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苗勇 ]——(2004-8-20) / 已閱12443次
犯罪產生的社會責任
苗 勇
前不久，我在《人民法院報》上看到一則消息，題目是“廣西刑事審判體現人文關懷”，其中寫到：“改進了嚴打方式方法，取消長期以來實行的召開集中公判大會等做法”。①我為此叫好，同時也引發了一些感想。
諸如上述的做法，主要來源于刑事司法的人文理念：每個人都應該受到尊重和關懷，無論他是誰，無論他做過些什么，無論種族、膚色、宗教、性別、收入、階級、地位、職業或其他特點。但我以為這還不夠，我們之所以要這樣做，還在于犯罪的產生，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社會是有責任的。
意大利著名犯罪學家菲利說過：“在從法律現象的角度對犯罪進行研究之前，必須首先研究各國重復出現的犯罪的原因。這都是一些自然的原因，我曾經把它們分為人類學的、自然的和社會的原因三類。”②這無疑是正確的，任何犯罪的出現，都是有主、客觀原因的。某種犯罪，是某個人自己干的，他當然必須承擔相應的道義責任。如果個人沒有意志自由，一切行為都是由客觀原因所決定的，那么，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是不可行的。也正是基于這個理由，現代刑法對無刑事責任能力的人，一概不予追究。但是，犯罪的發生，還有其社會環境的原因。“犯罪人犯罪并非出于自愿；一個人要成為罪犯，就必須使自己永久地或暫時地置身于一種個人的、自然的和道德的狀態之下，并生活在從內部和外部促使他走向犯罪的那種因果關系鏈條的環境中。”③“如果他有幸生活在一個沒有任何促使其犯罪的誘因的良好環境中，他可能活到80歲也不犯罪。”④沒有社會存在的某種不良因素的的影響，是不可能有犯罪出現的。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是犯罪人在其主觀支配下實施的，他承擔刑事責任，具有正當性。犯罪行為的發生，也是社會客觀因素作用的結果，那么，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社會管理者，能一推了之，沒有絲毫責任嗎。我以為，這是一種沒有社會責任感的表現。
文革期間，由于社會管理者的錯誤，耽誤了一代人的正常成長。動亂結束后，一部分沒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輕人，理想信念喪失，精神頹廢，走上了犯罪道路。他們的人生悲劇，固然有個人的責任，但文革的責任能推卸嗎？社會管理者的責任能推卸嗎？
現在，刑事犯罪率仍在上升，這些犯罪人大都是貧困農村、文化在初中以下的青年。而生活有保障，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在犯罪中所占的比例相當低。對“三農”問題有深刻見解的李昌平說：“犯罪、水土流失、自然災害、沙塵暴等，其實是農民問題的延伸。”⑤說到底，是貧困和落后的結果。這些人的犯罪，是和那個地區經濟、教育落后相關的。經濟、教育的嚴重滯后，必然使得一些人合法生存能力較差，在追求富裕生活時，鋌而走險，用非法的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發展一個地區的經濟、教育，是政府義不容辭的任務。如果這個地區的經濟、教育發達了，人們的生存能力普遍較強，犯罪人必然大大減少。所以，一個地區的犯罪人多，我們的社會管理者，是有責任的。
犯罪人都是從非犯罪人來的，他們過去是國家的公民，犯罪后仍然是公民。好比一個家庭，孩子營養不良，教育不好，家長是有責任的，總不能另眼相待，甚至遺棄，而是要更加關愛。公民犯罪了，國家的責任難道一點也沒有嗎？我們的監獄對犯罪人改造很成功，承擔了國家應有的責任。那么，司法機關在偵查、起訴、審判這些人的過程中，是不是也應當看到國家的責任呢？這是毫無疑義的。
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92年德文版序言》中寫到：“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單純的工人階級的黨派性學說，而是一種最終目的在于把連同資本家在內的整個社會從現存關系的狹小范圍中解放出來的學說。這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在大多情況下不僅是無益的，甚至還要更壞。既然有產階級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對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階級就應當單獨地準備和實現社會革命。”⑥雖然，恩格斯基于階級斗爭的對抗性，拋棄了這種對革命有害無益的抽象議論。但我們可以沿用這樣類似的觀點，因為，我們與犯罪人的矛盾，除了極少數的外，不是象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抗性的矛盾，都不是“你死我活”的斗爭。絕大部分犯罪人，是要回歸社會的。因此，社會管理者應當有這樣的胸懷，不要一味敵視犯罪人，要完全承擔起社會應當承擔的責任，對犯罪人給予人文關懷。
但遺憾的是，現在許多政府（廣義上的）工作人員沒有認識到這點，以為犯罪僅僅是犯罪人自己的責任，并沒有把他們當作“社會的病人”來看待，于是，各種嚴厲打擊的手段層出不窮。比如召開大會，將一大幫犯罪人身戴鐐銬或五花大綁，亮相在成千上萬人面前（一種典型的司法外傷害），這和歷史上的侮辱刑，大概只有一百步和五十步的差異吧。這種社會管理者多了點陳舊意識，而少了點現代文明的理念。我并不完全贊同西方的司法制度，但他們對犯罪人合法權益的保護，是很欽佩的。比如，在新聞自由的制度里，卻從未看到過刑事審判的鏡頭，都是以圖畫來代之。我們應該比他們做得更好！
其實，關于社會責任感，我們學學先賢也足夠了。傳說禹繼承首領職位后，一次外出巡行，遇到一個在押的罪犯。他下車問明情況后，竟哭泣起來。左右隨從說：“這個人犯了罪，受到懲罰是理所當然的，您怎么為此哭泣呢？”禹說：“堯、舜做首領的時候，人人都有仁愛之心，沒有作奸犯科的；如今我做了首領，卻出現了這種犯罪的人，這豈不是說明現在的政治不如以前清明了嗎？所以我感到痛苦。”⑦文明的后人應該比前人做得更好！
因此，刑事司法人文精神，不僅是保障人權的需要，也是社會責任的體現。我們在依法懲治犯罪人時，管理社會的人不能不想想自己的責任。對犯罪人當然要依法嚴懲，但同時，對于他們的墮落，我們也應該看到國家的責任。菲利說：“犯罪是由人類學因素、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相互作用而成的一種社會現象。這一規律導致了我所講述的犯罪飽和論，即每一個社會都有其應有的犯罪，這些犯罪的產生是由于自然及社會條件引起的，其質和量是與每一個社會集體的發展相適應的。”⑧從這種意義上講，他們是社會不完善的犧牲品。正因為此，培根告戒司法官員：“應當在法律的范圍內以公平為念而毋忘慈悲；應當以嚴厲的眼光對事，而以悲憫的眼光對人。”⑨惟有認識到社會責任的政府官員，才能在司法實踐中充分體現人文精神，正確對待犯了罪的人——去用心地改造他們，而不是無情地打擊甚至竭盡“摧殘”之能事；才能更加努力地去發展經濟和教育，以減少不能適應社會的人，從而在根本上預防犯罪。
注釋：
①見2004年4月25日的《人民法院報》
②③④⑧（意）恩里科·菲利，郭建安譯《實證犯罪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159頁，132頁，179——180頁，183頁。
⑤見2002年4月24日《人民法院報》。
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6頁。
⑦漢·劉向《說苑·君道》。
⑨郁忠民 俞峰編《中外法律名言錄》，第44頁，學林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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