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欣 ]——(2004-8-8) / 已閱46420次
試述商法與民法、經濟法的聯系與區別
傅欣
民法、商法、經濟法的相互關系，是近年來倍受法學界關注的一個問題。民商合一亦或民商分立的相左意見頻仍，而關于民商法和經濟法的共性和個性的爭論，更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民法、商法和經濟法作為規制市場交易和經濟運行的互補互動的重要法律部門,是社會主義市場良性發展的重要制度保障。三個法律部門以市場的完善和協調發展為共同的立足點,相互之間存在許多共性和差異,充分認識其相同點和不同之處,對于健全我國經濟法律制度,推動市場經濟的穩定和高效運行具有重要意義。對三者之間關系的考察存在多個視角,而選取本質屬性和價值取向為切入點,能夠充分揭示問題的實質。此外,經濟分析方法的運用,則是進一步深化該認識的有效途徑。
（一） 商法與民法的關系
商法和民法共同調整商品經濟關系，通屬私法，兩者有著密切的聯系。商法大量使用民法的某些原則、制度、規范，同時，屬于商法的一些原則、制度和規范也不斷的被民法所吸收。眾所周知,民法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法律規范。它是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發展。它所調整的財產關系主要是指財產歸屬和流轉關系,人身關系是指個人非財產關系。而這些都符合龐德所指的個人利益的特征。無疑,民法所保護的利益是個人利益。而商法的主要則是由商事交易習慣形成的商品交換規則,完全可以視為民法的特別法,因此,它所保護的利益也是個人利益。
民法是商品經濟的產物。在古羅馬時期,商品交換十分頻繁。從事交易的人們漸漸需要一個共同遵守的交易規則來維護交易秩序,保障商品流通。于是,商品交換的習慣產生,進而,習慣發展為法。這就是民法的起源。民法既然以保護交易利益為主要內容,因而必須適應商品交換的要求,即人格之獨立性——能以自己獨立意志從事交易,所有權之確定性和訂立契約的自由。
商法起源于中世紀的歐洲。在公元11世紀,商人為保護自己利益,成立了商人基爾特,采用通行的商事慣例解決商人之間的糾紛。在當時,商人是一個特權階層。他們擁有普遍人所沒有的一些商品交易的權利。正是在這種環境下,商事慣例被長期沿用,最終發展為商法。商法保護的仍是商品交易者的利益。同民法相比,它無非是以更復雜、更特殊的規則來實現其保護目的。因此,大陸法系的主要國家一般認為商法系民法的特別法,兩者均以個人利益為保護重心,在諸多方面有重合、交叉之處。
在民法的編篡體系上，大陸法系有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之分。在主張民商合一論的學者們看來，無論民法大量吸收商法的最新成果，還是商法大量吸收民法已有的原則和制度，都是民商合一的重要表現。前者是“民法商法化”的合一論（德國學者李賽爾是代表人物），后者是“商法民法化”的合一論（我國民國時期林森、胡漢民是代表任務）。①而法國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把并存于同一經濟形態下的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的和簡單商品經濟形象的比喻成經濟的“高級齒輪”和“低級齒輪”，兩者具有不同的特點和運行規律。②
關于民法與商法關系有以下幾種論述：
一、 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
二、 反對民法是商法的特別法，但未提出新的見解，希望廣大民法學者研究；
三、 “民法和商事法規之間是基本法與補充基本法的單行法規之間的關系”③
現分述之。
第一， 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此觀點認為“民法有普通民法與特別民法之分。······在采民商合一國家的民事單行法，在采民商分立國家的商法，相對于作為普通法的民法典而言，屬普通法。我國采民商合一主義，現行民法通則相當于民法典的普通法地位，而公司法、海商法、保險法等均屬特別法。遇普通法與特別法均有規定的事項，應優先試用特別法的規定�！雹芸偟恼f來，商法是民事特別法，它和民法都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民事關系的規范；對市場關系來說，民法提供了民事主體、民事權利、民事行為和民事救濟的一般規定，而商法提供各種商事組織和商事交易的具體規則。前者以普遍性、穩定性和原則性著稱，后者以技術性、普遍性和靈活性而見長。此一觀點指出，“現行民法通則為民商合一之立法。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及技術合同法，雖屬商事合同法性質，但仍屬民法通則之特別法。海商法、公司法、票據法、保險法等，均屬民事特別法�！雹荨懊裆毯弦凰从车恼檬乾F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所謂民法的商法化�！雹�
第二， 反對把商法說成是民法的特別法。持此論者最有說服力的論據是認為“商法是民法特別法”的模式是一種過時的、陳舊的、落后的模式。在簡單商品經濟下產生完善的立法模式是不能適應當今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另外，此觀點還提出，國際性是商法的天然屬性，也是其調整的市場交易關系與其他社會關系的顯著特點；商法納入國內法后，忽視商法調整對象、調整方法的特殊性，把商法與家庭人身財產關系攪混在一起，在科學技術不發達的情況下其不合理性不明顯，但在世解一體化、經濟全球化的新時代，其不合理性就暴露出來了。因此認為“不應該將一個具有國際性調整交易關系的法律部門，淪為調整家庭關系的附庸。”⑦
第三， 認為民法和商事法規間是基本法的單行法規之間的關系。王利明教授等有這方面的論述，具體可概括如下：
首先，在我國法律體系中，實際上并不存在商法部門。雖然由于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有關公司、保險、票據、破產等方面的立法相應得到了重視和加強，但這些法律規范大多都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商品關系，因而可以視為我國民法的組成部分。我國民法作為調整社會商品經濟活動的基本法，是千千萬萬種商品關系的抽象化的法律現象，而調整商品經濟關系的商事法規不過是民法原則在具體領域中的表現，是民法規范在某些經濟活動中的具體化。
其次，“商法本身不可能組成部門法體系，而只能適用民法的一般原則，民法的總則、物權制度、債券制度實際上已對商品經濟活動的重要方面都做出了一般規定，對商事法規中的一些問題同樣適用�！雹�
（二） 商法與經濟法的關系
商法與經濟法的關系是存有爭議的。但在大陸法國家和普通法國家,在有商法典的國家和無商法典的國家,在國外和我國爭論的焦點是不同的。從總的趨勢來說,在國外,經濟法和其他法的關系主要是同商法的關系。在我國商法與經濟法的矛盾不是很突出。因為,在西方國家中都有較完備的商事法律制度,社會是典型的商業社會,一切都早已商事化。就是有民法典的國家,也由于民法商法化,從而使民商矛盾弱化。而經濟法作為一種新型的法律制度,要突破舊有法律部門的劃分疆界,從古典商法規范中引申出來的原理重新組合為一個新的整體。這樣,在西方社會經濟法與商法的矛盾就顯得比較突出。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民法和商法是從橫向調整社會經濟關系,他們是一般和特殊的關系，而經濟法則既從橫向、也從縱向調整社會經濟關系。它們雖然是各自獨立的法律部門,但并非純然無涉,而是應相互配合,相互輔助,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來保障社會經濟發展。單純以某一個部門法為主體,其必將有害于我國改革開放大業的順利進行。
① 蘇惠祥主編：《中國商法概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頁。
② 同上，第101頁。
③ 梁慧星《民法總論》�！熬盼濉币巹澑叩葘W校法學教材，1998年版，第2頁。
④梁慧星《民法總論》�！熬盼濉币巹澑叩葘W校法學教材，1998年版，第2頁。
⑤梁慧星《民法總論》�！熬盼濉币巹澑叩葘W校法學教材，1998年版，第2頁。
⑥梁慧星《民法總論》�！熬盼濉币巹澑叩葘W校法學教材，1998年版，第2頁。
⑦ 王利明，《論中國民法典的制訂》，《政法論壇》（中國政法大學學報）（京），1998年5期44-52，83。
⑧王利明，《論中國民法典的制訂》，《政法論壇》（中國政法大學學報）（京），1998年5期44-52，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