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配軍 ]——(2004-12-10) / 已閱10374次
罪犯婚姻權解讀應注意的幾個個問題
江蘇省司法警官學校 胡配軍
在刑罰日益走向文明改造罪犯的今天，把罪犯的應有權利還給罪犯，讓罪犯享有未被法律限剝奪的應有權利，這本是理所應然。2004年月日民政部《關于婚姻登記管理條例實施辦法的意見》對服刑人員結婚登記突破了1982年公安部對相關問題的塵封，明確規定服刑人員結婚登記的實施辦法，使服刑人員的結婚問題得到了法律明示許可。以此解讀罪犯婚姻權，筆者認為，《意見》雖然解禁了罪犯的婚姻登記，但并不意味著罪犯婚姻權的全面開封，對罪犯婚姻權的今后解讀，以下幾個方面值得注意。
一、罪犯婚姻權的天賦性
婚姻權是基于婚姻自由而產生的一種權利，婚姻自由的天賦性決定了婚姻權的天賦性。每個公民無論他處于什么樣的身份、處于何種境地，婚姻自由與權利都是與身共存的，在法律許可的條件下，他有結婚或離婚的權利與自由，他有自主選擇婚姻對象的權利與自由。在這一層意義上，任何個人或組織不能對他人的婚姻權進行干預。每個人都應當而且有權自主婚姻，法律對個體這種天賦的婚姻權不能進行剝奪，只能進行保護。我國憲法第條規定 “”；我國婚姻法第條“”。罪犯的婚姻權也是如此，無論他犯下什么樣的罪行、無論他受到什么樣的刑罰，婚姻權都將與身俱在。法律無權剝奪也不便于剝奪。罪犯自身狀況的復雜性表明對罪犯的婚姻權進行任何強制剝奪既不人道也不可能。因為不少罪犯在服刑前已經擁有婚姻家庭，如果剝奪罪犯的婚姻權，是不是要強制已婚罪犯立即離婚？天賦的婚姻權只有在年齡不足、身體不許可的情況下才能被限制實現，不應當因為犯罪這個原因而導致喪失。在《意見》出臺之前，我國歷來的法律只有1982年公安部的《》文件對罪犯的結婚予以禁止性規定，但這一規定其實并沒有剝奪罪犯的婚姻權，只是對未婚罪犯的結婚登記從權利上予以限制，而罪犯對婚姻自由、自主、不受強制、脅迫的權利仍然存在。已婚罪犯婚姻權的既成事實更是無法改變。當然得承認，1982年公安部的這一規定容易讓人們理解為是對罪犯婚姻權的剝奪，尤其是對未婚罪犯，如果不能登記結婚，婚姻的過程就無從開始，就談不上婚姻權的行使。縱然如此，《意見》的出臺也足以讓人們相信罪犯在婚姻權問題上，是當然的有權主體，罪犯有權行使婚姻權。從歷史上看，古今中外的法律還沒有哪一部法律明文剝奪罪犯的婚姻權。在婚姻權問題上，罪犯與普通公民一樣有著天賦的、不可剝奪的權利。這是我們解讀罪犯婚姻權必須堅持的基本理念，也是我們人性化改造罪犯、倡導并保障罪犯合法權益的必然認同。
二、罪犯婚姻權行使的有條件性
婚姻權是一種人身屬性極強的權利，它與人身自由權密切相關，由于罪犯沒有人身自由，所以盡管在婚姻權的享有方面，罪犯與普通公民都一樣是有權主體，但罪犯的婚姻權的行使和普通公民相比，存在著條件上的差別。普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限制，婚姻權的行使主要是婚姻雙方當事人之間的事；除了法定的條件以外，不需要附加任何其他的條件。而罪犯婚姻權的行使，則不能如此簡單。首先罪犯的婚姻登記就不僅是婚姻雙方當事人之間的事，具有非獨立性。監獄必須依照自己的職責，行使應有權力。如為了確保安全，防范脫逃及其他危險，罪犯的婚姻登記必須是有監獄民警看押的登記。其次，罪犯在履行完法定的婚姻登記手續，獲得法律對婚姻的認可后，不能象普通公民那樣舉行結婚儀式，用一種公開的形式獲得世俗的婚姻關系認定。婚姻關系的產生只是合法難以合俗。法律能夠給予罪犯的婚姻權只限于登記結婚，完成登記過程，罪犯仍須回到監獄接受監管改造。第三，罪犯出監的非自主性。罪犯的婚姻登記不能在獄內完成，只能在民政部門的辦公場所進行。罪犯必須出監履行婚姻登記手續，而罪犯的出監是有嚴格的條件限制的。罪犯能否參與結婚登記，以罪犯是否有社會危險性為前提。只有在確定罪犯沒有社會危險性的條件下，才能讓罪犯參加婚姻登記。另外，罪犯的婚姻登記應有已服刑時間的限制，剛入監的罪犯不宜準予結婚登記，至少應當在服刑6個月后才可以同意其實施結婚登記。第四，普通公民的結婚已無須向單位或其他有關組織提出申請，而罪犯在結婚時，必須履行結婚申請程序，只有在通過監獄的審查并由監獄作出專門安排后，罪犯才能參加結婚登記。
三、罪犯婚姻權的非派生性
婚姻權與同居權、生育權相互關聯，沒有婚姻權，就不存在同居權、生育權。同居權、生育權都是由婚姻權派生出的權力。普通公民的婚姻權，當然派生著同居權、生育權，但罪犯婚姻權卻不能派生，罪犯與配偶只能登記結婚，不能享有同居權、生育權。監獄現行的特優會見，并不是罪犯與配偶的同居權的體現，它有同居的事實，也是以同居權為基礎，但它更多的是體現為一種罪犯處遇，因為在服刑罪犯中，已婚罪犯并不是個個都能享有特優會見，只有改造表現好，服刑達到一定期限者，才能與配偶特優會見。生育權更是不能派生，因為如果罪犯在服刑期間享有了生育權，就會出現女性罪犯在獄內生育的非法律許可現象。我國法律禁止父母親帶著子女在監獄服刑。從刑罰對人身自由的限制與剝奪來看，限制與剝奪人身自由主要體現為對行為自由的限制與剝奪，由限制與剝奪自由而生的是對罪犯社會交往權的限制，罪犯在服刑期間沒有與他人交往的自由，罪犯的同居權、生育權都屬于罪犯的社會交往權，這些權利都處于限制之列，罪犯不能自由行使。反過來講，如果我們把這種社會交往的權利也還給罪犯，那么刑罰還能罰什么？刑罰的威嚴又怎么體現？誰還害怕刑罰？監獄又如何完成懲罰與改造罪犯的重任？罪犯婚姻權的非派生性表明了罪犯婚姻權的非完整性。在整個婚姻存續的過程中，罪犯的婚姻權只是有限婚姻權，普通公民因為婚姻而獲得的其他許多權利，在罪犯身上都處于封存狀態，服刑期間不能自由行使。在此有必要指出，法無明文剝奪則有權是當代社會的普遍公理，對于任何一個普通公民而言，這一公理都當然適用，但罪犯不是一般公民，而是有罪在身的特殊公民，從權益維護與保障來講，我們把罪犯當作權益維護與保障的弱勢群體，要更加注重對他們維權。但維權應當維護的是罪犯的應有權利。這種應有權利并不是所有未被法律明文剝奪的公民權利，有些公民權利，由于相互間的制約與依附，限制了一種權利，就會導致其他許多權利無法行使，這時應當理解為這些權利都屬于受限制或剝奪，法律無須就此再專門列舉。再說，許多權利在不斷派生新的權利，相對靜止與穩定的法律來不及對此進行收集并羅列，而從法理上講，這些權利的行使又都以已經被剝奪的某一權利為行使前提，則這些權利當然都應屬于不能行使的權利。認識了這一點，我們才可能理解罪犯婚姻權的非派生性。
四、罪犯婚姻權利義務的兩重非對等性
權利總是與義務相對應，具有對等性。公民婚姻權在婚姻關系內，其義務對象為配偶；在婚姻關系外，其義務對象是社會非特定的有關人和組織。罪犯婚姻權利義務雖然也牽涉到配偶與社會非特定的個人或組織，但在權利義務的對應關系上，明顯存在著兩重非對等性。
一是罪犯與配偶在婚姻權利與義務上的非對等性。法律上罪犯婚姻關系的成立，同時產生罪犯與配偶相互間的權利與義務關系，然而刑期未滿之前，罪犯在行使了有限的婚姻權外，對婚姻義務除了忠誠以外基本上都無法履行，這就在客觀上造成了罪犯婚姻權利與義務的非對等性。婚姻中的義務，多數都由罪犯的配偶對罪犯承擔，罪犯無力也不可能為配偶承擔義務。罪犯婚姻權利與義務的非對等性，為罪犯婚姻家庭的存續與穩固帶來了隱患。許多已婚罪犯正是由于自己服刑而導致家庭的破裂，家庭的破裂又給罪犯的改造蒙上了陰影。對于那些入監后新登記結婚的罪犯，監獄民警更應當有所防備、適時教育與引導。婚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誰也無法保證所有罪犯與其配偶的婚姻登記都是非常理性的產物，步入婚姻殿堂后，獨守空房的配偶是否能夠長此以往忠貞不渝？罪犯的婚姻家庭到底能支撐多久？這將是非常現實的問題。監獄民警和罪犯都不能不思考。如果忽視了這些，我們就可能忽視了一個影響監管安全的重要間接危險因素。
二是罪犯婚姻權利與監獄義務的非對等性。罪犯許多權利都以監獄為義務主體，只有當監獄履行不作為或作為的義務時，罪犯權利才能得到實現。但在罪犯婚姻權利上，罪犯的婚姻權利卻不能對應監獄的法律義務，監獄可以創造條件，幫助罪犯進行結婚登記，但這不是監獄的應然行為。監獄根據監管安全和改造罪犯的實際需要，有權決定自己對罪犯行使婚姻權是否予以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