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光中 ]——(2000-12-19) / 已閱23905次
刑事訴訟法學二十年
陳光中/鄭旭
50年代后期開始的左傾思潮與“文化大革命”，使我國的社會主義法制慘遭踐踏，法學之花凋零殆盡，刑事訴訟法制與刑事訴訟法學也不例外。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了黨的工作重點向經濟建設轉移的戰略決策，并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歷史任務。鄧小平在講話中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瓚摷辛α恐贫ㄐ谭�、民法、訴訟法和其他各種必要的法律……”（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6頁。）從此，我國的法制建設工作逐步展開，與之相適應，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工作也開始沖破“左”的思想束縛，迅速復蘇和發展，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一、二十年的回顧
這二十年刑事訴訟法學的發展大體可劃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78年到1992年，即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四大以前。這一階段可以說是刑事訴訟法學的復蘇和初步發展階段。這一階段的成果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觀念上撥亂反正并為1979年刑事訴訟法的制定作理論上的準備。在“文革”期間，不少正確的刑事訴訟原則、制度，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院依法獨立審判、律師辯護、上訴不加刑等等都被視為“資本主義黑貨”、“右傾觀點”而受到粗暴批判和徹底的否定，認為這些原則和制度與社會主義是不相容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學者們沖破禁區，大膽探索，對這些原則和制度重新作了肯定性的論述和評論，并認為它們是衡量我國民主和法制健全程度的重要尺度，從而為1979年刑事訴訟法的制定提供了理論上的準備，幾個院校的刑事訴訟法學知名專家還直接參與了立法工作。1979年刑事訴訟法的頒布，不僅為公安司法機關辦理刑事案件提供了應當遵循的規范，同時也為刑事訴訟法學體系的形成提供了依據。
其次，編寫刑訴法學教程，初步形成刑事訴訟法學的基本體系。50年代，我國刑訴法學者曾經參考前蘇聯的刑訴教科書，嘗試建立自己的學科體系，但由于受“左”的思想的沖擊，一直未能正式出版刑訴法學教科書。刑事訴訟法的頒布，為出版我國自己的刑訴法教材創造了條件。張子培主編的司法部統編教材《刑事訴訟法教程》是新中國第一部刑事訴訟法學教科書，該書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以刑事訴訟法為依據，對我國刑事訴訟法作了全面的闡述，對外國刑事訴訟制度也有所評介。此后，各院校陸續編寫了自己的教材，但從體系上說都是大同小異，逐漸形成了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學體系。
第三，對刑事司法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和一些理論問題展開專題探討，把刑事訴訟法學進一步推向前進。在這一階段，學者們紛紛發表文章、出版專著，對很多問題進行了探討。實踐問題包括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問題，辯護律師的性質問題，辯護人對被告人未被揭發的犯罪事實應否保守秘密的問題，被告人供述與辯解問題，特別是共同犯罪同案人口供能否作為定案的唯一根據的問題，免予起訴的存、廢、改的問題，上訴不加刑的適用問題，等等。對刑事訴訟法學中某些具體的理論問題也展開了較深入的討論，如關于刑事訴訟主體問題，刑事訴訟形式問題，基本原則的體系問題，刑事證據的概念、特征問題，無罪推定、自由心證是否適用于我國的問題，疑案如何處理的問題，以及如何對待外國刑事訴訟法制等。這一階段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陳光中主編的《外國刑事訴訟程序比較研究》，陳一云主編的《證據學》，王以真主編的《外國刑事訴訟法學》等。
第四，成立了專業化的學術研究團體，為刑事訴訟法學的繁榮起到了推動作用。1984年以來，全國性的訴訟法學學術團體中國法學公訴訟法研究會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訴訟法研究會相繼成立。中國法學會訴訟法研究會每年都要舉行一次全國性的訴訟法年會，討論訴訟法學的有關理論問題以及改革與完善訴訟制度的問題。訴訟法研究會及其舉辦的年會在推動訴訟法學的研究，促進學者間的學術交流，促進法學理論與立法、司法實踐相結合，培養年輕的訴訟法學者等方面都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第二階段，從1992年十四大的召開到現在。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十五大為了與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相適應，進一步提出依法治國的要求。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因此也進入了一個生機勃勃的發展階段。這一階段的成果主要表現在：
第一，與立法修改相聯系的研究。進入90年代以后，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開放的不斷擴大，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形成，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提到了日程上來。為了適應新的形勢的需要，學術界對如何修改刑事訴訟法積極進行了研究。圍繞這個全社會關注的問題，學者們發表了大量文章并出版了一些專著，其中，對立法影響較大的是陳光中教授主持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改建議稿〉》及出版的專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改建議稿與論證》。該修改建議稿與論證提出的重要立法建議大部分被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采納和吸收，主要有：吸納無罪推定原則精神，明確規定疑罪從無；律師介入刑事訴訟的時間提前；加強對被害人權利的保障；完善強制措施，廢棄收容審查；改革審判方式；增設簡易程序等等。立法對修改建議稿的吸收提供了法學理論研究為法制建設服務的一個典型實例。
1996年3月，八屆人大四次會議通過了關于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決定。為了及時總結刑事訴訟法實施過程中的各種問題并提出解決方案，1996年11月24日至25日，中國政法大學刑事法律研究中心主辦了在京部分教授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問題座談會。在這次會議上，與會專家針對刑事訴訟法實施中的一系列問題，例如管轄問題、律師和辯護人問題、強制措施問題、審查起訴問題、審查程序問題進行了細致深入的討論，并形成了在京部分教授關于刑事訴訟實施問題的若干建議，送有關部門參考。與此同時，各地學者和司法實務專家也紛紛發表文章，探討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的實施問題并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1998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就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學者、專家們的意見。
第二，刑事訴訟基本理論的研究。在這一階段，刑事訴訟法學界的研究成果突出表現在一些年輕學者通過博士論文和專著的出版，對刑事訴訟法學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如刑事訴訟結構、目的、價值、程序公正等，進行了有一定深度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成就。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李心鑒的《刑事訴訟構造論》、宋英輝的《刑事訴訟目的論》、左衛民的《價值與結構—刑事程序的雙重分析》、陳瑞華的《刑事審判原理論》等。這些著作有的論證了刑事訴訟法學的目的應當是追究犯罪與保護人權相結合，有的指出刑事訴訟的合理結構是控辯平等，裁者居于客觀立場，中國應吸收當事人主義合理因素。有的認為，刑事訴訟的價值不外乎自由與安全，或認為價值應包含公正、秩序、效益等，有的則對審判的原理作了較深入的探究。這些著作不僅使刑事訴訟的基本理論研究開拓視野，大放異彩，對立法、司法實踐也無疑有所影響。
第三，對外國和臺、港、澳刑事訴訟法的研究。在這一階段，學術界結合刑事訴訟法的修改，非常重視對外國刑事訴訟法的研究，以期從外國刑事訴訟制度中吸收和借鑒成功做法和有益經驗。這方面的顯著成果是組織翻譯出版了當代有代表性的國家的刑事訴訟法典，其中意大利、德國、法國、美國的刑事訴訟法典或規則已經出版。研究外國刑事訴訟法的專著和教科書比較優秀的有孫長勇的《日本刑事訴訟法導論》，程味秋主編的《外國刑事訴訟法概論》等。在此期間，刑事訴訟法學者大批赴外國和臺、港、澳地區進行考察和參加學術會議，還邀請外國的刑事訴訟法學者來華講授外國的刑事訴訟制度，如美國、德國、加拿大都有學者多次來我國講學。另外，中國政法大學刑事法律研究中心主辦了兩次北京刑事訴訟法學國際研討會，與會境外代表來自加拿大、美國等十余個國家和臺、港、澳地區。會議對加強中國與國際社會在刑事法學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促進中國刑事司法制度的科學化和民主化具有積極的意義。
二、二十一世紀的展望
21世紀的中國，改革開放將繼續深入擴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進一步發展，依法治國的方略將大力實施。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與刑事訴訟法學”的主旋律下，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將更加廣闊、深入，走向新的繁榮、筆者認為，刑事訴訟法學界近期應當著重研究以下問題：
（一）研究從刑事訴訟方面推進司法改革
江澤民總書記在十五大報告中要求“推進司法改革，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彼�指出：“要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有領導地加快司法改革的步伐，逐步形成有中國特色的司法體制。”（注：江澤民總書記在1997年12月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見1997年12月25日《法制日報》。）本世紀以來，已經進行了兩次司法改革，第一次發生在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轉變的清末，通過學習西方創建了中國的近代法制；第二次發生在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向社會主義轉變的解放初期，在摧毀舊法制的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法制。現在將要進行的司法改革則是為了適應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需要。1996年刑事訴訟法的成功修改就是一次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改革。目前，新刑事訴訟法實施中遇到一些問題，1998年的《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解決了其中的一些主要問題，但仍有很多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和研究，如管轄問題、強制措施問題、證明要求問題、辯護律師的閱卷問題、證人出庭問題等等。而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進一步進行司法改革。
刑事訴訟法學界在這次司法改革中應當積極制造輿論，獻計獻策。我們認為，這次司法改革的目標總的來說是進一步實現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對一個文明社會的基本要求和重要標志，如果司法公正不能實現，社會公正就無從談起。為了實現司法公正，必須從制度上予以保障。比較重要的措施有：一是保障司法機關獨立行使職權；二是公開審判；三是加強陪審制度；四是加強法律監督。其中，我們應當特別關注司法獨立。司法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完全是司法本身職能的特殊性以及運作的特殊規律所決定的。要正確司法，維護法律的尊嚴，就必須給司法機關（或法官）以獨立、依法裁決案件的權利。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法官除了法律就沒有別的上司。法官的責任是當法律運用到個別場合時，根據他對法律的誠摯的理解來解釋法律……獨立的法官既不屬于我，也不屬于政府。”（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6頁。）馬克思雖然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條件下提出這個論斷，但其精神在今天仍然是適用的。要做到司法獨立，需要我們在許多方面進行改革，如改變對司法機關的人權、財權的控制體制，改革法官、檢察官的遴選制度等等。這些雖不是一朝一夕能夠解決的，但我們首先應當確定改革的目標，然后再逐步予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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