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武波 ]——(2004-6-23) / 已閱31925次
試論環境污染侵權責任制度的完善
劉武波
摘 要：闡述了我國環境污染侵權責任的主要法律依據，并對現行立法作了較為深入、系統地分析。針對其不足，提出了一些相應的完善對策。
關鍵詞：環境污染侵權 民事責任 制度完善
一、環境污染侵權責任的主要法律依據
在我國，環境污染侵權責任的主要法律依據分散于《民法通則》、環境基本法與單行法之中。此外，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也與之密切相關。
1986年的《民法通則》對各種侵權行為的民事責任作了原則規定。其中第124條規定：“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規定，污染環境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第107條規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者造成他人損害的，不承擔民事責任。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第134條規定：“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主要有；⑴停止侵害；⑵排除妨礙；⑶消除危險；⑷返還財產；⑸恢復原狀；⑹修理、重作、更換；⑺賠償損失；⑻支付違約金；⑼消除影響、恢復名譽；⑽賠禮道歉。以上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可以單獨適用，也可以合并適用”。此外，第123條關于高度危險作業的民事責任規定、第130條關于共同侵權民事責任的規定、第83條關于不動產相鄰關系的規定等，也與環境污染侵權責任有關。
在環境法中，我國環境污染侵權責任的法律規范相當豐富。1989年的《環境保護法》第41條規定：“造成環境污染危害的，有責任排除危害，并對直接受到損害的單位或者個人賠償損失。賠償責任和賠償金額的糾紛，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由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規定行使環境監督管理權的部門處理；當事人對處理決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當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并經及時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環境污染損害的，免于承擔責任”；1982年通過、1999年修訂的《海洋環境保護法》第90條規定：“造成海洋環境污染損害的責任者，應當排除危害，并賠償損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過失，造成海洋環境污染損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擔賠償責任。對破壞海洋生態、海洋水產資源、海洋保護區，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的，由依照本法規定行使海洋環境監督管理權的部門代表國家對責任者提出損害賠償要求”；第92條規定：“完全屬于下列情形之一，經過及時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對海洋環境造成污染損害的，造成污染損害的有關責任者免予承擔責任：⑴戰爭；⑵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⑶負責燈塔或者其他助航設備的主管部門，在執行職責時的疏忽，或者其他過失行為”。此外，1984年通過、1996年修訂的《水污染防治法》，1987年通過、1995年、2000年兩次修訂的《大氣污染防治法》，以及1995年通過的《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和1996年通過的《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也基本上作了與《環境保護法》相似的規定。只不過前者增加了因第三者故意或過失、及受害者自身的責任所引起水污染損害的免責事由，而后兩者沒有規定免責條件。
二、環境污染侵權責任立法的評價
通過上述考察，可知我國環境污染侵權責任制度具有如下優點：
1、民事基本法、環境基本法、環境單行法等有關法律對環境污染侵權責任作了不同層次的規定，可以說，我國環境污染侵權責任的法律依據已經比較嚴密了，環境污染侵權責任制度體系已基本形成。
2、無過錯責任立法比較徹底。不論是作為民事基本法的《民法通則》，還是作為環境基本法的《環境保護法》，抑或各環境單行法，都貫徹了無過錯責任的立法原則，并且，該原則不僅適用于生命、身體、健康遭受損害的場合，也適用于財產損害場合，這就克服了日本環境法中只對產生于大氣污染、水質污染的人身損害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的局限性。
3、鑒于環境污染侵權的復雜性，環境基本法對環境污染侵權的訴訟時效作出了有別于普通訴訟時效的特別規定，其訴訟時效比普通訴訟時效長1年。
4、對環境污染侵權的責任方式，不僅規定了事后補救性質的損害賠償（包括恢復原狀），也規定了事前預防性質的侵害排除（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礙與消除危險），且兩者可以合并適用，避免了德國、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對損害賠償與侵害排除割裂開來、分別規定的局限，有利于對受害人的救濟及環境的保護。
但是，相對于發達國家環境污染侵權責任制度，其不足之處也很明顯：
1、關于環境污染侵權的構成，《民法通則》的規定與環境法的規定不協調。根據《民法通則》第124條的規定，環境污染侵權須以“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規定”為前提，而環境保護法及各單行法的規定并無此要求。國外之通說、判例與法規也認為污染源遵守公法標準并不能成為私法上免責的理由。盡管不少學者為消除其間的矛盾，對該條作了擴張解釋，如認為該條所稱“國家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規定”是指“我國環保法及其相關法律法規所確定的基本原則、規則和制度，而非具體的某項排污標準”； 或者“這里違法，即可以是違反了我國憲法和民法的規定，也可以是違反了我國環境資源法律的有關規定”。 但在實踐中和理論上，仍然造成了不少的混亂，并且仍有學者把這里的“規定”解釋為國家規定的污染物排放標準。
2、關于舉證責任轉移、因果關系推定規則，立法上沒有作出規定。關于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的舉證責任轉移問題，只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 至于因果關系推定規則，則既無法律規定，也無司法解釋。而在環境污染侵權訴訟中，舉證責任倒置、因果關系推定規則，對于受害人人身、財產、環境權益的保護至為關鍵。
3、關于損害賠償范圍，立法上對環境污染侵權精神損害賠償未作規定，實踐中對因環境污染侵權造成的精神損害，法院一般也不認定。這與國際人權保護運動、環境保護潮流不相符合，對受害人來說也不公平。
4、關于責任方式，一是缺乏對排除侵害成立要件的進一步界定，且沒有“部分排除侵害”、“代替性賠償”等過渡性質的責任方式的規定；二是損害賠償責任的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如國外行之有效的財務擔保、責任保險、損害賠償基金等制度在我國基本上為空白。
5、關于受害人救濟的途徑也存在明顯不足。一是缺乏對仲裁的規定。仲裁作為一種迅速、便利、經濟的救濟途徑，在國外及國際環境污染侵權責任中都得到了廣泛的運用，我國環境法中，無論是基本法還是各單行法皆未明確規定。二是行政調解欠缺具體化的操作規程。目前，我國大多數環境糾紛都是通過行政調解處理解決，但對諸如調解機構的組成、辦案程序、執法權限、資金、處理期限等都缺乏規范，很不完善。
6、關于環境污染侵權的知情權和請求鑒定權尚屬空白。這對貧弱的受害人進行舉證及請求救濟極為不利。
三、完善環境污染侵權責任制度的對策思考
了解了我國現有環境污染侵權民事責任制度的不足，就可以針對這些問題采取相應的對策加以健全和完善。完善的主要方面和途徑有：
1、刪除環境污染侵權以“違法性”為前提之規定
我國《民法通則》在規定環境污染侵權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的同時，又明文規定以“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規定”作為加害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前提，而不少學者也對此加以肯認。這不僅與國外有關通說、判例和立法所持的污染源遵守公法標準和要求并不免除其民事責任的立場或規定相反，而且與環境基本法及各單行法的有關規定相矛盾，不利于環境污染侵權受害人的保護。為此，在今后制定民法典時應當刪除《民法通則》第124條關于“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規定”這一前提和要件。
2、適當拓寬損害賠償的范圍
眾所周知，損害賠償的目的在于彌補受害人因侵權行為所遭受的實際損失，因此賠償必須也應該以實際損失作為確定賠償數額的標準。就環境污染侵權損害賠償而言，應特別注意以下幾項損害：⑴環境要素或場所恢復費用。如農田污染不僅使農作物減產，還會使農田肥力減退，為恢復原有的土質和肥力，必須經過長時間的改良與追加肥料。⑵人身潛在損害。環境污染侵權具有潛伏性與滯后性，受害人在遭受損害的早期，其損害往往顯露不完全，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損害會逐漸顯露。對于這種潛在損害，也應予以賠償。⑶精神損害。關于精神損害賠償，我國民法通則及有關司法解釋皆已確立，但學界普遍認為其適用范圍失于狹窄，應予適當放寬。 鑒于環境污染侵權對于人的精神狀態、健康狀況、生活條件等皆有較大影響，甚至還可通過遺傳因素危及后代，因此，在民法和環境法中明文規定環境污染侵權精神損害賠償是適當的與必要的。⑷生態損害。考慮到其鑒定、量化的極端困難與生態利益的公共性質，一般不宜通過私法途徑給予救濟。
3、明定舉證責任倒置與因果關系推定規則
舉證責任分配的正確與否，直接關涉當事人訴訟命運。考慮到環境污染侵權往往是被告（加害人）一方掌握著所排廢物的種類、數量、性質、遷移轉化途徑和規律、致害機理等，而且其工藝流程通常都是保密的，因而被告往往具有離證據近、容易取證的方便條件，而原告（受害人）卻不易接近證據，因此，在環境污染侵權訴訟中，國外立法、司法普遍實行了舉證責任倒置或轉移規則。我國有關的司法解釋也確立了環境污染侵權訴訟中的舉證責任倒置規則，但仍須進一步以立法形式加以明確。
鑒于環境污染侵權行為的因果關系十分復雜，不易查明和認定，為了提高受害人求償的成功率，及時有效地保護受害人合法權益，在我國的環境立法中應當明確規定因果關系推定制度。具體作法可適當借鑒國外行之有效的“蓋然性理論”、“疫因學理論”及“間接反證理論”。比如在沒有排污行為與損害事實存在因果關系的直接證據時，如果該排污行為先于損害事實存在，且危害的嚴重程度與污染物排放的數量與濃度在統計上呈正相關關系，統計結果與實驗和醫學上的結論也不矛盾，被告又不能證明損害事實非由其排污行為所致，即可推定排污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4、細化排除侵害的構成與方式
鑒于排除侵害對工商業活動的過大打擊，對其運用應當嚴格慎重，一般只能適用于連續性、反復性及不可恢復性的侵害，且應當進行嚴格的利益衡量， 以兼顧產業的發展與公眾權益的保護。同時，除完全排除侵害外，還應通過立法引進確立“部分排除侵害”、“代替排除侵害的賠償（即代替性賠償）”等過渡性質的責任制度，以便法院或執法機關通過對有關利益的比較權衡而對各種排除侵害的方式加以靈活運用，從而更好地兼顧各方利益及社會公正理想。
5、酌采責任保險與損害補償基金制度
環境污染侵權往往具有社會性，其受害地域廣闊、受害人數眾多、賠償數額巨大，加害者一般都難以承受。對此，許多國家為確保受害人得到充分的賠償，都對從事有高度風險的企業進行強制性責任保險。 這樣，因環境污染侵權而致賠償責任時，就可通過保險的渠道將巨額的賠償金分散于社會，從而實現損害賠償的社會化。這既保障了企業的生產經營安全，又有利于對受害人的及時救濟，避免了各種矛盾的沖突及因之而生的社會動蕩。為此，我國也應建立環境污染侵權損害賠償的責任保險機制，對有高度污染危險的企業，實行強制性責任保險，并明確具體地規定承保范圍、保險金額、責任條款和理賠程序等。
此外，針對加害主體難以確定、或支付能力有限、或已經破產或關閉，而受害人急需救助等特殊情形，應根據我國的具體國情，逐步建立環境污染損害補償基金制度。具體做法可適當借鑒日本1973年《公害健康損害補償法》的立法經驗， 我國也有學者提出了這方面的設想。
6、授予受害人的咨詢權和責任鑒定請求權
環境污染侵權發生時，及時取得有關證據材料，對受害人提起訴訟至為重要。然而，環境污染侵權作為工業化的產物，往往關涉高度科技，而受害人又多為沒有此類技術能力和專業知識的普通公民，加上加害者出于對工藝流程、專有技術保密的需要可能阻止原告的取證活動，因此，立法明確授予受害人對加害人或有關國家機關就有關機器設備、使用原料、排放廢棄物的種類、數量、性質、遷移轉化規律及可能的危害后果等的咨詢權或向當地環境行政管理機關的責任鑒定請求權就十分必要。
7、完善行政調解制度與仲裁制度
行政調解是我國環境污染侵權糾紛尋求解決的重要途徑，但就其運行而言，卻又因缺乏具體化的規范，以致有關主管部門不能公正、有效地依法開展工作，也不利于當事人合法權益的維護。因此，應參照日本、臺灣地區《公害糾紛處理法》的規定，制定具體的環境糾紛行政處理或調解法，并對有關受案范圍、主管機關、處理程序、效力等作出明確規定。
仲裁，作為一種靈活、經濟的糾紛解決機制，在國外及國際環境污染侵權糾紛中都有其運用。我國《仲裁法》第2條規定：“平等主體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發生的合同糾紛和其他財產權益糾紛，可以仲裁。”環境污染侵權糾紛一般都關涉財產權益，把環境污染侵權糾紛解釋為“其他財產權益糾紛”的一種并無不可。考慮到環境污染侵權的復雜性，在損害事實、因果關系、賠償數額等事項的認定方面，雙方當事人往往存在很大分歧，不易達成和解；而行政機關的調解處理有時也不成功，因此，運用仲裁方式
參解決環境污染侵權糾紛很有必要，我國立法應加以明定。
考文獻：
張新寶著：《中國侵權行為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32頁。
曹明德著：《環境侵權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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