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巫水清清 ]——(2022-12-28) / 已閱2169次
實踐是檢驗法學理論的唯一標準
實體法的定義，是社會矛盾+國家解決辦法。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中，“故意殺人的”，“情節較輕的”是代表社會矛盾，“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是代表國家解決社會矛盾的辦法。
程序法的定義，是國家解決社會矛盾的方法、步驟+否則訴訟行為無效的法律后果（通常省略）。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八條：訊問犯罪嫌疑人必須由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的偵查人員負責進行。訊問的時候，偵查人員不得少于二人。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羈押以后，偵查人員對其進行訊問，應當在看守所內進行。該條文明確了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方式、方法、地點，該條文省略了法律后果，即違反該條文的訴訟行為無效。
法律是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法。實體法中描述社會矛盾的文字符號，例如，“故意殺人的”，所對應的是現實社會中的客觀事物或者現象，是通過描述本質（區別于其他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特征）來代表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實體法中描述國家解決辦法的文字符號，例如“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也是通過描述本質來代表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還有，程序法中的文字符號，例如上述第一百一十八條，同樣對應了客觀事物或者現象，也是通過描述本質來代表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因此，法律都是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法。這里多次提及的客觀事物或者現象，彼此內容各不相同，不能混為一談。由于客觀事物或者現象本身都是封閉的、確定的、協調的、完美無缺的體系，法律自然也是封閉的、確定的、協調的、完美無缺的體系。特別要強調的是，實體法和程序法都是法律，但是實體法所對應的客觀事物或者現象，與程序法所對應的客觀事物或者現象，兩者性質不同，不能使用同一概念表達。所以，法律的定義，必須分別進行定義，實體法是實體法的定義，程序法是程序法的定義，不能混為一談。舉個例子，狍子是陸生動物，鯉魚是水生動物，狍子和鯉魚不能使用同一概念表達。否則，只能是共性特征的描述，即狍子和鯉魚都是動物。這種共性特征的描述，幾乎沒有價值可言。
西方法學中法律定義的虛擬化。在西方法學語境中，法律是人類的作品，是文字符號技術。由于實體法與程序法都是文字符號，兩者在性質上是沒有差別的。也就是說，西方法學中，法律就是文字符號本身，僅有文字符號自身概念的意義，與文字符號所對應的客觀事物或者現象沒有直接關系。西方法學強調法律規范的文字符號，具有高度的形式性，形式的意義甚至大于內容的意義，并且將法律規范的文字符號設定為西方法學中“法律”的形式。同時，西方法學中又設定“法律”的本質，是法的意志性與規律性、階級性與共同性、利益性與正義性等，眾說紛紜。于是，“法律”的形式與“法律”的本質，被西方法學家人為地組合成為一種虛擬的“法律”事物。這種虛擬的“法律”事物，涵蓋了實體法與程序法，現實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原因就在于，西方法學中所謂“法律”的形式，本身就是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本質，就是代表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西方法學家將現實存在的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本質，作為一種虛擬“法律”事物的形式，也就是將法律規范的文字符號作為虛擬的“法律”事物的形式。這種虛擬的“法律”事物，現實中當然是找不到原型的。這種虛擬的“法律”事物，直接導致西方法學中，所有法學流派的“法律”定義，即“法律”的本質，全部脫離了實際。將真實法律的本質，作為虛擬“法律”的形式，目光短淺，出現這種幼稚錯誤，簡直不可思議。據此斷定，西方法學中所謂的法學家，是一群癡迷于法律文字符號的書呆子，除了紙上談兵，啥也不會。西方的法學家都是浪得虛名的，真正的法學家還沒有出生。
西方法學理論的虛擬化。法律的定義，是法學理論大廈的基礎。法律是人類的作品，是文字符號技術。這種虛擬化的“法律”定義，滋生出千姿百態的法學流派，例如，自然法學派，實證法學派，社會法學派等等，不一而足。由于“法律”是個虛擬的事物，是個虛體，不是現實中的客觀事物或者現象，不是實體。因此，無論哪一個法學流派，都沒有辦法通過實踐檢驗淘汰其他的法學流派，結果形成了眾多法學流派固執己見的局面，誰也不服誰。基于虛擬化的“法律”定義，法理學的全部內容，例如法律關系，權利義務，法律方法等，都是天馬行空，無法通過實踐檢驗，法理學淪為徹頭徹尾的偽科學，是勿庸置疑的。還有，由于法律是人類的作品，是文字符號技術，受文字符號自身表達力的限制，法律自然就是一個不確定的、開放的、不協調的、不完美的體系。在法律適用過程中，必然會出現法律疑義、法律反差、法律沖突、法律漏洞、惡法等法律疑難問題。為了解決這些法律疑難問題，西方的法學家人為設定了法律解釋，法律推理，三段論等法學方法論。這些法學方法論，內容晦澀難懂，深不可測，例如，拉倫茨的《法學方法論》，使人產生高不可攀的感覺。這完全是錯覺。所有的法學方法論，全部都是裝神弄鬼的學術垃圾，都是在玩故弄玄虛的把戲，一文不值。實際上，只要法律的文字符號回歸客觀事物或者現象本身，神奇的景象就出現了：法律是確定的、封閉的、協調的、完美無缺的體系。舉個例子，如果“故意殺人的”僅是文字符號技術，那么“故意殺人的”罪狀描述的，主要就是使用刀具將人殺死的故意致人死亡的一般情形，不能描述“把人推下懸崖摔死”、“把人燒死”等故意致人死亡的特殊情形，因而存在法律漏洞等法律疑難問題。然而，如果“故意殺人的”罪狀所描述的，是現實社會中故意致人死亡的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本質，那么“故意殺人的”這五個文字符號，所對應的是客觀事物或者現象，它涵括了現實社會中千姿百態的故意致人死亡的所有具體情形，例如，把人殺死，把人毒死，把人燒死，把人掐死，把人電死，把人溺死，把人推下懸崖摔死等等，根本不存在法律漏洞等法律疑難問題。也就是說，法律規范語言文字的局限性，在客觀事物或者現象面前，根本就不是個問題。可見，所謂的法律疑義、法律反差、法律漏洞、法律沖突、惡法等法律疑難問題，都是基于虛擬的“法律”定義產生的，都是偽命題。為解決偽命題量身定制的所謂法學方法論，自然是裝神弄鬼的學術垃圾。西方法學理論的基石，即“法律”定義，出現虛擬化的錯誤，使得整個西方法學理論大廈全部虛擬化，例如，法律解釋，法律推理，三段論，犯罪論體系，構成要件理論，違法性理論，責任理論，客觀歸責理論，因果關系理論等等，所有這些西方法學理論，都不對應現實中的客觀事物或者現象，都不能通過實踐檢驗，都是虛擬理論，而且每種虛擬理論至少有兩種以上的學說。這就是為什么，幾乎所有的法律問題，西方法學的研習者總是會站成至少兩隊以上，出現誰也說服不了誰的奇葩景觀。
先有實踐，后有法律。實踐在先，案例在先，立法在后，法律在后，順序不能顛倒。可是，西方法學家長期脫離實際，癡迷于法律規范的文字符號，無法自拔，產生了幻覺，誤以為先有立法，先有法律，后有實踐，后有案例。這是典型的書呆子思維。客觀決定主觀，順序是不可能顛倒的。我們國家的全部法律、法規，無一例外，都是先有實踐，先有案例，后有立法，后有法律、法規的。
法治就是法律說了算。法律適用，極其簡單，就是透過現象看本質，相同事物，相同處理。透過現象看本質，是其他學科認識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普遍規律。具體案例是客觀事物或者現象，實體法中的社會矛盾也是客觀事物或者現象，透過現象看本質，當具體案例中的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本質，與實體法中的社會矛盾（本質）相同，就將實體法中的國家解決辦法適用于具體案例，就是裁判結論。成文法，判例法，一個是本質法，一個是形式法，形式與本質有機統一，都是客觀事物或者現象的法，是一回事。成文法與判例法的法律適用，都是透過現象看本質，相同事物，相同處理。所有的行為規范，都遵循有原則，就有例外的普遍規律。法律適用同樣遵循有原則，就有例外的普遍規律。有原則，就有例外，是法律適用的第一原則。這個法律適用的第一原則，是比西方法學中的罪刑法定原則還要重要的原則。實務中機械執法時有發生，通常就是把例外當作原則處理，引起社會輿論強烈反彈。例如，湖南六條小魚案，天津張老太擺氣球攤非法持有槍支案，福建玩具槍案，河北為修路非法制造爆炸物案，深圳鸚鵡案等等。例外情形的判斷，不需要專業知識，遵循社會常識常情常理，就是社會公眾都能作出準確判斷。然而，受過高等法學教育的人經常判斷錯誤，案件公布后引起軒然大波。原因就在于，西方法學理論基于“法律”定義的虛擬化，原則與例外被混為一談，出錯是意料之中的。在刑法教義學中，犯罪的定義是符合構成要件，違法且有責的行為。其中，構成要件既符合罪，例如，故意殺人的（原則），又符合非罪，例如，正當防衛殺人（例外）。構成要件這一個概念，罪是它，非罪亦是它，黑白同框，自相矛盾。尤其是在判斷違法性與有責性時，都有立場不同的二種以上理論學說，很容易出現違背社會公眾法感情的裁判結論。由于原則與例外被混為一談，西方法學始終未能提出法律適用的第一原則，并公之于眾。法治，就是法律說了算，與人治相對。具體案例如何處理，是由法律決定的，執法者沒有自由裁量空間。例如，故意殺人罪有兩檔量刑幅度，貌似執法者有選擇的余地，實則不然。因為這兩檔量刑幅度，分別包含了成千上萬種具體案例情形。如果將兩檔量刑幅度內的成千上萬種故意殺人的具體案例情形，按照社會危害性大小進行排序，就會發現：任何一種具體案例情形的量刑，在兩檔量刑幅度內始終只能找到一個量刑點，與具體案例情形相對應。故意殺人罪所有的具體情形所對應的量刑點連接起來，就形成了一條線。因此，執法者面對的任何故意殺人的具體案例情形，在兩檔量刑幅度組成的一條線內，始終僅有唯一量刑點與該具體案例情形相對應。由此可見，實體法中的社會矛盾與國家解決辦法之間是一對一的對應關系。這就意味著，法律頒布后，具體案例如何處理，完全取決于案件事實，一切以事實說話，與執法者個人情感、價值取向無關。案件事實證據說了算，如何處理法律說了算，執法者沒有自由裁量權，這就是法治的本質。社會矛盾與國家解決辦法之間是一對一的關系，意味著法律適用過程中，執法者僅有事實判斷的職權，只能進行事實判斷，沒有價值判斷的職權，不能進行價值判斷。法律適用的價值判斷，是立法者的專屬職權。此處的結論極為重要，為人工智能電腦替代執法者獨立處理案件提供了理論支撐。一旦實現人工智能電腦辦案，無論是案多人少的問題，還是長期困擾實務部門的涉法涉訴上訪的“老、大、難”問題，都將迎刃而解。
實踐是檢驗法學理論的唯一標準。我國法學理論研究，書籍出版，核心期刊論文發表，多年來都是繁榮昌盛的景象。實際是虛假繁榮，絕大多數法學核心期刊的論文和出版的法學著作，都是虛擬理論，可謂虛擬理論滿天飛。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喻中教授所言：“今天的學術，是專業分工的產物，‘為學術而學術’是一個值得提倡的追求，學術的目的就在于學術本身。把一個具體的學術問題弄清楚，就達到目的了。至于這個學術問題有沒有其他方面的價值與意義，則在所不問，至少不那么重要。”顯然，我國法學理論研究，沒有理論聯系實際的意識，沒有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概念。法學院的人，癡迷于虛擬理論研究，形成一個理論研究——法學核心期刊發表論文——職稱晉升－—理論研究的內循環，自娛自樂，與社會現實脫節。可見，我國法學理論研究早已陷入虛擬理論的泥潭，無法自拔了。實務部門的人，對法學院的教授，務必保持清醒頭腦，沒有實踐，就沒有理論。實踐中遇到的難題，例如電信詐騙，破解之道只可能在實踐中出現。只有了解問題癥結所在的第一線辦案人員，才能找到有效的應對之策。實務部門向法學教授尋求實務難題的破解之道，無異于緣木求魚。當前，我國的法學院非常有必要重溫1978年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唯有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取代學派之爭（虛擬理論之爭），我國法學理論才能去偽存真，徹底拋棄照搬照抄的西方法學虛擬理論，才能破舊立新，重建中國特色的法學理論大廈，使我國法學理論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標志之一。
作者：湖南省 巫水清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