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巫水清清 ]——(2022-11-3) / 已閱3199次
實在法是從實踐中來，又回到實踐中去的。社會實踐產生社會矛盾，國家為了促進社會進步，維持社會秩序，將部分社會矛盾的解決納入法制化軌道是必由之路。可見，最重要的立法原則，是國家管控社會的現實需要，而不是什么科學性原則。
實在法是社會矛盾+國家解決辦法。法律的文字符號（社會矛盾），是描述該客觀事物或者現象區別于其他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本質特征。法律的文字符號是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抽象概念，代表客觀事物或者現象本身。只要是客觀事物或者現象，必然是封閉、協調、完美無缺的體系。例如，天下沒有兩個相同的蘋果，可是，“蘋果”這個抽象概念，代表了地球上過去、現在、將來的所有品種的全部蘋果個體。再例如，天下沒有兩個相同的故意殺人的案例，可是，“故意殺人的”這個抽象概念，能夠代表過去、現在、將來所有的故意致人死亡構成犯罪的全部個案，無論行為人采取什么手段，都符合“故意殺人的”概念，都成立故意殺人罪。顯然，實在法是封閉的、協調的、完美無缺的體系。
實在法是客觀事物或者現象，還是只有文字符號。例如，“故意殺人的”是故意致人死亡構成犯罪的客觀事物或者現象，還是只有“故意殺人的”這五個文字符號。西方法學堅持后者，堅稱這五個文字符號是實在法的“形式”，并且強調形式意義大于內容的意義。如此一來，“實在法”，“法”，就是人為虛擬的概念。由于“實在法”、“法”是虛擬的。所以，“法”或者“實在法”是什么，自然就成了永恒的追問，五花八門的學說應運而生，理所當然。
實在法是文字符號技術，找不到任何事實依據。假如沒有社會實踐，沒有社會矛盾，沒有案例發生，沒有人可以擬出一條可以滿足社會需要的法律規則來。即使胡說八道，也遵循客觀決定主觀的鐵律。我國的法律規則，無一例外，都是先有案例，后有法條的。顯然，實在法是人類的作品，是文字符號技術，純屬無稽之談。這就揭開了西方法學理論大廈的神秘面紗，即整個理論大廈的基礎是虛擬的。由于虛擬理論具有像細胞分裂一樣的屬性，一變二，二變四，無窮無盡。這就很好地解釋了，為什么法學論文，法學期刊，出現虛假繁榮現象。原來是虛擬理論泛濫成災。法學核心期刊上的論文，幾乎都是自娛自樂的虛擬理論文章。
上述所謂立法的科學性原則，理性化特征，法律本身是人類理性化思維意識的產物，所謂的主觀符合客觀，法律既不是一種純粹主觀現象，也不是一種純粹客觀的事物等等，這些內容都是天馬行空，都是想當然而來的。
《法理學》第十八章法律方法。法律方法概述
“法學家們會說‘法學思考的確定性的喪失’，人們會認為法學方法的選擇或多或少具有任意性；人們不再要求恰當的答案，而只要求‘尚可接受’、‘可被同意’就夠了。這些主張隱含著這樣的認識：在法律判斷中經常包括價值判斷，而一般認為，對于價值判斷不能以科學的方法來檢驗，它僅僅是判斷者個人的主觀意見的表達，它也無法用觀察與實驗的方法來證明。”
“法學探究法律文字各種不同的說明可能性，法律文字可以這樣問題化，因為法律文字是以日常語言或者借助于日常語言而發展出來的術語寫成的，這些用語除了數字、姓名及特定技術性用語外，都具有意義的選擇空間，因此有多種不同的說明可能，……如果以為只有當法律文字特別模糊、不明確或者相互矛盾時，才需要解釋，那就是一種誤解。”
“法律學方法論包括了法律解釋（狹義的）、社會學解釋、價值判斷、法律推理、漏洞補充、利益衡量、法官造法等，此外，在歐洲國家還有法律論證。”
第二節 法律解釋
法律解釋是指有權的國家機關依照一定的標準和原則，根據法定權限和程序，對法律的字義和目的所進行的闡釋。
法律解釋的必要條件源自法律的局限性與社會生活的復雜性。
法律解釋的所有理論的起點是法律解釋的必要性問題。法律解釋必要性源自這樣的問題，制定法之局限性與社會生活之復雜性兩方面關系在法律實施中的沖突。具體表現為：制定法具有抽象性或者原則性，社會生活是具體的、靈活的，法律解釋是解決原則與靈活、一般與具體之間矛盾的方法，也是處理法律自身穩定統一與社會生活變化發展之間關系的調整器，那么法律解釋是這兩方面之間的媒介。
第三節 法律推理
法律推理是指以法律與事實兩個已知的判斷為前提運用科學的方法和規則為法律適用結論提供正當理由的一種邏輯思維活動。法律推理可以形式推理、實質推理兩大類。
形式推理是指解決法律問題時所運用的演繹方法、歸納方法和類推方法。
演繹推理是由一般到特殊的推理，即根據一般性的知識推出關于特殊性的知識。其特點是結論寓于前提之中，或者說結論與前提具有蘊涵關系，所以它又是必然性的推理。只要前提真實，推理形式正確，結論就是必然真實的。演繹推理主要表現為三段論推理。
歸納推理是從個別事物或現象的知識推出該類事物或現象的一般原則的推理。在英美法系判例法就是運用了歸納推理方法。（以上摘自《法理學》第十八章）
評述：西方實體法是文字符號技術。受語言文字表達力的限制，所以，實體法是開放的、不協調的、不完美的體系。其實，實體法是社會矛盾+國家解決辦法。其中，社會矛盾是客觀事物或者現象。因此，實體法是封閉的、協調的、完美無缺的體系。
西方法學只看到了法律的文字符號，出現了根本性錯誤。實際上，法律的文字符號，僅是語言表達工具，真正用途是描述了客觀事物或者現象區別于其他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本質特征。換言之，法律的文字符號，是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抽象概念，代表客觀事物或者現象。可是，西方法學目光短淺，只看到了法律的文字符號，沒有看到文字符號所代表的客觀事物或者現象，這個根本性錯誤，使得法律是什么虛擬化，也就是法律的定義虛擬化。法律的定義是西方法學理論大廈的基礎。理論大廈的基礎虛擬化，建立在基礎之上的所有理論，包括張文顯主編的《法理學》第三版精品教材在內，全部都是虛擬理論。所謂虛擬理論，就是主觀臆測、自以為是、天馬行空的理論。既不能通過實踐檢驗，也不能用于指導實踐。虛擬理論具有隨機性，沒有穩定性可言，猶如腳踩西瓜皮，滑到那里是那里。這就是為什么張明楷教授的《刑法學》會有六個不同版本的原因。
法律解釋、法律推理都是偽命題。在西方法學語境中，法律是文字符號技術。受文字符號表達力的限制，在法律適用過程中，必然會產生法律疑義、法律反差、法律沖突、法律漏洞、惡法等疑難問題。這些疑難問題中的任何一個，都是非常棘手的難題。為了解決這些疑難問題，西方法學家設計了法律解釋、法律推理作為工具使用。出人意料的是：一旦法律的文字符號回歸客觀事物或者現象，即法的文字符號是客觀事物或者現象，奇妙景象就發生了，所有的法律疑義、法律反差、法律沖突、法律漏洞、惡法等疑難問題，全部銷聲匿跡，無影無蹤了。原來，前述所謂的法律疑難問題，都是誤判產生的偽命題。毫無疑問，為解決偽命題量身定做的工具，即法律解釋，法律推理，三段論，犯罪論體系等，也是偽命題。顯然，西方法學是徹頭徹尾的偽科學，我們照搬照抄，也深陷其中了。我們的法學家應吸取教訓，振奮精神，重建法學，引領世界。
法律解釋根本不可行。按照西方法學的理論，“故意殺人的”罪狀只描述了一般性情形，也就是使用刀具將人殺死的情形，其他的，例如，將人掐死，將人溺死，將人電擊致死，將人推下懸崖摔死等等特殊情形，“故意殺人的”罪狀是無法描述的。這些特殊情形的法律適用，必須通過法律解釋，即解釋“故意殺人的”罪狀，使得前述特殊情形能夠涵攝在“故意殺人的”罪狀之下。問題是，沒有人能夠做到，法律解釋之路行不通。值得一提的是，司法解釋，立法解釋，都冠以解釋之名，其實都不是解釋出來的，而是根據相同事物相同處理從社會實踐中整理出來的。信奉法律解釋的人，對照司法解釋或者立法解釋，自己解釋試試，必然寸步難行。法律解釋，法律推理，法律邏輯，這些謊言被重復一萬遍，許多人就信以為真了。
法治就是剛性之治，就是法律說了算。西方法學強調法律適用先事實判斷，后價值判斷。加之法律解釋方法的任意性，大家否定法律適用存在唯一正確答案。實際上，法律的文字符號本身就是客觀事物或者現象，不允許法律解釋。所謂的先事實判斷，后價值判斷，根本不存在。因為實體法中的社會矛盾與國家解決辦法是一對一的關系，只要社會矛盾（事實判斷）確定了，國家解決辦法（價值判斷）隨之確定，不需要價值判斷。也就是說，法律適用，事實判斷直接推導出價值判斷，休謨法則無效。法律適用，僅僅是一個事實判斷的問題。在這種情形下，任何具體個案都是存在唯一正確答案的。法治的本質，就是法律適用國家說了算。這就意味著，法治排斥司法人員的價值判斷，排斥司法人員的自由裁量權。司法人員只有事實判斷的職責，沒有價值判斷的職權。
社會矛盾與國家解決辦法是一對一的關系。例如，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這里存在多個刑種及幅度，貌似存在自由裁量的空間。實則不然，盜竊數額較大的具體情形，是不計其數的。假如我們給一萬種具體情形進行量刑，很快就會發現，一萬種具體情形中的任何一種，都是只有唯一的刑種和刑量與對之相對應的。這就是，社會矛盾與國家解決辦法是一對一的關系。只要準確判斷了事實，價值判斷就隨之由國家確定。價值判斷附屬于事實判斷，具有附屬性。因此，法律適用，就是一個事實判斷的問題，就是一個以事實說話的問題。價值判斷的附屬性，排除了價值判斷的余地，確保案件處理與司法人員個人情感因素無關。這也是案件處理存在唯一正確答案的理論基礎。
《法理學》第十九章法律程序。
正當程序通過直觀的公正來間接地支持結果的妥當性。這是因為程序的設置中包含了這樣的一些要素：對立面、決定者、信息、對話、結果。正當程序的要素中必然有對立面設置，它存在復數的利益對立或者競爭的主體。決定者在多數情況下是指解決糾紛的第三者或程序的指揮者。正當程序對于決定者最重要的要求則是“中立性”。信息是指待決定事項的事實、知識、資料、根據等等。對于一個事項決定者來說，足夠的信息是十分重要的。對話是指程序主體（特別是對立面）之間為達成合意而針對爭論點所開展的意見交涉方式。結果是指程序中產生的根據事實和正當理由作出的最終決定。這五個方面構成了程序這種“看得見的公正”，即直觀的公正。
案件的事實與程序的事實，客觀的真實與程序的真實，它們是不同的概念。我們知道，檢驗客觀真實的方式與途徑有許多，諸如證據的充分。我們固然希望結果得到直接的支持，但是事實并不如此發展。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結果是否合乎客觀真實是難以檢驗的。正當程序要求“公正必須首先是被看得見的公正。”“看得見的公正”就是程序公正。既然“結果是否真正合乎客觀真實無從檢驗，只能由程序的正確來間接地決定支持結果的妥當性。”……只要是嚴格遵守正當程序的，其結果就應當被視為合乎正義的。（以上摘自《法理學》第266頁）
評述：如前所述，實體法的社會矛盾與國家解決辦法是一對一的關系。有具體的社會矛盾，國家就規定了具體的解決辦法。價值判斷附屬于事實判斷，具有附屬性。這就意味著，在實體法中，社會矛盾是決定性的，國家解決辦法是附屬性的，實體法總體上應歸屬于事實范疇，實體法適用是一個事實判斷的問題。
正當程序可以簡化。由于實體法適用僅僅是事實判斷的問題，一切以事實說話，那么對立面之間的對抗就是虛假的。因此，正當程序中所謂對應面的設置就成為不必要了，訴訟程序仍然存在大幅簡化的空間。例如，認罪認罰的簡易程序案件，公訴人出庭并不是必要的，甚至連開庭程序都是可以省略的。
案件結果是可以核實的。由于案件處理結果，全部取決于案件事實。毫無疑問，案件結果是能夠依據案件事實予以核實的。西方法學認為案件處理結果絕大多數情況下是無法檢驗真實性的，原因就在于，西方法學錯誤地認為，處理結果是價值判斷的產物。價值判斷是無法檢驗真實性的。這是對實體法屬性的誤解。
所謂的案件事實與程序事實，客觀真實與程序真實，所謂法律意義上的真實與現實中的真實，等等，都是故弄玄虛，都是忽悠人的把戲，都是沒有意義的。
最后，西方法學深陷虛擬理論泥潭，無法自拔，淪為最晦澀難懂的學科。我們的法學家盲目照搬照抄，應該反醒了。實際上，在所有學科中，法學大道至簡。
作者：湖南省 巫水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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