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常慶 ]——(2004-8-5) / 已閱14958次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暫緩起訴制度的可行性探究
作者: 廣東豐順縣人民檢察院 游常慶
未成年人犯罪逐年增長和犯罪低齡化是當前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一個突出問題，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已引起世界各國的重視。對未成年人犯罪的處罰又是關系到他們將來的前途和命運，是重是輕還是以其他方式進行處罰？仍是世界各國在不斷探索的路子。德國、美國、日本等國家為預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相繼推出各種有效的保護措施和法律制度，如附條件不起訴、觀護制度等。可見這些國家在刑事司法制度上已逐漸從懲罰主義走向保護主義的。我國經過多年的實踐，總結出一個新的結論：解決未成年人犯罪應以預防為主，懲罰為輔，從源頭上遏制犯罪。
針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和特點，我國政府已制定了《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及加入《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等國際條約，對預防和減少犯罪，保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起到重要作用。雖有這些法律制度還是遠遠不夠的，要長效地預防犯罪，必須健全有效的預防和控制機制，完善保護未成年人權益的司法制度，以體現人性關懷和寬大的法律政策，促進現代司法理念文明。因此，筆者在本文中就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應適用暫緩起訴制度略談粗淺之見。
一、 暫緩起訴的法律界定
暫緩起訴實際上是外國刑事訴訟中的一項制度。在德國稱為附條件不起訴，就是指以暫時不起訴為條件，檢察官對被告人規定一定期限內履行法定要求，被告人如果不履行要求，則要追究其刑事責任。德國議會賦予檢察官不起訴斟酌權，加強對刑事犯罪的有效追究和合理配置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率，節約訴訟成本，保障人權具有積極意義，也對其他國家少年司法制度建設起到很好的借鑒作用。
隨著時代的發展，犯罪日益智能化、復雜化和低齡化，在司法資源有限的今天，實現訴訟效率與價值尤為重要。暫緩起訴在我國現行法律中是沒有規定的，然而許多舊的法律制度阻礙了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已不適應新形勢的需要。誠然，司法改革已是勢在必行。美國經濟學家密爾頓·弗里德曼說過：“沒有任何法律可以得到如此精確的限定，以致避免了任何解釋問題；同時沒有任何法律能夠得到如此精確的限定，以致于明確地包含了一切可能出現的情況。”因此，法律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必然給實施這部法律的人留有一種有限的自主空間。在新一輪法律制度改革的推動下，大膽借鑒外國有益的經驗未嘗不可，也是適應與時俱進的要求。我國南京、武漢等地檢察機關在不斷探索和實踐中，對未成年人犯罪推行暫緩起訴的新嘗試，收到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是應該肯定的。當然也引起法律界上的爭議，有人認為實行暫緩起訴于法無據，違背罪刑法定原則和適用法律人人平等原則。可以看出他們對不起訴制度的認識只局限于現有法律層面上，照搬硬套法條，缺乏對暫緩起訴內在所蘊含價值的理解。畢竟我國還是個發展中國家，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對未成年人的刑事訴訟保護工作開展比較晚，立法上尚有疏漏，法律體系不夠完善。因而提出這些觀點是可以理解的，引起爭議也是正常的。筆者認為，對待一個新生事物的評價，則應以馬列主義辯證觀點來論證，以實踐來總結其價值所在，包括法律上的價值和社會上的價值。只要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國家，有利于社會的東西，是值得倡導和推行的。
暫緩起訴，是指人民檢察院對應當起訴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本著綜合治理原則和案件自身條件，在一定期限內不作處理，期滿后根據具體情況作出起訴或不起訴決定的一項制度。
法律專家認為，暫緩起訴制度符合當前國際刑罰輕緩化的發展趨勢，也符合刑罰個別化的刑事理論，有助于刑罰教育功能的實現。對于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來說，在身心上與成年人有著明顯的差異，而司法機關對未成年人又肩負著特殊的保護使命，既要維護社會穩定，又要保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高度出發。因此，全面科學地理解暫緩起訴，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積極推行暫緩起訴制度，落實各項幫教配套措施，防止犯罪人重新犯罪，營造良好的社會法治環境，對建設現代法治文明具有深遠意義。
我國已經加入保護未成年人相關的國際條約，在不斷推進司法實踐過程中，進一步減少程序，減少司法機關和當事人的訟累，提高效率，進而獲得低成本的司法保護，著眼于長效機制，加快司法軟環境的建設。在立法上建立與未成年人相適應的刑事訴訟程序和制度，將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則寫進刑事訴訟法，把處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暫緩起訴制度予以法律化，規范檢察機關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機制，逐漸與國際上接軌，努力完善我國少年刑事司法制度。
二、暫緩起訴的可行性及意義
在司法實踐中，不難得出未成年人犯罪的誘因：主要有未成年人本人原因、家庭原因、學校原因和社會原因。針對這些因素，社會各界都在不懈努力尋求各種預防途徑，以解決犯罪源頭，遏制犯罪蔓延。未成年人不乏是祖國的未來和民族的希望，檢察機關在不斷總結實踐過程中，對符合一定條件的未成年人通過暫緩起訴進行教育挽救，重塑靈魂，徹底矯治他們的畸形心理和不良行為，是職責的應有之義，也是符合人類共識潮流的。
首先，實行暫緩起訴，有利于發揮其訴訟經濟效益價值。刑事訴訟本身是一項成本較高的司法活動，訴訟價值的取向主要是訴訟經濟、以寬大方式實現一定的刑事政策或者保障一定的政治利益。而在我國目前司法負擔日益沉重，訴訟成本高效率低，司法資源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尋求合理、科學地配置司法資源，提高訴訟經濟價值，已落在司法實踐者的肩上。從1983年以來，我國一直推行“嚴打”刑事政策，而忽略了從源頭遏制預防犯罪，沒有充分利用不起訴制度的作用。筆者認為，在“嚴打”政策不變的前提下，實行暫緩起訴制度，恰好是使部分屬于未成年人犯罪較輕刑事案件，在起訴環節適時終止，使案件不要進入審判程序，有利于縮短訴訟時間，減少投入，提高訴訟效率，更合理地配置司法資源。在《聯合國青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中也規定：“應酌情考慮在處理少年犯時盡可能不提交主管當局正式審判防止少年司法中進一步采取的訴訟程序的消極作用”。
其次，有利于預防和減少犯罪。實踐表明，未成年人犯罪，特別是犯罪行為不嚴重、主觀惡性不大的初犯、偶犯，悔罪較好的，很多起訴到法院后，大都被判處較輕刑罰，這樣對未成年人予以定罪和科以刑罰，辦案部門往往對案件辦結后就了事，普遍沒有跟蹤監督，使他們沒有及時得到良好的教育，雖然懲罰了，但是預防效果不大。相反使很多未成年人在看守所或監獄里，容易被交叉感染，釋放后沒有得到一定措施的約束，造成自悲和被歧視的消極心理，難以抹去自己人生上的這個刑事污點，在一定程度上會加重其逆反心理，仇視社會，容易重新犯罪，加大了教育改造的難度，致使難以達到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如果運用暫緩起訴制度，給予他們一定時間，通過幫教，使他們反省過去，認識到自己行為對社會的危害性，并在良好的社會環境中繼續生活學習，給他們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收到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往往會更好。事實證明，通過教育和矯治，絕大多數未成年人犯能痛改前非，基本上沒有走上犯罪道路。
再次，有利于開展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綜合治理方針歷來是我國解決未成年人犯罪問題的基本對策。刑罰的目的就是懲罰犯罪和預防犯罪，其著眼點應該是預防犯罪，保護社會。通過預防教育，使可能犯罪的人不去實施犯罪，減少違法犯罪的滋生，把犯罪遏制在未然狀態，以更好地保護人民。而未成年人本身思想單純，易沖動，盲目性和激情化并存，自我控制和辨別是非能力較差，容易受到不良思想侵蝕而走上違法犯罪道路。但他們又正處于自身發展和接受教育的最佳時期，可塑性很強，容易接受教育改造。正如馬克思說過：“兒童和少年的權利應當得到保護，他們沒有能力保護自己，因此社會有責任保護他們”。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38條規定：“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可見，應利用司法機關的法律專業優勢，積極開展社會預防工作，檢察機關對未成年犯罪人實行暫緩起訴制度，是從人道主義出發，是社會對他們的寬容精神，使他們回到家庭、學校和社會的正常生活和學習，了解到一定的法律知識，提高法制觀念，培養良好的道德品質，引導他們樹立正確的人生方向，對減少和預防犯罪起到很好的效果，有利于社會治安的穩定。
第四、有利于檢察機關正確處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尚未完全發育成熟，各個方面還未定格，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誘惑和誤導，致使觸犯刑律。而他們又是擔負著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歷史使命，是今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生力軍。因而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的人民檢察院應充分認識到辦理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重要性，應根據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從保護的角度區別于成年人犯罪，堅持以預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落實各項有效的措施，擴大考察面，以人為本，立足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針，用人性化的關懷喚醒他們的良知。檢察機關肩負著打擊和預防犯罪的雙重任務，運用好檢察職能作用，對未成年人犯罪寓教于辦案，注重教育和挽救工作，加強法制宣傳，正確處理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對推進我國少年司法制度建設具有深遠意義。
三、暫緩起訴制度的完善
暫緩起訴作為一種程序性的刑事制度，在實踐上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面對越來越多的未成年人走向違法犯罪，并出現暴力化、低齡化等現象，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為此我國政府和司法機關通過各種途徑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我國在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上的立法還相對滯后，措施不夠完善，少年司法制度仍不健全，因而推行暫緩起訴，理應成為一種新的可行的制度。
（一）暫緩起訴的適用條件
1、必須是未成年人，即犯罪嫌疑人作案時未滿18周歲；
2、犯罪情節輕微，依法可能被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或單處罰金的或者是可能被判處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有自首或立功等法定情節的；
3、必須是初犯、偶犯或脅迫犯、從犯，累犯應除外。
筆者認為，只有具備上述三個條件，對犯罪嫌疑人才能適應用暫緩起訴。
（二）操作程序
1、嚴格審批程序。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由理論業務水平較高，熟悉未成年人特點，熱心于幫教的檢察官來承辦。承辦人對案件進行審查后，應當擬寫案件審查報告，提出審查意見，報主訴檢察官審核，并由公訴部門集體討論， 提出意見，最后報請檢察長或者檢察委員會決定。
2、告知程序。由辦案檢察官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監護人和被害人，并聽取他們的意見。犯罪嫌疑人應向被害人公開賠禮道歉，賠償一定經濟損失。若雙方當事人都無異議，即對犯罪嫌疑人宣布執行暫緩起訴決定；如果被害人對暫緩起訴決定不服的， 在規定的期限內（一般為15日）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訴；被害人也 可以在規定期限內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
3、監督程序。對犯罪嫌疑人宣布暫緩起訴決定后，進入考察階段，考察期限一般以6個月至3年為宜。規范幫教制度，考察必須落實三方面工作：一是建立三級考察網絡，則由檢察院、學校（居委、村委）和家庭形成考察體系；二是被考察人每月至少有一次向考察人員做思想匯報；三是檢察人員定期到被考察人所在地、學校作調查了解，及時掌握被考察人的活動情況，通過對被考察人的測評和心理分析，透過異常現象，及時發現苗頭，化解消極因素。
4、處理程序。考察期滿后，如果犯罪嫌疑人沒有違法犯罪行為，并認真學習、生產或完成各項規定的義務，說明有悔改表現，一般應作出不起訴決定；若在考察期間發現有違法犯罪行為的，表現較差的，應向法院提起公訴。
綜上所述，對待未成年人這一特殊群體的犯罪案件，應本著理性、冷靜、權衡的司法理念看待問題，在一個法治的社會里，預防往往比懲治更重要，用人性化的執法理念關懷未成年人，是現代司法文明的標志，對未成年人犯罪實行暫緩起訴制度更是法治的進步。所以，筆者認為，根據我國國情出發，借鑒吸收外國先進經驗和成果，健全我國刑事司法體系，有必要推行暫緩起訴制度。建議國家立法機關以立法形式確定暫緩起訴，完善不起訴制度，賦予檢察官較大的自由裁量權，以更好更合理地配置司法資源。
本文于2003年載于<檢察實踐>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