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苑媛 ]——(2004-12-22) / 已閱51450次
安樂死與生命權——有關安樂死合法化的研究
作者：河北農業大學現代科技學院法學0201班 高苑媛 艾志英
指導教師：河北農業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王衛國
摘要：安樂死已成為一個世界矚目的熱門話題，國內外紛紛對其合法化展開了激烈的論爭。本文認為：安樂死可以在特定時期特定地區首先立法，從而推動對安樂死的全面立法。
本文對此種立法意見的可行性進行了論述。
關鍵詞：安樂死，合法化，生命權，立法。
引言：安樂死現今只在兩個國家為合法，其他國家，如澳大利亞，也曾經試圖對其合法化，但條件尚未成就，立法失敗。在我國，關于安樂死立法的理論已屢見不鮮，但多數為“一棒子打死”的理論----全國皆力或毫不放松，有的學者提出了“第三條路線”的理論----即禁止與開放之間取其中間，但未提出具體的辦法。本文就安樂死合法化的可行性及其筆者所提倡的方法加以論述。
關于安樂死的論戰已由來以久，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就有人開始要求在法律上允許安樂死，并在世界范圍內圍繞著關于爭取人道死亡權利，推動安樂死合法化，開展運動。世界上第一部“安樂死法”應追溯到1995年，澳大利亞北部地區議會通過了世界上首部“安樂死法”。（但實施不到兩年即被廢止）。2001年4月10日，荷蘭議會上議院以46票贊成，28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了安樂死法案，也使荷蘭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承認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繼其之后，比利時眾議院于2002年5月16日通過了“安樂死法案”，允許醫生在特殊情況下對病人實行安樂死，從而成為繼荷蘭之后第二個使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荷，北兩國的這一舉動再次使“安樂死”成為全世界爭論的話題。
在我國，安樂死已不是一個陌生的詞匯，相反人們還相當熱衷于對安樂死的爭論。我國關于安樂死的討論源于上世紀80年代，在1986年，陜西省就發生一起安樂死事件，一個名叫王明成的男子為身患絕癥的母親實施了安樂死，其馬醫生雙雙被檢查機關提起公訴（但后來被無罪釋放）。從1994年起，幾乎在每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上，都有代表提出關于安樂死的提案。由此可見，我國民眾對安樂死之關注程度。
安樂死一詞源于希臘文：“euthanasia”，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安樂死包含兩層含義，一是無痛苦的死亡；二是無痛致死術；在我國對安樂死的定義為：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狀態下，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和其親人的要求下，經醫生認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下結束生命的過程。
去年，為身患絕癥的母親實施“安樂死”的王明成因患胃癌晚期，再次要求為自己實施“安樂死”，但因為法律上的空白，所有的醫生都沒有勇氣。王明成在2003年8月3日，在病痛的折磨中死去，于是基于王明成的遺憾，人們再次討論：安樂死是否應該合法化？安樂死是保護生命權，還是破壞生命權？
“法”是權利之法，他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生命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的一部分，“法”理應給予保護，但是，安樂死是是保護生命權還是破壞生命權哪？現在學術界尚無定論。何謂“生命權哪？筆者認為，生命權即人們享受生命和處置自己生命的權利。北京大學法學博士徐景認為：公民個人有權選擇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條件下也有選擇死亡的方式。華東政法學院殷嘯虎也有相似的觀點，他認為：如果一個人當他由于各種外界條件而無法選擇生命的情況下，可以有選擇死亡的權利。一個人身患絕癥，臨近死亡，在極度的痛苦中掙扎，應有權選擇有尊嚴的死亡方式，即安樂死，這應符合生命權的要求。這不僅是對個人權利的尊重，而且也是對公共秩序和社會風氣也均無妨害，可以下一個結論：在某方面說：安樂死是對生命權的保護。
然而，生命權不僅僅歸屬于自然人個人。人是社會人，他多少與其他人（如親人，朋友，債權人等），組織，甚至國家，有著某種聯系，比如，一個債臺高筑的人申請安樂死，是否經債權人同意？筆者認為。經債權人同意方可對債務人批準安樂死，因為從民法角度分析，債務人的死直接危及債權人債權的實現。也就是說，安樂死不僅是個人的絕對權利，它須經過其利害關系人的同意，也包括國家和組織的同意。
據有關民意測驗統計，進入90年代，美，法兩國支持安樂死合法化的比率分別為90%和95%，而日本，瑞士等國家支持安樂死合法化的人也與日俱增。在我國據《健康報》報道，有關部門對北京地區近千人進行的 問卷調查表明：91%以上的人贊成安樂死，85%的人認為應該立法來實施安樂死，又據千龍網數據顯示：對588人進行調查問卷，有453人（77.04%）贊成安樂死合法化；僅有7.82%的人反對。可見，無論是在國際上還是在我國國內，對安樂死合法化的呼吁與日俱增。雖然如此，然而，安樂死畢竟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其本身還存在很多問題需要解決，解決了才能推動其合法化。
（一） 安樂死的本質是什么？
有的學者認為，安樂死的本質是死亡過程的文明化，科學化，主張“安樂死”是對于醫學無法挽救的瀕臨死亡者的死亡過程進行科學調節以減輕或消除死亡的痛苦，使死亡狀態安樂化。首先，它是一種死亡狀態，不能與自然死亡，病理死亡和意外死亡，這三類死亡原因并列為第四種死亡原因；其次，它的對象只限于當今世界醫學上無可挽救其生命的痛苦的瀕死者；再次，它雖需要人工控制，其目的重在使病人“安樂”，不在使病人“死亡”。
（二）安樂死的價值是什么？
當一個病人已無望好轉，且遭受著肉體和精神上的極端痛苦之時，勉強延長就不是生命的美好，而是求生不成，求死不成的煎熬。讓精神和肉體經歷慘不忍睹的折磨，不如主動結束生命，選擇有“尊嚴”的死亡，如果醫生明知絕癥患者不可逆轉地瀕臨死亡，并且處于不堪忍受的極端痛苦之中而熟視無睹，既是對患者本人肉體的摧殘，也是對患者家屬與親友精神的折磨[14]。
安樂死合法化有其益處，這是被公認的。1988年和1994年，我國召開兩次安樂死學術研討會達成共識：A安樂死是社會文明的進步的一種表現，大勢所趨；B有利于從精神上，肉體上解除病人的痛苦；C可以減輕家庭的精神，經濟，情感和人為負擔，解放生產力；D有利于社會衛生資源的公正和正確的分配[15]。
（三）安樂死合法化必要嗎？
法律作為一種規范社會的工具，是應順應社會要求的。二戰以來，安樂死合法化的呼聲越來越高。安樂死作為人的權利在世界范圍都具有普遍意義，其立法工作也勢在必行。隨著時間的推移，安樂死在我國已成為一個新的社會問題，已成為社會需要的強烈表現。而我國通常認為實施安樂死是一種犯罪，這種“一棒子打死”的做法已不符合社會需求，因此，在我國制定一部有關安樂死的法律來完善對生命權保護的法律體系，加大對生命保護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論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16]。
（四）安樂死合法化可行嗎？
學者們通常認為，要想使安樂死合法化可行，需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是必須論證安樂死非犯罪化；第二是必須證明安樂死符合倫理道德與人道主義原則[17]。
（1） 安樂死行為不構成故意殺人罪。
第一，二者客體不同。故意殺人罪侵犯的客體是人的生命權，即使是出于同情等動機而實施的幫助自殺行為也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權，因為死可能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選擇，行為人完全可以采用其他措施去避免死亡發生，反而促進其發生，故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權。安樂死只是幫助病人解決垂危之苦，此病人必須是無法醫治，別無他選的，它沒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權，相反卻保護了生命權。第二，故意殺人的行為人的目的是非法剝奪他人的生命；而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人往往是在病人主動請求下，出于同情，憐憫等心理，按嚴格條件和程序對其實施安樂死，其直接目的僅是解除絕癥病人不堪忍受之痛苦，因而主觀上無罪過。因此，從犯罪構成的角度講，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不構成故意殺人罪。
（2） 安樂死行為符合倫理道德及人道主義原則。
如果從康德的角度分析，他強調“人并不因為痛苦而獲得處置自己生命的權利”[18]，那么安樂死是絕對違反道德的。然而早在古希臘時期，哲學家柏拉圖就有贊成安樂死而不反對自殺的理論。[19]近代哲學家休姆，邊沁等也有同樣觀點，他們認為人為改變江河流向或其他干預自然的行為不被視為犯罪。那么，處置自己的生命也不構成犯罪。在挑戰生命神圣至上的各理論中，“值得活的生命”和“生命的質量”理論尤其引人注目[20]，從這些理論中可以看出，持這種觀點的哲學家是贊成安樂死的。
在我國，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人們根深蒂固的倫理道德思想。所以有一部分人認為安樂死與傳統的倫理道德，醫德及人道主義相違背。但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發展了，隨著科學的不斷進步，人們的道德觀念也相應的發生變化。“好死不如賴活”的思想在我國源遠流長，但現在更多人認為“溫柔”的加速痛苦的死亡過程，比那種靠人工方式勉強維持生命而延長病人痛苦的歷程更符合現代的道德規范，也是比較人道的。此外，人們普遍同意了安樂死，承認了病人選擇死亡的權利是文明的進步。人們把選擇安樂死看作是病人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主動結束痛苦，坦然面對死亡的表現，這是一種勇敢行為，作為醫生，為病人實施安樂死則只是幫助病人實現自己的臨終選擇。
（五）在什么條件下，才能實施安樂死？
論證安樂死的實施條件是必要的，因為如果安樂死以法律形式確認下來，可能會被一些人利用，以非法剝奪他人生命。荷蘭人的做法可以很好的借鑒，荷蘭的安樂死法案制定得詳盡而嚴格，譬如規定醫生實施安樂死的條件為：病人必須在意識清醒的狀態下自愿接受安樂死，并多次提出相關請求；根據目前通行的醫學經驗，病人所患病必須是無法治愈的；病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被認為是難以忍受的；主治醫生必須與另一位醫生進行磋商，以獲取獨立的意見；醫生必須在“安樂死”實施后向當地政府報告等等。對于我國荷蘭的做法是個很好的典范，并在此基礎上，根據我國的國情現狀給予適應的改變與添補，從而打造出我國首部“安樂死法（或條例）”。
（六）安樂死合法化符合我國立法原則嗎？
首先，對安樂死立法符合立法的民主性原則。《立法法》第五條規定：“立法應當體現人民的意志，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保障人民通過多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現階段，安樂死合法化深入民心，前文多次以數據體現安樂死合法化是人心所向，是人民的意志，對安樂死立法，才能更好的體現社會主義民主，更多的讓人民參與到立法中來。
再次，對安樂死立法符合立法的科學性原則，立法的科學性體現在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以各地的實際情況出發進行地方立法。安樂死合法化涉及諸多方面，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筆者認為可以在特定地區以地方法規的形式對安樂死首先立法。
最后，安樂死合法化體現對各種利益的均衡。在某些地區先為安樂死立法體現了對整體利益和局部利益，長遠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均衡。我國現階段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具備安樂死合法化條件的經濟，政治，文化發達的地區并不多，在這些地方首先實現要安樂死合法化解決了局部利益的“呼吁”；并且，對安樂死的局部立法是實現短期利益，而長遠利益是在全國范圍內的合法化。
綜上所述，無論在外國還是我國，無論以情理分析，還是以法理分析，安樂死合法化都是可行的。但是，任何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們要以積極的態度把“安樂死”納入法制軌道。從目前我國整體的經濟發展水平，法律建設狀況和醫療保障水準等方面看，現在為安樂死全面立法的確有些不現實，我們不妨報著積極的態度，為安樂死立法創造條件。比照近些年的“稅收”試點（已收到很好效果）我們可以在我國東部一些經濟，科技，文化發達的城市做一些“試點”工作之后，先為安樂死“打開半扇門”，在人們可以接受的程度內為安樂死部分立法，確定哪些安樂死可以允許，哪些應當禁止，并隨著社會的發展給予其修訂與改正，等待我國東西部經濟差距縮小，再把該結果推向全國。
注釋：
[1]新華網，2002-05-17
[2]《安樂死論爭與第三條路線的法律評價》，張毅
[3]
[4]檢查日報：《安樂死：離合法還有多遠》，夏敏
[5]《安樂死論爭與第三條路線的法律評價》，張毅
[6]《牛津現代高級英漢雙解詞典》牛津大學出版社，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
[7]法律教育網，《論安樂死在中國的合法化》，四川大學，李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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