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震 ]——(2004-12-15) / 已閱45979次
論民事訴訟“一事不再理”原則
吳震、于冰
一事不再理，即禁止“一事再訴”。在羅馬法中，訴訟程序中首先存在的是“一案不二訴”原則。羅馬法學家在此基礎上發展了“一事不再理”原則，即當事人對已經正式判決的案件不得申請再次審理。
從歷史淵源上看，一事不再理原則來自于古羅馬法中“訴權消耗”的理論。古羅馬人從樸素的唯物觀出發，將訴權也看作物質的，由于在常識上物質的運動必然帶來物質的消耗，因而他們認為訴訟權的行使也將導致訴權的消耗。所謂訴權消耗，是指所有訴權都會因訴訟系屬而消耗，對同一訴權或請求權，不允許二次訴訟系屬。一旦限制同一訴權或請求權只能有一次訴訟系屬，那么即使允許當事人對同一案件提出訴訟請求，被告也可以提出既決案件的抗辯或訴訟系屬的抗辯，使當事人的訴訟請求無法成立。不管怎樣，對同一案件一旦訴訟系屬成立后，就不能再次對這一案件提出訴訟請求，這就是羅馬法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則。據此，在羅馬法中，一事不再理的效力是自案件發生訴訟系屬后就產生的，而不是自判決確定時才產生。
現代民事訴訟理論一般認為“一事不再理”內容包括兩層含義：其一是指訴訟系屬效力，即一訴已經提起或正在訴訟中，該訴就不得再次提起。同一訴訟案件禁止重復起訴，不限于同一法院起訴的情形，向其他法院重復起訴亦受禁止。其二是指既判力的消極效力。即對一訴已經作出了終局判決，不得再次提起或重新審判。在英美法系國家，當事人之間就某特定訴訟請求所有訴訟程序完畢后，法院也作出了最終判決，則敗訴當事人無權重新提起該訴訟。同時，如果某一訴訟程序對某一事實爭議已作出了判定，則敗訴當事人也無權另行起訴，對該事實爭議進行重新審理。這個規則稱為既判決規定，也可稱為請求權禁止規則。該規則意味著原告無權以同一訴訟理由對同一被告分別起訴，而主張獲得更多的賠償數額，如在原訴中敗訴，則表明其前提出的訴訟請求被原判決所排除，其請求權歸于消滅。不論是成文法系國家還是判例法系國家，在民事訴訟中均禁止“一事再訴”。①
一事不再理原則作為一項古老的訴訟原則能夠延續至今，并成為近現代民事訴訟的一項基本原則，根源在于它對民事訴訟客觀規律的正確反映。它反映了民事訴訟的兩大基本目標公正與效率。如果允許當事人就同一糾紛反復提起訴訟，不僅會加重當事人的經濟負擔，還會造成裁判機構的人員、物力、財力的浪費，增加裁判機構解決民事糾紛的成本，并且如果敗訴方相信他們可以再次提起訴訟，他們就永遠不會尊重法院的判決，并頑固地拒絕執行對其不利的判決，無休止的訴訟,同時更刺激了對法院決定的不尊重，從而嚴重削弱了法院體系的效率，不符合效益的價值目標。同時，反復訴訟也會使當事人的正當利益不能及時取得，遲到的正義，也不符合公正的價值目標。正基于此，一事不再理原則在世界各國民事訴訟法律體系中都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國在立法上未明確確立一事不再理原則，審判實踐中對何謂“一事”理解不一，標準各異。研究一事不再理原則，對于解決我國民事訴訟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促進公正效率這一價值目標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
一、一事不再理原則與既判力理論的關系。
確定判決之判斷被賦予的共有性或拘束力就是既判力。②一事不再理原則與既判力理論存在承繼關系，這是學界共識。筆者認為，“一事不再理”與“既判力”是相互交叉的兩種制度，它們既互相區別，又有著密切的聯系。一事不再理是強調裁判一旦生效，無論其結果如何，同一案件的訴權即被消耗殆盡，同一當事人以同一事實和理由、同一請求再行起訴的，法院不再受理。同時一事不再理原則中的訴訟系屬效力也是既判力理論無法涵蓋的。一訴已經提起或正在訴訟中，該訴就不得再次提起。同一訴訟案件禁止重復起訴，不限于向同一法院起訴的情形，向其他法院重復起訴亦受禁止。禁止重復起訴的形態，不限于后訴的獨立起訴的情形，也包括以反訴、參加訴訟、變更訴訟等方式達成的當事人的后訴與前訴成為同一訴訟的情形。
既判力則強調生效裁判的拘束力，生效裁判不僅對當事人（不僅指同一當事人）有拘束力，同時約束法院的行為，因為生效裁判所確定的事實是法律擬制的真實的事實，當事人有義務執行生效裁判，不得再要求作出重新確定事實和進行利益分配的裁判，法院也不得就同一事項作出不同的裁判。可見，一事不再理側重于對當事人訴權的限制，既判力則側重于維護生效裁判的權威，二者在制度上的立足點不同。同時，一事不再理與既判力又不是毫無關聯的，因為一事不再理是從限制當事人訴權的行使方面來維護既判力，也正是由于既判力的存在，法院對同一糾紛才存在“不再理”的問題。所以說，一事不再理與既判力既有區別，又密切相關，二者在理論和實踐上是相輔相成的，不能互相取代。只有在正確認識“一事不再理”和既判力關系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對“一事不再理”原則的適用進行深入地剖析。
二、一事不再理原則的具體適用。
（一）重復起訴的判斷標準。
一事不再理原則的適用，關鍵是要解決重復起訴的判斷標準。有的學者認為，一事不再理適用于同一當事人和同一案件，也就是說在法院已作出生效裁判后，同一當事人不能就同一案件再提起訴訟，這一般被稱為兩同的觀點。也有的學者將兩同概括為同一當事人和同一訴訟標的或同一當事人和同一訴訟請求。還有一種觀點是從三同的角度來考察所謂“一事”，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適用一事不再理原則，應滿足的條件是同一當事人、同一訴訟標的和同一訴訟請求。③
筆者認為，在上述學說中同一當事人和同一訴訟標的的衡量標準具有較大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同一訴訟，一般只對訴訟系屬內當事人的權利義務產生影響，所以以同一當事人作為判斷標準之一爭議不大。至于同一案件，過于籠統，是一種邏輯上的重復，讓人無從把握，少有認同，同一訴訟請求是可以為訴訟標的理論所包容的。訴訟請求是指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根據訴訟標的向法院提出的具體的權益請求。一般認為，訴訟標的是指當事人之間爭議的、原告請求法院裁判的實體權利或者法律關系的主張或者要求（聲明）。訴訟標的是訴的構成要素之一，是此訴區別于彼訴的本質要素。訴訟標的是任何一個民事訴訟案件都必須具備的，訴訟標的決定了案件如何審理裁判的一切訴訟程序問題。換句話說，訴訟標的是整個訴訟的核心，一切訴訟活動都是圍繞著訴訟標的來展開的。缺乏訴訟標的，該糾紛就不能成為一個獨立的訴，向法院提出。如果當事人提出的訴訟標的與以前法院已經裁判過的另一案件的訴訟標的相同，無論該當事人提出了與前案如何不同的訴訟請求，法院同樣會以后案與前案訴訟標的相同而裁定“一事不再理”；相反，如果當事人提出的訴訟請求與以前法院裁判過的另一案件的訴訟請求完全相同，但只要訴訟標的不同，法院仍然應當作為新訴予以受理。所以，訴訟請求不是判斷重復起訴的識別標準。
（二）訴訟標的理論的考察和選擇。
有了同一當事人和同一訴訟標的作標準，仍不能解決重復起訴的判斷問題。原因在于訴訟標的理論十分復雜，學說眾多。什么是同一訴訟標的呢？筆者在此試圖從考察訴權理論發展的歷史出發，提出對同一訴訟標的的識別標準。
1、訴訟標的理論的歷史發展。
訴訟標的的理論基礎是訴權學說。正如訴權理論經歷了由私法訴權說到公法訴權說一樣，訴訟標的理論也隨著訴權理論的發展，經歷了由實體法學說到訴訟法學說的歷程。
傳統訴訟標的理論也稱舊實體法說。這一理論認為，訴訟標的是原告在訴狀中所提出的具體的實體法上的權利主張，判斷訴訟標的多少的標準是原告在實體法上享有多少個請求權。據此，凡實體法上發生競合的幾個請求權，即使給付目的相同，也可以成為幾個獨立的訴訟標的。以某甲乘坐電車時因電車突然剎車而致受傷這一事件為例，甲可以同時依侵權行為產生的請求權和違約行為產生的請求權訴請法院裁定電車公司賠償，這是兩個不同的訴訟標的，在同一訴訟中構成訴的合并；甲由主張一個請求權而變更為另一個請求權，構成訴的變更；如果一個請求權遭敗訴判決，甲可以依據另一請求權起訴，此時不發生違反既判力的問題。總的來看，舊實體法說以實體法上有不同評價、訴訟上就有不同的訴訟標的為其理論支點，因而有“便于法院裁判和當事人攻擊防御，既判力客觀范圍明確”的優勢，但同時也存在著一個事件有幾個訴訟的重大缺陷，以致“增加當事人訟累，增加法院的案件，減損民事訴訟之功能，同一個事件可能有幾個判決并存。”④
新的訴訟標的理論是在批判舊理論的基礎上形成的，旨在解決舊理論所不能解決的請求權競合問題。新訴訟標的理論將訴訟標的從實體法關系中完全分離出來，構成訴訟法上的訴訟標的概念。原告提起訴訟，只需主張所希望的法律效果或地位，而不是實體法上的權利，只需要講明自然事實即可，而不強求其說明到底基于哪一種法律理由。新訴訟標的理論經歷了從二分支說到一分支說的演變。
二分支說也稱為訴的聲明及事實理由合并說。該說認為，訴訟標的應以原告陳述的事實理由和訴的聲明為根據加以確認；凡訴的聲明與事實理由任何一種要素為多數時，則訴訟標的為多數，從而發生訴的合并、追加與變更。在實體法請求權競合時，只要訴的聲明和訴的事實理由合并構成一個訴訟標的，則不論實體法上存在多少個請求權，也不發生多個訴訟標的問題。二分支說確立了實體法請求權競合時訴訟標的的識別標準，但也遇到了問題，即如果幾個請求權的發生是基于幾個不同的事實，而要求的是同一給付，訴訟標的應如何識別？如原告以買賣的原因關系和票據關系同時向被告請求給付價金的訴訟。按照二分支說，買賣關系和票據簽發的事實各自成為不同的事實理由，此訴訟中應為兩個訴訟標的。
一分支說也稱為訴的聲明說。該說認為，訴訟標的以訴的聲明或原告起訴的目的為識別標準。以同一給付為目的的請求即便存在著不同的事實理由，仍只是一個訴訟標的。一分支說不僅合理解釋了實體法請求權競合時訴訟標的的單一性，也解決了訴訟請求單一而有幾個事實理由時訴訟標的應當如何識別的難題。但一分支說也同樣存在問題。首先在請求給付金錢或替代物的訴訟中，由于一分支說一味地追求純訴訟上的訴訟標的概念，在識別訴訟標的時不將事實理由考慮在內，導致幾乎無法判斷訴訟標的是否同一。其次法院在審理時不論事實理由，只要是一個訴訟聲明就認定為一個訴訟標的，這無疑會擴大法院判決的既判力范圍。
新實體法說是主張訴訟標的理論研究應回到實體法領域的一種學說，它與舊實體法說相對應。該說認為，訴訟標的的一系列問題，本源出在實體法請求權競合上，因此應當從根本上修正實體法競合理論。這一修正即，事實關系單一的數個實體法請求權競合，只是請求權基礎競合；因不同事實關系所發生的數個請求權競合才是真正的請求權競合。由于實體法理論中關于請求權競合和請求權基礎競合的區別標準并未能統一，新實體法說很難讓人信服。這一學說歸根到底還是認為訴訟標的的確定取決于實體法上的請求權，它只是力圖追求使其理論能具有新訴訟標的理論所具有的效果而已。
縱觀新舊訴訟標的理論的論爭，爭議的焦點主要是訴訟標的的識別標準。由于識別標準不同，導致不同理論在一事不再理和既判力問題上得出不同的結論。
2、二分支說的優勢和完善。
筆者主張采納訴訟法學說中的二分支說。理由是二分支說體現了現代民事訴訟發展的方向，具有可操作性、合理性。
（1）相對于實體法說，二分支說體現了現代民事訴訟的發展方向。
訴訟標的的舊實體法說產生于私法訴權說盛行的時代，那時學者們認為，民事訴訟法中的訴權不過是權利保護請求權的另一種形態，權利保護請求權本身就是訴訟標的，將私法上的請求權概念，移植到公法領域，就此提出了舊說理論。在這個時代，民法關系相對簡單，法典條目界定清晰，民法典能夠涵蓋私法社會的大部分內容，人們普遍認為，法院只需要嚴格依法辦事就可以了。首倡舊說的威瓦哈教授就堅持認為，訴訟法不過是為了完成實體法規定的目標而在實體法的指導、約束下而形成的。舊說直接將實體法上的請求權概念移植到訴訟法領域的做法，符合了這個時代的要求。
1931年，羅森伯格教授發表了《民事訴訟法上的法律觀點之變更》和《訴訟標的》的論文，認為原告在訴訟中所關心的是訴訟的結果，而并非請求權或形成權在法律上有如何之性質，原告只需要將其希望的法律結果加以主張就可以了，從而奠定了新說的理論基礎。⑤此時，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民法典已經沒有能力完全涵蓋私法生活，法院得以發揮更大的作用，20世紀20至30年代出現的諸多社會問題要求法院對法律予以寬泛的解釋。由耶林的目的法學、法國的科學學派、德意志的自由法學和利益法學共同形成的自由法運動，對概念法學展開了猛烈的抨擊，辯證推理、論理解釋等新的法學方法得到了倡導。經過一大批杰出的訴訟法學者的研究和富有創造性的努力，民事訴訟法學的理論基礎得以形成，民事訴訟法開始擺脫民法附庸的地位。
時至今日，私法社會與舊說誕生之日相比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科學技術、經濟的發展以及由此所帶來的人們觀點的變化使私法社會的內容變得無比復雜，穩定而機械的成文法已經無法像過去那樣涵蓋私法生活，概念法學的統治地位已經動搖，就連一直信奉“三段論”司法邏輯的德國人也開始在司法實踐中嘗試法官造法。舊說在當代就顯得不合時宜，因為當代社會需要民事訴訟法發揮更大的作用，在貫徹民法所預設的私法秩序的同時，社會還需要民事訴訟法承擔起填補民法缺漏、修正民法謬誤的責任。相反，新說擺脫了民事實體權利與實體法律關系的絕對束縛，以當事人在訴訟上的主張作為訴訟標的，直接將糾紛的整體作為審判的對象。在審理過程中，由于無須拘泥于民事實體法，法官可以較為靈活地解決糾紛，如果糾紛本身已經為民事實體法所涵蓋，且民法的規定又是合理的，法官就可以直接適用，如果糾紛本身沒有被民法所涵蓋或者民法的有關規定明顯不合理，法官則可以在民法以外發現、確認新的民事權利，以填充、修正民法的缺陷，使民事訴訟法與民法一同創造正義的私法秩序。
在我國，理論界與實務界都存在這樣一種觀點：人民法院民事訴訟主管的法律關系必須是依照民事實體法形成的社會關系，當事人主張的權利必須是由民事實體法規定的權利。于是一些新型的案件就無法為法院所受理，當事人的游離于實體法之外的正當權益便無法得到救濟。我國一些學者已經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主張擴大我國民事訴訟主管的范圍，切實保護“形成中的權利”。筆者認為，新說的適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問題，新說以當事人在訴訟上的主張作為審判的對象，審判與訟爭的關鍵是當事人在訴訟上的主張是否合理，而不是民法是否有所規定，這樣便擺脫了民法對法官的絕對束縛，法官可以將各種類型的案件納入訴訟系屬，再通過審理決定是否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
（2）二分支說相對于一分支說更為合理，更具可操作性。
首先，沒有一種權利主張能夠脫離事實而存在，一分支說完全
不考慮原因事實，勢必使當事人的主張成為空中樓閣、無源之水。其次，一分支說也不符合司法審判的實踐規律，法官在審查案件時不可能脫離糾紛事實，只考慮抽象的權利主張。第三，二分支說相對于一分支說，在訴的聲明之外把當事人提出的原因事實也作為訴訟標的的識別標準之一，可以兼顧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的優勢。一方面可要求當事人圍繞請求裁判的事項充分提出訴訟資料以證實其事實主張，在強調當事人舉證責任的基礎上把當事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從而對發現案件的客觀真實起著積極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使法院不完全受當事人事實主張的限制，而有權對案件事實進行必要的調查，并適當干預當事人的權利處分行為，以便維護社會的公共利益。
當然，二分支說并不是完美無缺的，沒有哪一個理論是能夠包治
百病，解決所有問題的。筆者認為，在二分支說適用過程中產生的有關問題，是可以克服和解決的。例如在基于買賣關系的給付訴訟和基于票據關系的給付請求中的問題，可以采取法律效果評判的方法，對產生同一法律效果的給付請求認定為重復訴訟，或基于一次損害不能得到兩次賠償的法律原則予以駁回。同時，對于是否構成同一事實的問題，在具體案件中如當事人已經提出明確的法律主張，也可對該權利的事實依據加以觀察對照，不能機械地完全拋開明確的法律規定。大陸法系，特別是德國法，往往過于追求理論體系的完整和完美，希望能建立一種解決所有問題的法律理論，這也是不切實際的。總之，訴訟標的二分支說與其他學說比較，雖有不足，但更加合理實用，也體現了現代民事訴訟的發展方向，應當為我們所采納，并給予不斷的完善和發展。
綜上所述，一事不再理原則在適用中應當以同一當事人和同一訴訟標的作為重復起訴的識別標準。對同一訴訟標的的判斷，應在考慮訴的主張和原因事實的基礎上，結合有關法律原則和法律效果綜合判斷。
三、我國立法規定的不足和完善。
我國民訴法沒有對“一事不再理”作為訴訟原則加以明確化。學界一般認為，我國民訴法第一百一十一條第（五）項的規定，就是體現了“一事不再理”原則。該項規定：“對判決、裁定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案件，當事人又起訴的，告知原告按申訴處理，但人民法院準許撤訴的裁定除外。”該規定不論在立法技術上還是在內容上都存在問題。該條只規定對生效判決、裁定不得再訴，未包括調解書、支付令等正式的法律文書。其次“但書”條款內容單一，沒有包括其他可以重新起訴的情形。民訴法實際規定的是“一案不得再次起訴”，而并非真正意義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則。筆者認為，“一事不再理”作為一條古老的民事訴訟規則，司法實踐中已深入到法律職業者的法律意識之中，我國民事訴訟法在修訂時應將其寫入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中，并在文字表達上予以明確化、規范化。
注：
① 薛江明著《本案中原告的訴訟請求權不應支持–––兼論處分原則與一事不再理》。
②高橋宏志著《民事訴訟法制度與理論的深層分析》，法律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477頁。
③周巖著《論民事訴訟中“一事不再理”原則的適用范圍兼談完善我國相關法律規定的設想》，載北京二中院《程序公正與訴訟制度改革》。
④楊建華《民事訴訟論文選集》，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21、422頁。
⑤楊建華《民事訴訟法論文選集》，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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