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滿德利 ]——(2005-4-14) / 已閱44186次
韓佰軍在賭場發放高利貸，純系其個人行為，利潤歸韓本人所有。并不是由所有聚賭人員約定由韓發放高利貸，也不是獲利歸所有聚賭人員所有。借不借高利貸是參賭人員的自愿行為，韓等人并沒有實施其它犯罪手段迫使其他參賭人員借其高利貸。韓佰軍讓人專門為其討要高利貸，則是民事借貸關系中的行為。從借韓高利貸的20多人的證言、替韓討要高利貸的各被告人的供述中可以發現，在韓佰軍收放高利貸過程中，一、韓佰軍沒有采取犯罪手段放高利貸。二、韓佰軍沒有明確授意他人采取犯罪手段收取高利貸。三、在收取高利貸的行為中沒有發生構成犯罪的行為。四、韓佰軍沒有將從放高利貸中獲取的收益用于支持、實施其它犯罪活動。
對韓佰軍所發放高利貸，現已查證在案的人員有15人。涉及收放高利貸金額45萬余元，從中獲利25萬余元，以上獲利均歸韓個人所有。所有涉案賭博人員，并沒有共同獲利的情況存在，主要聚賭人員也沒有共同的財產范圍。在本案中沒有據以支持這些聚賭人員的共同經濟基礎，更談不上他們具有了什么經濟實力，和靠經濟實力運作自己的組織。
因此，本案不具備人大對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一款解釋中“有組織地通過違法犯罪活動或者其他手段獲取經濟利益，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以支持該組織的活動”的第二個特征。
3、與賭博罪同時期發生的12起犯罪中，韓佰軍參與的有2宗傷害犯罪，喬滿滿參與的有1宗傷害1宗尋釁滋事犯罪。有組織、預謀的犯罪4宗，韓佰軍了參與其中1宗傷害犯罪，喬滿滿參與了其中的1宗傷害、1宗尋釁滋事犯罪。除去這4宗犯罪，其余11宗犯罪都是突發性案件。且從已經認定的這12宗犯罪的事實和證據可以看出，有組織、預謀的4宗犯罪間沒有必然聯系，與賭博犯罪間亦無必然聯系，其它11宗突發性犯罪則更不存在這兩方面的聯系。這些犯罪在客觀上都危害了人民群眾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侵犯了社會的正常秩序，均應依法予以懲處。但這12宗犯罪的發生，并非系有組織地進行的，所以不具備人大解釋中“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手段，有組織地多次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 的第三個特征的。
4、韓佰軍、喬滿滿等人實施賭博、傷害、尋釁滋事等犯罪前后，并沒有尋求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支持、保護、開脫的事實，也沒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主動為其提供實施犯罪的條件和保障。韓佰軍等人在開設賭場過程中多次受到公安機關的查處，并因此開開停停和多次更換聚賭地點。他們一直在試圖利用社會治安管理中的盲點進行其犯罪活動，而非利用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包庇或者縱容進行有目的、有針對性的各種犯罪活動。在韓佰軍等人實施的違法犯罪中，一、不存在其在具體的行業領域和一定的地方區域內專門進行犯罪的事實。聚眾賭博是現今社會法律予以禁止的行為，因此它不具備形成一個社會行業的前提條件。它只能是少數人的短暫行為，而不能作為一種社會行為長期、公開的存在。故其犯罪行為沒有具體的社會行業屬性。二、在韓佰軍等人開設賭場的同時，還有其他人亦開設賭場。他們之間并沒有發生以犯罪手段形式展開的為壟斷、控制等進行的爭斗。韓佰軍等人聚賭中涉及的人數多、時間長是客觀事實，但韓佰軍等人沒有試圖實現、也沒有實際實現將一定區域的賭博犯罪，占為自己一伙獨有的犯罪活動。三、賭博不產生具體的社會經濟效益，因為賭場上的資金流轉，沒有作為納稅的內容。賭博確使一些參賭人員背負了慘重的經濟負擔，給不少人的家庭造成很大的破壞，甚至成為一些社會不安定因素的根本原因，應該依法予以打擊。但韓佰軍等人的賭博行為還未達到嚴重破壞某一社會領域經濟的程度。所以，韓佰軍等人的犯罪行為也不具備人大解釋中“通過實施違法犯罪活動，或者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包庇或者縱容，稱霸一方，在一定區域或者行業內，形成非法控制或者者重大影響，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秩序”的第四個特征。
綜上，因為韓佰軍等人賭博、傷害、尋釁滋事等犯罪不具備《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一款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中的規定，所以韓佰軍等人的行為，不構成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檢察機關在抗訴中，將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罪名，分開認定為組織、領導和組織的定罪方式存在不當，該罪名中，組織領導關系是在一起的，是不能分開確定罪名的。對檢察機關的上述抗訴理由不予支持。
主審法官 滿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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