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秉志 ]——(2001-2-9) / 已閱15304次
為了共和國刑事法治的完善——訪中國人民大學刑法學博士生導師趙秉志教授
2001年2月9日 14:07 本報記者 晏向華
趙教授的聲名，在法學界可以說是如雷貫耳。對趙教授的采訪計劃，也是列于“法學英才”欄開辦之初。遺憾的是，幾次與趙教授聯系未果。對于這次遲到的采訪，我深有對名家不恭的忐忑，而趙教授根本不以為意，并且以最快的速度給我提供了所需資料。
對于這樣一位知名教授，一篇短短的采訪文章實在是難以表其豐碩。這里僅以素描方式建立起其基本形象：趙秉志，新中國首屆刑法學博士，國家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刑法學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等多種全國性學術職務，發表論文400余篇，出版個人專著、主編及合著書籍150余部，人們常以“著作等身”形容一個人的成果斐然，可是趙教授早已是著作超身了。對于一個年富力強的學者，你可以想見其中的勤勉和淵博。
對于中國刑法學的發展，趙教授可謂是傾盡心血。1988年至1997年，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刑法修改小組主要成員之一，他始終參與了中國刑法典的修改工作。他主張對刑法觀念進行更新和變革，樹立經濟刑法觀、效益刑法觀、民主刑法觀、平等刑法觀和開放刑法觀。對于刑法中的一系列問題，他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這里僅擇要予以介述：
其一，罪刑法定原則的立法化與類推的廢止問題。我國1979年刑法典沒有明確規定罪刑法定原則，且在第七十九條規定了類推制度。要不要廢除類推制度?這一問題曾經在學者之中產生過諸多爭議。趙教授旗幟鮮明地認為，類推不利于法治和人權的保障，罪刑法定原則的立法化符合世界刑法發展潮流，有利于刑事立法的不斷完善，有利于強化刑事司法。趙教授和其他一些學者力倡的這一主張得到了立法者的采納，1997年修訂的刑法典第三條明文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
其二，關于死刑的立法完善。趙教授認為，重刑主義思想是同態復仇報應觀念的反映，立法者對死刑的作用應有冷靜、客觀的認識。過分崇尚和依賴死刑，則必然會使法律失去正義性和合理性，從而失去公眾的尊重和支持。他提出堅持以總則和分則相結合控制死刑，對經濟犯罪和財產型犯罪原則上可考慮刪除死刑，從尊重人的生命權利，推進刑罰文明與進步等諸方面看，盡量減少甚至在將來條件成熟時逐漸廢除死刑，應是我國立法、司法的指導思想。
其三，對犯罪主體的研究。趙教授認為，犯罪主體通過影響刑事責任程度進而對刑罰產生重要影響。主要表現在：因犯罪主體情況的影響而從寬、從嚴適用刑罰或者是限制刑種的適用。他早在1987年即明確主張刑法對已滿14歲不滿16歲未成年人負刑事責任的罪種范圍應當明確限定，并主張對不滿18歲的未成年人不適用死刑，這些主張在我國新刑法典中都得到了立法的采納與體現。
其四，關于妨害司法活動的立法完善。1979年的刑法典分則對這類犯罪沒有集中規定，而是分散地規定于若干章節中。1988年應國家立法機關邀請參加修改刑法典的起草與論證工作后，趙教授提出了增設妨害司法活動罪專章的建議。隨后，他又以此為題申報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并推出了有相當深度的研究成果《妨害司法活動罪研究》。在他的倡導下，1997年修訂的刑法典分則第六章第二節設立了“妨害司法罪”專節，并增設了妨害證據罪、破壞監管秩序罪等新罪名。
多年來，趙教授在異常繁忙的教學科研工作之余，還抽出相當精力參與許多重大學術活動。這里簡列如下：參與中國刑法典的修改和研擬工作；參與國家最高司法機關司法解釋創制、疑難案件的咨詢工作；參與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北京市學位委員會的學科評議工作；參與全國刑法學科的學術組織與協調工作；參與國家港澳臺事務主管部門的有關法律研究與咨詢工作。
在我與趙教授聯系采訪事宜時，他又即將赴法國、德國講學和研究。透過趙教授永遠匆匆的身影，我們可以看到我國法學建設繁榮而光輝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