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家弘 ]——(2000-9-27) / 已閱19161次
中國證據法學前瞻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何家弘
●“科學證據”時代的來臨向司法人員提出了新的挑戰。司法人員必須學習和掌握現代科學技術，提高司法活動的科學水平。
●無論是實現司法的實體公正還是程序公正，都要求我們重視證據，要求我們制定一套嚴格的而且切實可行的證據規則。
●我國的證據法應該明確規定各種證據規則，包括收集證據的規則、保管證據的規則，采用證據的規則，排除證據的規則，舉證的規則、質證的規則等。
近二十年來，我國的證據理論研究取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我國的司法證明實踐也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但是從總體上看，我國在這一領域的理論研究還缺乏突破和創新。目前，我國的證據法學不僅落后于審判實踐的需要，也落后于司法改革的步伐。展望充滿機遇和挑戰的21世紀，聆聽“依法治國”的時代呼聲，我國的證據法學必將走出低谷，創造輝煌。
一、迎接科學證據時代的挑戰。
縱觀人類司法證明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證明方法和手段的兩次重大轉變。第一次是從以“神證”為主的證明向以“人證”為主的證明的轉變。第二次是從以“人證”為主的證明向以“物證”或“科學證據”為主的證明的轉變。在這一進程中，科學技術的進步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講，物證在司法活動中的應用和推廣總是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稱物證及其相關的鑒定結論等證據為“科學證據”。
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物證在司法活動中的運用一直處于隨機和分散發展的狀態。直到18世紀以后，與物證有關的科學技術才逐漸形成體系和規模，物證在司法證明中的作用也才越來越重要起來。毫無疑問，19世紀是“科學證據”長足發展的時期，而20世紀則是“科學證據”步入司法證明舞臺中心的時代。例如，隨著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各種以人身識別為核心的物證技術層出不窮。繼筆跡鑒定法、人體測量法和指紋鑒定法之后，足跡鑒定、牙痕鑒定、聲紋鑒定、唇紋鑒定等技術不斷地擴充著司法證明的“武器庫”。特別是本世紀80年代出現的DNA遺傳基因鑒定技術，更帶來了司法證明方法的一次新的飛躍。目前在一些科學發達的國家中，“科學證據”已經在各種司法證明手段中占據首位，成為新一代“證據之王”。可以毫不夸張地預言，21世紀的司法證明將是以“物證”為主要載體的科學證明。
“科學證據”時代的來臨向司法人員提出了新的挑戰。在復雜紛繁的現代社會生活中，在日新月異的科學發展進程中，司法活動的對象也在不斷提高其科技含量，司法活動的環境也在不斷更新其科技內容，因此司法人員必須學習和掌握現代科學技術，提高司法活動的科學水平。具體就司法證明而言，我們首先要轉變以“人證”為主的辦案觀念，克服“口供情結”，要養成以“科學證據”為主的辦案習慣；其次，我們要增加司法證明手段的科技含量，即使在各種“人證”的運用過程中也要提高科技水平，要學會運用心理科學、行為科學和其他科學方法來詢問證人和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科學地查明案情和證明案件事實。
二、司法公正呼喚嚴格強大而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證據法。
“依法治國”是時代的呼聲，而司法公正則是實現“依法治國”的重要保障。司法公正有兩層含義：其一是要求司法機關在司法活動的過程中堅持正當、平等的原則；其二是要求司法機關在司法裁決的結果中體現公平正義的精神。前者稱為“程序公正”；后者稱為“實體公正”。就司法系統而言，實體公正是指系統的最終“產品”是否公正；程序公正是指該“產品”的“生產過程”是否公正。
實體公正必須建立在正確認定案件事實的基礎之上。如果案件事實認定有誤，那么司法裁決的結果就不可能是公正的。例如，張三本沒有殺人，法官卻認定他殺了人，實體公正就無從談起了。由于案件事實一般都是發生在過去的事件，而且司法人員只能間接地通過各種證據去認識那些過去的事件，所以證據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司法人員對案件事實的認定正確與否。換言之，離開了證據，實現司法的實體公正就是一句空話。
程序公正具有兩個基本功能：其一是保障司法活動的當事人或參與者的正當權利得到平等的保護；其二是保障在司法活動中盡可能實現實體公正，因此，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是相輔相成、不可偏廢的。要實現程序公正，就必須有一系列的規則，而證據規則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例如，認定案件事實必須依靠證據，因此就要有切實可行的證據規則來保障正確地收集證據和使用證據，包括具體證據的發現、提取和保管等程序方法。毫無疑問，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收集證據的行為侵犯了當事人的合法權利，違背了程序公正的基本原則，而且會使司法人員對案件事實的認識步入歧途，因此，這種行為必須禁止，這樣獲得的證據必須排除。沒有這些證據規則，程序公正就是一紙空文。
由此可見，無論是實現司法的實體公正還是程序公正，都要求我們重視證據，要求我們制定一套嚴格的而且切實可行的證據規則。為了適應新世紀對司法活動的要求，為了在“依法治國”的框架內保障司法公正，我們有必要制定一部統一而且“強大”的證據法典。這也是我國證據法學面向21世紀所不容回避的歷史使命。
三、“法定證明”與“自由證明”的結合是我國證據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
拋開社會的階級屬性和政治屬性，我們可以抽象地把古今中外的司法證明制度歸納為兩種基本模式：一種是法定證明模式（亦稱為“法定證據制度”）；另一種是自由證明模式（亦稱為“自由心證制度”）。這兩種模式的根本區別在于法律是否給司法人員收集使用證據和審查判斷證據的自由。換言之，是由法律事先規定出收集使用各種證據的規則和審查判斷每一種證據的標準，還是讓司法人員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和個人的良知去自由收集證據和判斷證據。時至今日，人們對這兩種司法證明模式仍然褒貶不一。
主張法定證明模式的人認為：司法公正的核心就在于相同案件應該得到相同的處理；而要做到這種一視同仁，司法人員在收集使用證據和審查判斷證據時就必須遵照統一而且具體明確的規則，不能有任何自由裁量權。換句話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不僅適用于實體法問題，也應該適用于程序法問題，也應該適用于證據的收集和判斷。此外，證據規則與實體法規則一樣，也應該具有可預見性，所以必須由法律事先明確地規定出來。
但是偏愛自由證明模式的人認為：案件的具體情況是紛繁復雜的，證據的內容和形式是多種多樣的，社會的環境狀態也是發展變化的，因此由法律事先把一切都明文規定下來的做法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在實踐中是不可行的。為了保證具體案件中證據的合理性和準確性，法律必須給司法人員運用證據進行證明的自由裁量權，讓他們根據案件當時的具體情況去自由地收集使用證據和審查判斷證據，去自由地運用證據認定案件事實，而且司法人員普遍具備的良知和能力也完全能夠勝任這項工作。
目前，我國采用的證據制度基本上屬于自由證明的范疇，盡管我們也有“嚴禁刑訊逼供”和“未經對方當事人同意私自錄制的錄音資料不得作為證據使用”等規定。由于我們多年來一直宣稱我國采用的是“實事求是的證據制度”，一直強調在運用證據時要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因此我國的司法人員在運用證據認定案件事實時確實享有頗讓外國法官羨慕的自由裁量權。
進行證據制度改革，制定統一的證據法典，我們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明確改革方向和我國證據法的基本框架。毫無疑問，我們的證據制度應該是自由證明模式與法定證明模式的結合。考慮到目前我國司法人員的總體素質比較低和審判實踐中證據采信混亂無序等情況，我國的證據制度改革應該堅持以法定證明模式為主、以自由證明模式為輔的思路。在證據制度的大部分內容上采用法定證明模式，僅在證據價值評斷上采用自由證明模式。換言之，收集使用證據一定要規范化；審查判斷證據可以自由化。具體來說，我國的證據法應該明確規定各種證據規則，包括收集證據的規則、保管證據的規則，采用證據的規則，排除證據的規則，舉證的規則、質證的規則等。但是在評斷各種具體證據的證明價值時，法律不必束縛司法人員的手腳，而應該給予他們較大的自由裁量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