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濤 ]——(2004-10-17) / 已閱12496次
檢察官與律師：對手而非“冤家”
楊濤
《律師與法律》2004年第九期報道，安徽省淮北市一位當地有名的律師、某學院教授王宏柱，目前在為一起挪用公款案的辯護時因涉嫌偽證被淮北市檢察院逮捕。而王宏柱一直是淮北市檢察院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據稱，“王在檢察院數次自偵案件的庭審中為被告人進行無罪辯護，令檢察院個別人對其頗為惱火。”
檢察官與律師可以說是一對孿生兒，在“糾問式”訴訟模式盛行的封建社會年代，，法官兼有審判和起訴的權力，也就沒有檢察官，而被告人是訴訟的客體和對象，毫無訴訟權利可言，也就不會存在為被告進行辯護的律師。封建社會的“訟師”還稱不上是現代意義上的律師，頂多在法庭外為原、被告出出主意罷了。
人類社會走向文明，訴訟制度的民主，起訴和審判的分離，當事人取得了訴訟權利以后，檢察官和律師才可能出現。公元14世紀，法國最早出現了代表國家利益進行起訴的檢察官，隨后在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都相繼建立了檢察制度，前蘇聯還建立了具有特色的承擔國家法律監督職能的檢察制度，英國在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才確立檢察制度，但是在這以前，警察承擔了起訴職能。當然，現代意義上的律師制度也是大致從這一時代開始萌芽、逐漸發展，今天，律師已經成為公民權利不可或缺的“保護神”。
然而，這對孿生兒似乎天生就是對手。檢察官代表國家利益，負有打擊犯罪，控訴犯罪的職能，他們要把那些有犯罪嫌疑的被告人送上法庭，要想方設法讓被告人接受懲罰。在計劃經濟年代。律師曾經也是國家工作者，因而曾經出現過律師與檢察官一起在法庭上譴責被告人的不合律師職業邏輯的現象。但現在我們都知道律師是要維護當事人的利益，力爭不讓每一個被告人的合法權利不受到國家公權的踐踏，千方百計減輕或者免除被告人的處罰。于是，檢察官與律師之間的對話與博弈就不可避免，法庭上的唇槍舌劍、法庭外的暗中較勁繪制出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
在法庭上的較量，檢察官和律師幾個回合的你來我往，互有輸贏。不過在法庭外，律師恐怕不是檢察官的對手，“辯護人幫助毀滅、仿造證據罪”成了律師們的夢魘，一些律師戴著這頂帽子飽受牢獄之苦。檢察官在這場對話中無疑是強者，因為他們掌有國家公權，而律師在某種意義上講，其實也不過是一介公民而已。
圍繞在法庭外檢察官和律師的較量，我們看到的確是有些殘酷，有時甚至成了“冤家對頭”。一些律師剛剛從與檢察官鏖戰的法庭上出來，這邊警察和檢察官就將其送進了看守所。而據統計，大多數以涉嫌“辯護人幫助毀滅、仿造證據罪”拘留、逮捕的律師是無罪的，因而，許多律師感言：“刑事辯護風險太大”，公權力肆意擴張可見一斑。不過，在這場沖突中，把板子都打在檢察官身上似乎也不妥，同樣以涉嫌“辯護人幫助毀滅、仿造證據罪”拘留、逮捕的律師為例，盡管說大多數律師是無罪的，但這其中又有許多律師的確存在違規的行為。這與律師的市場性有關，律師要在市場中生存，而市場的競爭又是殘酷的，有些律師便不惜違規違法來滿足當事人，像曾經代表過成克杰案的鼎鼎有名的大律師張建中也會幫助當事人仿造證據，看來律師的自律和外部監督也必不可少。
檢察官和律師并非沒有關系密切的。一些情形發生在檢察院主動請律師來為自己“挑錯”幫助改善工作，諸如請律師進入“專家咨詢委員會”等等；另一情形便是發生當檢察機關握有訴訟程序處理權時，如不批準逮捕、不起訴，一些不法律師與檢察官勾兌，利益共享。
有趣的是，由檢察官啟動的對律師進行刑事追訴情形居多，而同為打擊犯罪的一方公安機關啟動追訴卻較少。這大概是一方面因為檢察官和律師面對面直接發生的激烈的對抗，訴訟成敗直接關系檢察官的工作業績，另一方面，檢察官直接偵查的貪污受賄案件對于被告人的口供信賴更強，一旦律師介入后被告人翻供，檢察機關的證據系統就面臨崩潰。
從理論上講，盡管檢察官和律師這對孿生兒似乎天生是對手，但并非不可調和的“冤家”。因為，檢察官不簡單等同于民事訴訟中的原告，他不能僅僅以追求勝訴為目的，而是負有“客觀性公正”的義務，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證據也要收集無罪證據，因而就不能視律師為“冤家對頭”。而律師也不能為追求勝訴而不擇手段，律師不僅要遵守法律的底線而且也要做社會良心的代言人，從追求正義的角度，其實檢察官和律師是一家人。
在我看來，不讓對手成為“冤家”，要開的第一個處方當是制約檢察官的公權力，讓檢察官的公權與律師的權利達到平衡，讓律師在法庭上檢察官真正平等對抗，實現“控辯平衡”。前不久，檢察機關出臺了保障律師權利的一些規定，我不否定，這些規定有積極的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有利于實現律師的權利，但是單單指望這些規定來保障律師權利未免顯得幼稚，因為這只是檢察官的自上而下的監督而已，本質上也就是一種自律。由“對手”來保障自己的權利，我不知道是律師的福音還是悲哀。事實上，律師權利要由法律來保障，要中立者來保障，比如賦與律師的比較完整的調查權，一定意義上的豁免權，比如律師權利受到檢察官不當限制時，請求法官裁決的權利等等。
第二個處方是要加強律師們的自律和對律師的外部監督。律師要把尊重客觀事實，不毀滅、仿造證據當作自己的職業底線，不利于當事人的事實，律師不能泄露，但沒有的事情，律師萬萬不能編造，這才能改變一些律師在人們心目中的唯利是圖、蠅營茍且的形象，也不至于觸動法律的“雷區”，遭受法律的制裁。
最后一個處方，在我看來，對于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幫助毀滅、仿造證據”等的違法犯罪行為，不妨設立一個中立的機構來進行調查、偵查。以往，對于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這一類犯罪行為是由檢察機關直接偵查，新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修訂后，由公安機關偵查，但是并沒有強有力制約檢察機關的一些濫用公權打擊報復的行為。因為公安機關在某種意義上講也屬于“控方”的范疇，訴訟的成敗與其也有密切關系，就是在檢察機關自偵案件中，因為檢察機關有對公安機關的監督職能，也能讓較輕易地啟動對律師的偵查程序。因而，在訴訟中對立的雙方引入另外一個機構對律師的職務違法犯罪行為進行調查、偵查，能更大程度上做到中立和公正。
在法庭上，如果一個如同巨人般的檢察官與一個小孩般的律師在對抗，那就不是真正的訴訟，當然律師在用不正當手段幫被告開脫罪行，那也無法實現民眾心中的正義。我們希望這兩個對手以平等的姿態光明正大地在法庭上對抗，把正義送到千家萬戶。
通聯：江西省贛州市人民檢察院 楊濤 華東政法學院法律碩士 郵編：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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