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禮仁 ]——(2021-11-22) / 已閱4124次
折騰7年的婚姻為何最終還是用違法方式處理？
王禮仁
【內容提要】福建男子姚某被騙與她人結婚后，為了結束該婚姻，姚某以詐騙報案，公安不立案；要求民政撤銷婚姻登記被拒絕；起訴離婚不審理；請求宣告婚姻無效不受理；行政訴訟被駁回起訴。姚某走投無路求救檢察院，檢察院向民政機關發出撤銷婚姻登記檢察建議，折騰7年的案件，由民政機關撤銷婚姻登記而了結。此案被評為“2020年度十大行政檢察典型案例”之一，并作為檢察監督典型案例于2021年10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但遺憾的是，本案最終的解決方式亦非正確的法治手段，還是以違法方式處理。究其原因，主要是對婚姻登記性質及其救濟路徑缺乏正確認識，沒有建立科學的制度體系與執法體系。只有正確認識婚姻登記糾紛的性質，厘清解決婚姻登記糾紛的法律機制，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此類糾紛“訴訟難”與“處理亂”現象。
【關鍵詞】婚姻登記；婚姻效力；救濟路徑
案情介紹
2013年12月初，家住福建省福州市閩侯縣大湖鄉的姚某經人介紹，與自稱“莫某”的廣西女子相識。幾天后，兩人在該縣民政局辦理婚姻登記，姚某給了“莫某”7萬元彩禮。領證第二天，“莫某”就帶著彩禮消失了。姚某為解除該婚姻，窮盡了各種救濟途徑，均遭失敗。走投無路的姚某于2020年向檢察院投訴，福建省三級檢察院成立聯合調查組調查，并組織專家組論證，最后發出檢察建議，建議民政機關撤銷婚姻登記，折騰了7年的案件因此了結。此案評為“2020年度十大行政檢察典型案例”之一。 在2021年10月21日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舉行的第二次會議上，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在報告中亦將此案作為典型案例向人大常委會報告。
下面介紹姚某先后選擇不同救濟路徑及其結果，以便了解分析這個案件的問題到底出在哪個環節。
1．刑事詐騙不立案。姚某發現“莫某”帶著彩禮消失后，當即報案，但警方認為，姚某提供的《結婚證》為民政部門頒發的正規結婚證，不存在詐騙事實不予立案。
2．民政機關不受理。公安立案不成，姚某接著向民政局申請撤銷《結婚證》，也未予受理。理由是，依據《婚姻登記條例》規定，受脅迫登記的才可撤銷，姚某與“莫某”登記結婚沒有受脅迫的情形。
3.起訴離婚不審理。姚某在向民政局申請撤銷婚姻被拒絕后，便暫停下來。但后來姚某遇見了新的女友，兩人彼此中意并在一起生活、生育了兩個孩子。由于與“莫某”的婚姻未撤銷，無法與女友辦理婚姻登記，孩子無法落戶就學，姚某又開始著急起來。
2019年5月24日，姚某向“莫某”戶籍所在地的廣西壯族自治區忻城縣法院提起離婚之訴。法院查明，莫某與戚某已于2010年7月26日辦理結婚登記，該莫某不是與姚某辦理結婚登記的“莫某”，姚某只好撤回起訴。
4. 宣告婚姻無效不受理。2019年8月21日，姚某再次向忻城縣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宣告自己與莫某的婚姻無效。法院經審理查明，姚某與真實的莫某均不認識對方，雙方沒有辦理結婚登記手續，據此可以認定莫某不是與姚某實際登記結婚的人，姚某與真實的莫某之間不存在婚姻關系，無法判決，裁定駁回起訴。
5.行政訴訟超審限被駁回。2020年1月3日，姚某對民政局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撤銷《結婚證》。法院受理后，以超過5年起訴期為由裁定不予立案。姚某不服提起上訴，福州市中級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
6.申請檢察院監督。2020年7月，姚某向福州市檢察院提出了監督申請。
7.檢察機關發出檢察建議，民政機關撤銷婚姻登記。福建三級檢察院組成辦案組協同開展調查核實，并組織專家聽證會后認為，由檢察機關發檢察建議民政局依法撤銷《結婚證》，民政機關于2020年10月撤銷該婚姻，此案由此了結。
此案歷時七年，經歷了刑事詐騙報案、申請民政撤銷婚姻、起訴離婚、申請宣告婚姻無效、行政訴訟撤銷婚姻登記、申請檢察院監督、最后由民政機關根據檢察建議撤銷婚姻登記。
那么，這個案件的處理為何如此之難，在姚某向檢察院申請監督時，前五次訴求均告失敗，問題到底出在哪個環節？檢察院建議民政機關撤銷婚姻登記是否恰當？此案“救濟難”與“處理難”之原因及其解決辦法？如何為今后處理此類案件規范正確的救濟路徑？
一、姚某前五次訴求中的合法拒絕與不合法拒絕之分析
姚某前五次訴求均遭拒絕，其中有兩次拒絕不合法，三次拒絕合法。兩次不合法拒絕是指公安拒絕詐騙刑事立案與法院拒絕離婚訴訟。三次合法拒絕是指民政機關拒絕撤銷婚姻登記（結婚證）、法院民庭拒絕宣告婚姻無效、法院行政訴訟駁回起訴。下面分別簡述其理由。
（一）公安機關不作刑事案件立案不合法
“莫某”結婚第二天即帶著彩禮消失，其詐騙嫌疑十分明顯。從現實生活看，以結婚為手段進行詐騙犯罪的案件時有發生，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和法院判決的此類案件亦早已有之，警方對此不可能不知。姚某發現“莫某”帶著彩禮消失后，當即報案，警方認為姚某提供的《結婚證》為民政部門頒發的正規結婚證，不存在詐騙事實不予立案，該不予立案的理由不能成立。
警方不立案在程序與實體上均不合法。首先，從程序上考察符合立案條件，至于“莫某”是否構成犯罪，則應立案調查清楚后再作出決定。如果立案調查后認為“莫某”不構成犯罪，則再告知姚某，作出撤案或銷案處理，而不是直接拒絕立案。其二，從實體法上考察，“莫某”涉嫌構成詐騙罪和偽造（使用）身份證罪。比較明顯的是“莫某”詐騙數額達到7萬元，顯然構成詐騙罪。在輿論和檢察監督下，“騙婚者也受到了法律的懲罰”。從后來的這一報道看，也證實當時不立案不合法。
（二）法院拒絕離婚訴訟不合法
1.從實體法上考察，被騙結婚明顯不是法定無效婚姻和法定可撤銷婚姻。從法理上考察欺詐行為屬于可撤銷民事行為，對于欺詐婚姻（騙婚）來講，如果要否定婚姻效力，在性質上屬于可撤銷婚姻。可撤銷婚姻是否撤銷，由當事人決定。姚某既可以起訴離婚，也可以起訴撤銷婚姻。姚某起訴離婚時，法院則應當按離婚處理，不能推諉或要求當事人撤銷婚姻。
2.從程序法上考察，使用他人身份信息結婚不影響民事立案和審判。法院拒絕審判的主要原因是錯誤的認定婚姻當事人造成的。即沒有把冒名者（假莫某）作為本案婚姻當事人，而是把被冒名者（真莫某）作為婚姻當事人，從而造成了偷換訴訟主體的結果。姚某訴請的是要求與冒名者（假莫某）離婚，而法院則認為被冒名者（真莫某）沒有與姚某結婚，因此拒絕審判。
對于虛假身份信息結婚，法院不善于認定婚姻當事人或錯誤認定婚姻當事人是一個普遍現象。有的法官甚至把虛假身份結婚的當事人作為“虛擬人”或“空氣人”等。如武漢市新洲區的魯某某與林紅勝未婚先孕，但魯某某未達到法定婚齡。2003年魯某某與林紅勝商定偽造魯某某虛假戶口，以“魯仙麗”的名義與林紅勝登記結婚。婚后因家庭矛盾，魯某某離家出走。2012年5月林紅勝到新洲區人民法院起訴離婚，法官審理后則認為，“魯仙麗”是個不存在的“空氣人”，沒有明確被告，法院無法受理和判決離婚，最后林紅勝撤訴。
虛假身份信息（冒用他人身份信息）結婚，應當認定使用虛假身份信息或冒用他人身份信息結婚的行為人為婚姻當事人。否則，冒用他人身份進行重婚登記，就會造成被冒用者重婚，冒用者可以脫罪的怪象。
使用虛假身份信息結婚下落不明或身份不明，不影響離婚訴訟。一是可以公告送達；二是可以缺席審判。法院可以在審理中根據查明事實，對當事人的身份加以確認。
有關虛假身份結婚中當事人的認定和訴訟技巧，我在有關文章有詳細介紹，此不贅述。可參考《使用虛假身份登記結婚的三大問題》 《民事程序審理婚姻效力糾紛的訴訟技巧與法律適用》（《人民法院報》2021年1月28日第五版理論周刊）。
3.從司法上考察，民事程序審理虛假身份信息結婚一直由過去沿襲到現在。民政機關撤銷婚姻只是從1986年才開始，在之前30多年里所發生的虛假身份信息結婚和下落不明都是通過民事程序解決的，怎么現在民事程序就不能解決了？是不是有了民政機關撤銷婚姻制度或行政訴訟制度，民事程序的職能就變了？
事實上，民事程序審理虛假身份信息結婚一直存在。如《人民法院報》刊登的宜昌市點軍區人民法院2010年審理的妹妹冒用姐姐身份結婚引起的離婚案。因妹妹未到婚齡冒用姐姐身份與趙某結婚，后妹妹（已經達到婚齡）訴請離婚，法院認定妹妹與趙某的婚姻成立有效，姐姐與趙某婚姻不成立，并依法判決妹妹與趙某離婚。
又如（2011）臺溫民初字第1677號判決認定虛假身份結婚有效，沒有判決離婚案。該判決認為：雖然被告使用虛假身份證資料與原告辦理了結婚登記，但該行為未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關于婚姻無效的規定，該婚姻應認定有效。鑒于原、被告婚姻基礎較好，婚后也建立了一定的夫妻感情，且原告不能舉證證明存在夫妻感情確已破裂的情形，故對原告要求與被告離婚的訴訟請求，本院不予支持。
使用虛假身份結婚按離婚處理的案例很多，而且使用虛假身份結婚導致他人“被結婚”的婚姻效力認定，也可通過民事程序審理。
如江蘇省法院和江蘇省婦聯聯合發布的2020年度江蘇婚姻家庭典型案例中的周某敏“被結婚”案。周某敏發現“被結婚”后，提起行政訴訟，一審和二審法院均以超過行政訴訟期限為由駁回周某敏的訴訟起訴。周某敏以張某為被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確認周某敏與張某的結婚登記行為無效，后變更訴訟請求，要求確認周某敏與張某婚姻關系不成立。江蘇省徐州市賈汪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周某敏與張某沒有締結婚姻的意思表示，亦沒有共同到婚姻登記機關依法進行結婚登記，更沒有共同生活，雙方的婚姻關系并不存在。遂判決周某敏與張某婚姻關系不成立。
總之，使用虛假身份信息結婚，無論是離婚還是對婚姻效力的認定，都可以通過民事程序審理。
4.從制度上考察，民事程序審理虛假身份信息結婚有其合法根據。虛假身份信息結婚按離婚處理，民政部門和高法早有明確意見。
民政部辦公廳2002年8月6日就安徽省民政廳關于婚姻當事人雙方結婚登記后，一方不知去向，法院在受理另一方提起的離婚訴訟時調查發現，失蹤一方辦理結婚登記時提供的身份證明、戶籍證明及婚姻狀況證明均系偽造，另一方因此要求婚姻登記機關撤銷登記，應如何處理的問題，印發了《關于撤銷黃清江與葉芳結婚登記問題的答復》（民辦函[2002]129號）。答復指出，“婚姻登記機關對當事人提供的證件、材料不具備真實性審查的條件和能力，《婚姻登記管理條例》第二十五條‘弄虛作假、騙取婚姻登記的’是指當事人不符合結婚登記的實質性要件，通過弄虛作假而騙取的登記。因此，對黃清江要求登記機關撤銷婚姻登記的請求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已函復我部（法研[2002]81號），當事人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離婚訴訟。向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其婚姻關系按一方當事人死亡處理。”
更為重要的是，使用虛假身份信息結婚，無論是離婚還是婚姻效力都屬于民事爭議案件，不僅可以而且應當通過民事程序審理，只有這樣才符合民事訴訟法的規定。
（三）民政機關拒絕撤銷婚姻的行為合理合法
1.民政機關沒有撤銷婚姻的權力。法律沒有授權民政機關撤銷婚姻（撤銷婚姻登記），民政機關無權撤銷。根據當時的法律民政機關只能撤銷脅迫結婚，現在的民法典已取消了民政機關撤銷脅迫結婚的規定，民政機關對任何婚姻都無權撤銷。
2.民政機關沒有撤銷婚姻的職能。婚姻登記中的違法是否影響婚姻效力，本質上是對婚姻效力的審查和判斷，婚姻效力屬于民事審查范疇，民政機關不具有撤銷婚姻的職能，而且也不應當賦予民政機關（行政機關）處理民事案件的職能，否則，就會造成行政職能與審判職能混淆。這也是民法典取消民政機關撤銷脅迫結婚的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何種情形引起的登記婚姻效力認定，都屬于民事審理范圍。《民法典》草案第828條將“偽造、變造、冒用證件等方式騙取結婚登記”納入民法調整范圍，進一步說明“偽造、變造、冒用證件等方式騙取結婚登記”的效力認定屬于民法調整范疇。
但由于“偽造、變造、冒用證件等方式騙取結婚登記”的具體情況復雜，“不宜一律認定為無效”，最后民法典刪除了第828條內容，但并不改變其民事性質。
民政機關撤銷婚姻登記不僅會破壞審判權的統一，而且還會滋生行政訴訟，導致當事人在行政機關與法院之間來回推磨，其弊端甚多。
3.民政機關沒有判斷婚姻是否有效的能力。從判斷婚姻登記違法行為是否影響婚姻效力的疑難程度上看，民政機關沒有判斷能力。婚姻登記中的違法行為，既不能一律認定為無效，也不能一律認定有效。具體應當根據違反程序與實質要件的不同情形或違法程度，分別認定婚姻不成立、婚姻無效和婚姻可撤銷。從民法典第828條的制定過程看，哪些婚姻登記違法行為影響婚姻效力，在立法者、法學家之間尚難達成統一共識，因此而擱置。那么，試想：在理論上存在重大分歧，尚難形成統一意見的立法難題，民政機關怎么解決？又有何能力判斷哪些有效？哪些無效？
就本案而言，由三級檢察院組成辦案組協同開展調查核實，并組織專家聽證會后才得出了姚某與“莫某”的婚姻登記應當撤銷的論。那么，民政機關有調查職能和權力嗎？有判斷婚姻是否有效的能力嗎？
總之，婚姻登記中違法行為的婚姻效力認定，無論是其基本性質，還是其疑難程度，都不屬于民政機關管轄范圍。從現行法律上考察，沒有賦予民政機關撤銷婚姻的權力；從法理上考察，也不應賦予民政機關撤銷婚姻的職能。因而，民政機關不撤銷婚姻合理合法。相反，由民政機關撤銷婚姻登記則不合法理。
（四）法院民庭拒絕宣告婚姻無效的行為合法
盡管法院駁回姚某請求宣告婚姻無效的理由不恰當，但從法律的角度審視，姚某的婚姻不是無效婚姻，不按無效婚姻處理是合法的，只是法院的裁判沒有找到正確理由而已。
被騙結婚不是法定無效婚姻，不能按無效婚姻處理。如果要否定其婚姻效力，其性質也屬于可撤銷婚姻。但如果按可撤銷婚姻處理，也已經超過了除斥期間。因為按可撤銷婚姻處理，應當類推或比照法定可撤銷婚姻（脅迫結婚）的有關規定處理。而法律規定的可撤銷婚姻的除斥期間只有一年。姚某2013年12月發現被騙結婚，到2019年8月請求宣告婚姻無效，已經五年多，明顯超過了除斥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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