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立軍 ]——(2005-1-28) / 已閱14220次
從中外社區矯正概念的比較中來作性質定位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中，對社區矯正的概念進行了界定——社區矯正是與監禁矯正相對的行刑方式，是指將符合社區矯正條件的罪犯置于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判決或裁定規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意識和行為惡習，并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那么，社區矯正是不是行刑方式呢？如果將這個概念作為我們觀念上的指導，當然能得出社區矯正是行刑方式的結論。關鍵是，這樣的概念是不是合乎社區矯正的本意？這個問題不搞清楚，社區矯正工作就可能走彎路。如果走了彎路，到時候就不得不對社區矯正進行“矯正”。
在講清這個問題之前,讓我們先來了解一下美國某州的社區矯正概念。
社區矯正(Community corrections)可以定義為：它是為預防犯罪而設計的相互關聯的一系列項目（programs），它旨在允許犯了罪的人進行重新改善自我(re-integrate themselves)，并為其提供相應的機會，使其不致再危害公共秩序和安全。建設諸如中途住所(Halfway houses )、日報告中心(Day Reporting Centers)、半歸家(Halfback houses)等社區矯正的環境設施（facilities），集中針對罪犯的不同需求，進行多種形式的規勸和建議（counseling）。日常的矯正項目包括：教育和職業訓練、毒品和酒精治療、暴怒的處理和沖突的解決，當然不僅限于這些項目。此外，社區矯正也可以緩解（remedy）監獄過于擁擠的矛盾。例如：罪犯在監獄服滿一定刑期后，州假釋委員會就會下達假釋令，讓他們參加矯正項目，作為對監禁的變通方法（alternatives to incarceration）。
社區矯正的觀念是一種理性的思維。首先，從廣義上說，要弄清通常與犯罪有關聯的主要因素。例如，與教育程度、濫用毒品、職業情況等有什么關系。其次，社區項目的設立，也是緊緊圍繞這些主要因素的構成來建構的。再次，無論是緩刑罪犯還是假釋罪犯，都被安置在這些設施中，而其中許多情況下是來自法庭或者假釋委員會的特殊指令。也就是說，他們應受處遇的類型和數量都是明確的。最后，社區矯正的期望結果將是確定的。通過完成對矯正項目的實施，罪犯將不再有繼續犯罪的行為，這樣也就減少了犯罪。
更重要的是，為了保證矯正的有效性，必須對社區矯正設施進行評估和測量，要確定其對罪犯（例如再犯率）和社會（例如犯罪率）到底有多大的影響。社區矯正設施的成功，唯一取決于組織的控制策略和項目被執行的方式。進一步講，這個領域的從業人員必須對他們提供的服務負責。在一定程度上，社區矯
正意味著，聘用高素質的職員，進行服務行為的評估，還要取得成果。
社區矯正設施的百分百有效當然是最理想的，盡管從研究結果看，有的州實現了。但是，要想全國都做到，恐怕要花費許多年去研究。然而，這畢竟可以說明罪犯在這種處遇方式中得益。相反地，聯邦統計數據表明，監獄內的罪犯絕大多數都是多次犯罪者，超過60%的緩刑和假釋犯很可能重新犯罪。因而，當今社會急需社區矯正。[1]
該概念沒有采取絕對化的定義方式闡述，而是用商討的語氣，給別人以充分的話語權。這是社會科學的特點決定的，這有利于社會科學的不斷創新和發展。相反，概念過于權威，是件很可怕的事情。由此我們方能理解，為什么美國各州社區矯正方式不是“大一統”。它還明確了社區矯正的目標——“旨在允許犯了罪的人進行重新改善自我(re-integrate themselves) ，并為其提供相應的機會，使其不致再危害公共秩序和安全。”把“重新改善自我”放在首要的位置，“提供機會”只是輔助的作用。它還解釋了什么樣的思維是“理性的思維”，并且指出社區矯正的具體項目和技術方案。
這個概念給我們的印象是，社區矯正的確不同于監禁矯正，但它又不是與監禁矯正相對的方式。實際上，在美國等一些國家的監禁矯正也貫穿著同樣的“理性思維”。不同的是工作方法，社區矯正由于地域環境的優勢，更利于借助社會工作的方法來矯正罪犯。
再來分析我國的社區矯正概念。姑且不說這概念犯了循環定義的錯誤。主要看它是否將社區矯正工作與監獄工作作了明確區分。第一，“社區矯正是與監禁矯正相對的行刑方式”是指二者的區別在于一個是關著，一個是在社會上，這只是形式的不同而矣。第二，“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專門機關當然不同。但監獄要不要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呢？第三，“矯正其犯罪意識和行為惡習，并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這同監獄要達到目標是相同的。這里還有一個自相矛盾之處。社區矯正對象已經在社會上了，怎么又講“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呢？當然似乎可以表述為，“促進其成功社會化”。這一點是監獄目前很難做得好的。許多人之所以犯罪，最根本的，就是社會化的過程中出了偏差，其社會化是不成功的。比如，青少年犯罪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當然這樣的表述也值得進一步推敲。但最起碼反映出社區矯正工作與監獄工作的不同來。
我對某省的社區矯正試點工作調研中發現，社區矯正工作所用的表簿冊與監獄所使用的表簿冊如出一轍。社區矯正工作人員竟然會把有“生病”的矯正對象抬到公益勞動現場，看別的矯正對象勞動，令其體驗勞動的意義。為什么會出現這么多怪現象？與司法部的這個概念灌輸給我們的理念有無關系呢？
在設計社區矯正時，我們更多地強調行刑觀。這是重刑主義在作崇，也反映出一種對矯正對象的敵視態度。社區內的罪犯是危險分子，當然必須使用相當于監禁的手段才行。我們民族向來缺少人文精神，人們總認為罪犯是“惡人”，要以惡制惡，這才是對“善人”的善。然而他們中一些人或者說絕大多數人只是做了惡事的“善人”，同我們無異。況且，對于他們的犯罪，我們的政府、我們社區的每一個成員有沒有責任呢？我們對他的犯罪當然有直接或間接的責任，那么我們就有責任幫助他“重新改善自我”。我們在對他們矯正時，所采用的只不過是適合于不同矯正對象的方法——即社會工作方法。
因而，在我還不能科學地給出社區矯正概念的時候，只能說，社區矯正不是行刑方式，只是一種有利于矯正對象這一特殊群體“重新自我改善”的一系列社會工作方法。之所以不用“項目”，而用“社會工作方法”，是因為我們暫時還不能做到。
[1] What is Community Corrections? 本文作者翻譯譯.
http://members.aol.com/nu3psi96q/Jamaal/index1.html,
作者:宋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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