累（如通過許可的攝影、攝相、錄音和委托律師取證工作），另一方面也要靠法院對那些復雜的、規定由法院獲取的證據進行取證。
（三）行政執法人員加大監管力度
拍賣屬于特種行業，而藝術品拍賣又需專門技術。而我們的公安、工商、物價等單位由于缺乏這方面的經驗和知識，故對于拍賣行的某些行為往往處于不告不理或監而不管的狀態。在未來的日子里，各單位應當更加主動出擊，隨時監察各拍賣行（拍賣會）在程序和實體上的問題，切合實際地規范和整頓我國的藝術品拍賣市場。
從上述分析可以認識到，我國的藝術品市場還處于初級階段，我們雖然已經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對其進行規范調整，但由于我國公民和司法、行政機關的某些局限性還不能真正地履行和執行這些法律法規，導致了目前藝術品市場的相對混亂。但綜觀國內外藝術品市場的歷史（時至今日，蘇富比和嘉士德這兩個世界上最大的拍賣行也存在贗品拍賣問題），這又是所有法治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的必經階段，我們只有通過自身的努力才能不斷地完善和發展。
陸 欣 上海允正律師事務所 律師
強 浩 上海大學文學院 文物鑒定專業 史學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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