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士遠 ]——(2005-6-27) / 已閱16329次
淺談自首案件中“如實供述”的認定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法治進程的加快和人民群眾法律意識的覺醒，在未來的司法實踐中，自首案件的增多幾近于一種必然的趨勢。自首案件認定的正確與否，直接關系到我國法制建設的順利進行和社會秩序的穩定，更關系到司法公正的實現。然而，已往的司法實踐和學理研究充分說明，認定自首案件遠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作為自首成立的必備要件之一的“如實供述”的認定本身的復雜性。眾所周知，構成自首應具備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或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等條件，其中的“如實供述”是自首的核心要件，因為只有犯罪行為人如實供述才能體現其內心是否悔罪。認定“如實供述”成立的復雜性是多方面的，對于這一問題，筆者擬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粗略論述：
一、關于犯罪人自動投案，但不能如實供述主要罪行的自首認定
犯罪行為人自動投案，如實供述了一定的犯罪事實，卻未如實供述其主要罪行，且犯罪行為人這一不作為不屬于犯罪行為人的主觀認識錯誤所致，在這種情況下，可否將犯罪行為人的這一舉動界定為自首？回答這一問題，要先從自首的立法精神入手。自首，作為一種法定從寬的量刑情節，其立法宗旨即在于鼓勵犯罪行為人主動向司法機關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實，以達到降低司法成本、實現司法公正的目的……回答這一問題時，一個先決問題我們不可回避，那就是：何謂“如實供述”中的“如實”？有人認為，“如實”就是犯罪行為人的供述與客觀存在的犯罪事實相一致，而不論犯罪行為人的主觀方面如何。乍一看來，這一觀點似乎不無道理，但其客觀主義傾向較重，頗有幾分“客觀歸罪”的意味，脫離了實際。因為犯罪行為人所能供述的僅限于自己對客觀存在的犯罪事實的主觀理解與認知，若法律將這種人的本能強行升格至他對客觀的高度，則其脫離實際是顯而易見的，同時也會在無形中扼殺犯罪行為人投案自首的積極性，迫使犯罪行為人自首或自首后對自己將要供述或已供述的事實的客觀真實性進行所謂的“自我認定”，這無疑是十分荒謬的。甚至在某種意義上首肯犯罪行為人主觀惡性的價值，對于認定“如實供述”以及自首的成立是至關重要的。由此，上面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如果犯罪行為人的這一不作為系其主觀認識錯誤所致，且其已供了一定的、側面的犯罪事實，或基于主觀認識錯誤而對其主要罪行作了歪曲的、不真實的供述，那么，不妨認定犯罪行為人的自首成立，作為日后對其進行刑罰裁量的一個從輕情節；反之，如果犯罪行為人的此種不作為是犯罪行為人隱瞞真相、逃避罪責這類非“善”的主觀動機所致，則自首當然不能成立并與自首的立法精神相悖，且不能反映出自首的犯罪行為人真心悔罪、改惡向善的誠意。在這里，主觀標準要明顯優于客觀標準，即只要求犯罪行為人投案自首后的供述是其對已經客觀認知與理解，反映了犯罪行為人真心悔罪、改惡向善的誠意，就可認定自首成立。也許有人會說，人的主觀思維是無形的，何以考證？誠然，人的思想只有本人才能最清楚、最完整地把握，他人通常無從知曉，但是，“主觀見之于客觀”，只要犯罪行為人自首后的供述同當時的客觀條件及犯罪行為人自身的主觀條件相適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符合社會公認的一般標準，就可以認定其所作的供述是“如實”的，其悔罪向善之意是真的，其自動投案之舉是自首的表現，這樣一來，對“如實供述”的界定及對自首的認定就不再是法條上死板的字眼，而是具備了現實的可操作性的活的東西。
有這樣一則案例：被告人趙某駕車去某市場購買貨物，待貨物裝車后，趙某不付貨款，并駕車強行拉貨，見被害人李某在車前阻攔，趙某仍加大油門向李某撞去，李某躲開車頭拽住車箱側面捆綁貨物的繩索，趙某明知李某在拽車，仍繼續駕車拖著被害人行駛幾十米，當其發現李某被卷入車底被車輪軋死后，趙某便棄車去交警部門投案，謊稱自己由于駕車不慎，把被害人軋死。大家對認定被告人趙某以其他方法實施暴力行為，劫取他人財物，從而認定其犯搶劫罪沒有異議，本案焦點是趙某自動去交警部門投案的行為能否認定是自首，有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趙某自動到司法機關投案，且供述了駕車軋死被害人的事實，由于趙某主觀上的認識錯誤，導致其對自己行為供述的不夠準確，只要其自動到司法機關投案，交待了一定的犯罪事實，就不影響認定趙某的行為是自首。另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趙某雖然自動到公安機關投案，但沒有如實交代犯罪事實，趙某的供述也不屬于其自身認識的錯誤，故只能認定其自動投案，屬酌定從輕處罰情節，而不能認定趙某自首。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理由是： 趙某到交警部門報案，稱自己因駕車不慎,將被害人軋死,并供認自己是過失犯罪,應構成交通肇事罪的辯解,并不屬于被告人主觀對自己罪行的認識錯誤。由于搶劫罪和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構成不同，趙某不如實供述罪行主要體現為以下幾方面：首先，從主觀方面看，趙某對自己的作案動機沒作如實供述，趙某到交警部門報案謊稱自己因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其目的是為了通過報假來引開辦案人員的偵查視線，使其承認自己是過失犯罪，而趙某真正的目的是非法占有他人財物，其在劫財過程中，又置被害人的生死于不顧，主觀方面應是搶劫故意；其次，在客觀方面趙某對自己的犯罪行為沒作如實供述，趙某只承認自己駕車軋死人的一段事實,而事實上，趙某利用機動車輛對私人財物的所有者李某當場實施了撞、拖、軋等暴力行為正與搶劫罪的客觀方面吻合。
堅持主客觀雙重標準的統一，甚至在某種程度上突出主觀標準，強調主觀之“實”優于客觀之“實”，才能使自首真正成為一種弘揚人道主義精神、彰顯人文法治理念的好的刑罰裁量情節，從而使其在維護司法公正、捍衛社會正義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二、關于共同犯罪人僅如實交待自己的罪行，但不交待其所知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實的自首認定
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僅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卻掩蓋其所知的同案犯的犯罪事實，故意包庇他人，這種情形可否認定為自首？對于這一問題的解答，實際上是前一個問題的延伸和補充，因為它不僅涉及到自首的犯罪嫌疑人的主觀方面認定，還涉及到對犯罪嫌疑人主觀方面的分析與“分割”問題，所以這種供述不屬于如實供述，進而不能認定為自首。犯罪行為人主觀方面的認定前已論及，在此不再贅述。至于所謂的“分割”，其實是不存在的，因為我們很難接受這樣一個現實：主觀量化。讓自首的犯罪嫌疑人悔罪自新，棄惡從善的誠意嬗變為可供司法機關與犯罪嫌疑人自由討價還價的“無形商品”，允許善與惡之間“灰色地帶”的存在，無疑是荒謬的。有的事物的量化相對不能，而有的事物的量化絕對不能，“量化”這個字眼不是在任何場合都用得上的。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下發的《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一條（二）項明確規定，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還應當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則應當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實，才能認定自首。該項規定同時又體現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在為維護司法公正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三、關于自首案件中“如實供述”的特別規定
《解釋》第二條規定，根據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二款的規定，“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罪行，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的或者判決確定的罪行屬不同種罪行的，以自首論。”也就是說，上述犯罪主體供述的尚未為司法機關掌握的罪行，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的或者判決確定的罪行屬同種罪行的，不構成自首情況下的“如實供述”，不成立自首（不屬法定量刑情節）。究其原因，不妨歸結為如下幾點：1、我國刑法規定自首制度的意義是“鼓勵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悔改自新，不致隱藏在社會上繼續為非作歹”；2、自首的內在價值觀使然。在立法者眼中，自動投案并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是犯罪行為人創造了價值，因為他通過內省與自主選擇，以犧牲自身的自由為代價降低了司法體制運行的成本，提高了社會秩序的安全系數。為了補償和獎勵自首的犯罪行為人，立法者將犯罪行為人舉動設定為自首，以期減輕他的罪責。在此情形下，自首的設置與認定，以及法律效果的實現，之于犯罪行為本身的價值，同犯罪行為人創造的價值大致相當，頗具“等價有償”的意味。而在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相同罪行的情形中，上述主體的“如實供述”并沒有實質性地為司法機關的活動追加價值，可以說，上述主體以一定的“風險投資為代價，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的司法成本的價值不足以沖抵自首的認定之于其自身的價值，正是基于此種考慮，立法者才將此種情況設定為酌定從輕處罰情節，而不是自首，以體現司法公正。但我們不妨依照這種價值標準，再考慮這樣一個問題：若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已掌握的罪行，那么，可否認定自首成立？
“如實供述”的認定作為認定自首成立與否的中心環節和主要內容，如前所述，需要遵行下列標準，即主觀標準、客觀標準和價值標準，在利用“主觀之見于客觀”這一準則妥善靈活地處理主、客觀標準的相互關系的同時，適時兼顧價值標準，有助于對“如實供述”乃至自首的準確認定。值得注意的是，主觀標準屬抽象范疇，而價值標準是處于從屬地位的量化標準，屬具體范疇。
以上觀點僅屬筆者個人見解，不足之處望各位讀者批評指正。
作者 張士遠
遼寧省盤錦市中級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