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黎明 ]——(2005-5-17) / 已閱12587次
控辯失衡的我國刑事辯護制度
摘 要：本文作者作為重慶中柱律師事務所的兼職律師，近期辦理了一件重慶市近年來最大的一起因生產、銷售地條鋼而涉嫌“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刑事案件，對刑辯律師在刑事訴訟過程中的各種“難處”有了深刻的體會。然而掩卷反思，我發現刑事訴訟法以及刑法某些條款的不合理規定作為立法缺陷才是刑辯律師尷尬地位的根源。
關鍵詞：刑事訴訟法；刑事辯護；律師執業風險；控辯失衡
一、我國刑事辯護制度控辯失衡的現狀
1、刑事訴訟法對刑事辯護律師權利的規定未能落到實處
刑事訴訟中，控、辯雙方的地位是平等的，訴訟中的權利是對等的。但是，律師閱卷、會見犯罪嫌疑人、調查取證等權利在實踐中未能落到實處。
其一，會見難。刑訴法第96條規定 “受委托的律師有權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關案件情況”。但是，廣大律師普遍感到會見難：制造種種理由、借口拖延；非涉密案件也要經過批準；限定會見時間、次數；控制問話內容、禁止記錄等，這使會見流于形式。
其二，申請變更強制措施難。刑訴法第96條規定，律師在“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后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為其申請取保候審”，刑訴法第75條還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師及其辯護人對于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采取強制措施超過法定期限的，有權要求解除強制措施。”然而筆者深深感到上述規定基本上是一紙空文，在我經辦的重慶市經濟犯罪偵查總隊偵查的這起案件中，自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即開始申請取保候審，但是一直到其被超期羈押，也沒能成功。
其三，調查取證難。刑訴法沒有明確規定律師在偵查階段的調查取證權，只是規定辯護律師可以“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而且必須征得被收集人的同意甚至司法機關的批準。實踐中不但律師的調查取證總是受到辦案機關的限制或制止，而且律師向法院、檢察院要求復核或調取證據的申請更是常常不被采納。無法調查取證，便難以獲取對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證據，使得律師在庭審中難有作為。
其四，閱卷難。刑事訴訟過程中，律師查閱案卷材料，了解案情，是行使辯護權的關鍵和核心。但是，律師的這一重要權利并未落到實處。主要表現在檢察院、法院留給律師查閱、摘抄、復制案卷的時間短，提供的材料不足，比如只提供證據目錄而無證據內容，只提供證人名單而不提供證人證言，只提供被告人有罪和罪重的證據材料而沒有無罪、罪輕、減輕或免除處罰的證據材料等等。
其五，律師的辯護意見采納難。法院對控辯雙方采取歧視性待遇，法官言行不中立。每當律師提出牽涉證據效力及司法公正的問題時，有的法官往往予以制止，限制辯護律師發言，司法天平明顯的向控方傾斜。
2、職業報復——律師的執業權益遭到肆意侵害
我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對控辯雙方采用不對等的立法使得執業律師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常常遭到踐踏。例如，刑訴法關于律師隱匿、毀滅、偽造證據，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刑法關于律師偽證罪的規定，就極為不平等。訴訟中違法亂紀，制造偽證的何止是律師，為什么要單獨加以規定？實屬世界罕見。
律師和偵查、控訴、審判機關一樣，目的是為了保證國家法律的正確實施，但律師們沒有權力。一些執法人員雖然執法水平不高，法律意識淡簿，但特權思想嚴重。他們將機關作為“衙門”，往往在律師身上顯示作威作福的權力，顯示對律師的傲慢與偏見。當律師在庭審辯論中提出不同的觀點或論據后，就極力壓制和打擊，將庭上沖突直接帶入案件的處理中，對律師實行赤裸裸的“職業報復”。
二、我國刑事辯護制度控辯失衡的原因
1、立法原因
一是憲法和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公、檢、法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原則忽視了辯護律師的作用；二是我國憲法、檢察院組織法和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院是國家法律監督機關，當檢察院以法律監督機關的身份作為控訴方出席法庭時，其訴訟地位明顯高于辯護律師，這造成檢察院的控訴觀點更易于被法官接受；三是刑訴法第38條規定律師隱匿、毀滅、偽造證據應當追究刑事責任，刑法第306條規定辯護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產生了誤導人們的負效應；四是刑事訴訟法許多條款對刑辯律師的正當權利作了種種限制，使得律師手腳遭到束縛，如第36條、37條、96條等。
2、司法體制
我國的司法體制是公、檢、法占據絕對主要地位，律師的地位很低。控辯雙方嚴重不平等，控方力量過于強大，辯方力量過于弱小。公、檢、法是一家，強調互相配合，而很少強調互相監督、互相制約。律師成了體制外的異己力量。偵控機關權力過大，且缺少監督制約，加之司法權地方化、行政化傾向嚴重，使得律師在這種體制面前束手無策、無能為力。公、檢、法時常召開聯席會議，排斥律師。律師的水平再高、意見再有道理，司法機關不采納，律師呼喚奈何！
3、思想觀念
制度的引進與我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沖突，是阻礙刑事辯護制度發展的又一原因。刑辯制度所追求的個人獨立、平等、權利和合法的自由，同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大異其趣、南轅北轍。時至今日，國家本位、權力本位、義務本位的觀念仍在相當多的公檢法官員乃至普通民眾的思想中起著支配作用。不少人錯誤地認為律師“是站在被告人立場上”、“為壞人說話”，“收人錢財，為人免災”。這種觀念痼疾阻礙了正當的律師刑事執業。司法人員一旦發現律師提出了不同的對案件認定有利于被告人的意見，就認為律師是在為被告人開脫罪責，是對他們作為司法官員尊嚴的挑戰，最終的后果是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法律的保護。
三、建立控辯平衡的我國刑事辯護制度
1、從程序公正的高度認識控辯平衡的重要性
司法公正包括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任何一方。但在一個案件中，這兩者并不總是統一的。那么在二者發生沖突時，哪個優先呢？其實程序的公正對法律而言是宏觀上的，結果的公正是針對具體案件，是微觀的。
長期以來，我國的刑事訴訟以發現案件的真實為目的，司法公正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實體公正的層面上，程序是否公正歷來不受重視。刑事訴訟應有的一些程序，司法機關要么是根本不知道，要么是知道了也不執行或者不堅決執行。為了追求實體的公正不擇手段：用什么方式偵查都可以；沒有羈押手續，先關起來再補也不晚等等。違反了程序法，很少被追究責任。本律師承辦此案期間，當事人被超期羈押，隨后僅補辦手續了之，辦案人員未受任何追究。重實體，輕程序，必然漠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必然輕視律師的辯護權利。
2、修改現行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
首先，賦予辯護律師的訊問到場權，保證辯護律師的單獨會見權。辯護律師在場極為必要，有利于對偵查活動進行有效的監督和制約，防止偵查機關刑訊逼供、套供誘供、徇私枉法行為的發生，保證偵查活動依法正確進行。律師的單獨會見權則有利于真實了解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辯解，及時關注對其有利的事實和證據，從而使得律師能夠切實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辯護職責。
其次，保障辯護律師的閱卷權，條件成熟時直接確立證據開示制度。為保障律師辯護職責的履行，律師應當擁有查閱全部案卷材料的權利。同時，為配合法院庭審方式的改革，可以直接確立證據開示制度。即規定檢察機關在移送案卷之前與律師進行證據交換，必須將其所掌握的擬在法庭上出示的所有證據向辯護律師展示。對于庭前沒有展示的證據，不得在庭審中出示并作為定案的根據。
再次，充分保障律師的調查取證權。取消對辯護律師調查取證的種種限制性規定，制定科學的、完整的規范，從立法上賦予辯護律師與司法機關平等的調查取證權。具體內容包括：辯護律師在依法調查取證時，有關單位和個人必須配合，對無故拒不提供證據的，辯護律師有權申請司法機關對其采取強制措施迫使其提供證據，并可根據情形，由司法機關對其采取罰款或拘留。對于辯護律師提出的調查、收集證據的申請，司法機關如無正當理由，必須批準；對該申請的拒絕，律師有權要求復議，司法機關有義務對不批準的理由做出充分的說明。
3、賦予律師刑事辯護豁免權
律師刑事辯護豁免權，是指律師在法庭上的辯護言論不受法律追究的權利。聯合國《關于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2條明確規定：“律師對于其書面或口頭辯護時發表的有關言論或作為職責任務出現于某一法院、法庭或者其他法律或行政當局之前發表的有關言論，應當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權”。目前，世界上不少國家都通過立法不同程度地賦予律師這一權利。
基于辯護律師與公、檢、法機關職責上的矛盾對立，加之客觀事物本身的復雜性，使得控辯雙方可能就同一案件得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觀點。如果僅僅因為律師在辯護中的言論與事實及法律不符，就可以追究其法律責任，勢必導致律師在刑事辯護中畏首畏尾，不敢發表自己的觀點和意見，最終犧牲的仍然是刑事訴訟價值的實現。
針對我國目前刑事訴訟司法實踐的困境和現狀，賦予律師刑事辯護豁免權尤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實踐中，對律師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普遍存在誤解、不滿、指責、干涉，甚至打擊和迫害。因此，與律師職業有著悠久傳統并受到廣泛支持和理解的西方法治國家尚且賦予律師刑事辯護豁免權相比，在我國這樣一個律師制度尚不成熟、缺乏訴訟民主的國度，建立律師刑事辯護豁免權制度就顯得更為重要和必要。
四、結 語
被指控人有權獲得辯護是現代各國公認的法律原則，它超越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的界限和阻礙，在各國得到普遍確立。辯護制度作為刑事訴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一國的司法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完善與否，是衡量一國刑事訴訟制度乃至整個司法制度科學、民主程度的重要標志。我國刑事辯護制度存在的缺陷，已嚴重阻礙了司法改革的進程，惟有控辯平衡的博弈才有助于法官發現真相并實現司法公正。因此，使控辯失衡的我國刑事辯護制度恢復平衡已經刻不容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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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陳衛東 《刑事訴訟法實施問題調研報告》 中國方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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