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漢嶸 ]——(2000-5-24) / 已閱6850次
試論惡意民事訴訟相對人民事權益的司法保護
施漢嶸 嚴志凌 叢紅亞
問題的提出
1997年8月20日，江蘇省如東縣農民李桂元向如東縣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鄰居馬群夫婦償還借款62330元并支付約定的利息。李桂元向法院提供了簽署日期為1997年4月15日的借條及附件(借款清單)各1份。借條上載明：馬群夫婦共借到李桂元現金62330元，月利率為10％。該借條上所有的文字均系李桂元本人書寫，落款處蓋有馬群的私章并捺有馬群妻子的指紋。附件上列明白1993年至1997年4月馬群夫婦的借款共18筆，合計62330元。該附件上所有的文字亦系李桂元本人書寫，每筆借款的數字及小計的數字均蓋有馬群的私章，另在馬群妻子的名字上捺有一枚模糊的指紋。審理中，馬群夫婦拒不承認借款6萬元的事實。如東縣法院遂委托縣公安進行指紋鑒定。縣公安局經過鑒定，結論為：借條及附件上的兩枚指紋均為馬群妻子左手食指指紋。據此，如東縣法院于1997年9月29日作出判決，由馬群夫婦償還李桂元借款62330元，支付利息340737元，并負擔案件受理費4250元。
馬群夫婦不服一審判決，以李桂元提供的借條及附件上的印章及指紋系李桂元利用與馬群妻子有不正當男女關系偷蓋、偷捺而成，屬于偽證為由，向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二審審理中，李桂元堅持認為借條及附件確系1997年4月15日用圓珠筆書寫完成，并提供了其于1997年4月至7月間用同一支圓珠筆書寫的其他文字材料。二審法院根據馬群夫婦的申請，委托西南政法大學司法鑒定中心對借條及附件上圓珠筆字跡的形成時間進行鑒定。鑒定結論如下：檢材字跡材料物質的老化程度，與1997年7月書寫的樣本字跡老化程度一致，借條及附件應是1997年7月書寫。該鑒定結論確定的書寫時間與馬群妻子提出的相關異議吻合。二審法院據此鑒定結論并綜合分析了其他證據，認定李桂元提供的借條及附件系其偽造的證據，不具有證明力。1999年7月7日，二審法院作出了撤銷原判，駁回李桂元的訴訟請求的終審判決。同時，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對李桂元妨害民事訴訟的行為處以拘留10日、罰款1000元。
一場歷時兩年的借貸訴訟雖告結束，但被無辜卷入訴訟的馬群夫婦經濟上、精神上均受到損害。為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馬群夫婦一紙訴狀，將李桂元推上被告席，請求法院判令李桂元賠償因借貸訴訟給其造成的經濟損失5934元，并判令李桂元給付精神損害賠償金15000元。馬群夫婦的這一訴訟，向人民法院提出了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即惡意民事訴訟的相對人的民事權益受到的損害，應否給予司法保護?筆者認為，回答當然是肯定的。本文擬就這一問題作些探討，以就教于大家。
惡意民事訴訟的概念及構成要件
惡意民事訴訟，是指行為人為了牟取非法利益，偽造、變造重要證據或指使、賄買、脅迫他人替其偽造、變造重要證據，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將與其沒有民事法律關系的相對人卷入訴訟的行為。根據這一概念，惡意民事訴訟的構成要件，有兩個：
第一，在客觀方面，行為人實施了如下行為：偽造、變造了重要證據，或指使、賄買、脅迫他人替其偽造、變造了重要證據，并以此作為其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實情況的支撐，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人民法院判令相對人向其履行某種義務。由于行為人的起訴有所謂的起訴證據，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應予受理，因而相對人往往被卷入行為人提起的民事訴訟之中。
第二，在主觀方面，行為人具有牟取非法利益的故意，即行為人通過民事訴訟，希望人民法院支持其訴訟請求，作出責令相對人向其履行某種給付義務的判決。
行為人進行惡意民事訴訟，其行為侵害了正常的民事訴訟秩序。維護正常的民事訴訟秩序，是當事人應當承擔的一項訴訟義務。惡意民事訴訟是一種嚴重妨害民事訴訟的行為，不僅違背了訴訟當事人的訴訟義務，干擾了正常的民事訴訟秩序，而且有可能使受訴人民法院對案件事實作出錯誤認定，進而在實體上作出錯誤的判決。
行為人進行惡意民事訴訟，其行為還侵害了相對人的民事權益。由于行為人惡意民事訴訟，使本來與其沒有民事法律關系的相對人無端卷入訴訟，相對人為應訴或提起上訴，甚至申請再審，必然要耗費一定的時間、精力和財力，影響正常的工作或生產經營。因此，相對人不僅財產權利會遭受到損害，有的人格權也會遭到損害。
惡意民事訴訟相對人賠償請求權的取得條件
惡意民事訴訟相對人賠償請求權的取得，應當具備以下三個條件：
1行為人的惡意民事訴訟行為已經人民法院的生效判決予以確認。這里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提起民事訴訟的行為人，在客觀方面偽造、變造重要證據，或指使、賄買、脅迫他人偽造、變造重要證據作為支撐其訴訟請求的事實已經作出生效判決的人民法院查明并在生效判決的事實部分和證據分析認定部分予以確認，其在主觀方面具有牟取非法利益的故意已經生效判決在論理部分予以揭示；二是行為人的訴訟請求已經生效判決予以駁回。在人民法院的生效判決確認之前，相對人不能以自認為行為人提起的民事訴訟系惡意民事訴訟為由，訴請人民法院判令行為人賠償損失。這是因為，行為人的民事訴訟行為的性質尚處于不確定狀態，相對人此時不具有取得賠償請求權的基礎。
這里有兩種模糊認識問題需要澄清。一是有人認為，相對人可以不必等到人民法院生效判決確認行為人提起的訴訟屬惡意民事訴訟之后，就可以對行為人提起反訴，一并由人民法院作出判決。筆者認為，這種認識明顯不當。理由是，不僅相對人的賠償請求權尚未實際取得，而且相對人的這一請求不符合反訴的條件，最明顯的是，反訴原告是承認本訴的存在，提起反訴的目的是為了抵銷或吞并本訴請求。而惡意民事訴訟的相對人是不承認行為人提出的訴訟請求的。二是有人認為凡被人民法院生效判決駁回訴訟請求的案件，其相對人都應取得賠償請求權，都可以提起新的賠償訴訟。筆者認為，這種認識也是不妥當的。因為一般的判駁案件，有的是由于起訴人舉證不足造成的，有的是由于起訴人的起訴超過了訴訟時效期間的，等等。這些起訴人與本文論述的惡意民事訴訟，應當說有著質的區別。如果認為他們的訴訟請求被生效判決予以駁回后，其相對人也取得賠償請求權，則不利于訴權的行使，對國家的民主法制建設也會產生負面影響，因而是不可取的。
2相對人存在損害事實。這里所說的損害，包括財產權利的損害和人格權利的損害。財產權利的損害，指的是財產的直接損失。人格權利的損害，包括物質性人格權(如健康權)受到損害，也包括精神性人格權(如名譽權)受到損害。
3相對人存在的損害事實與行為人的惡意民事訴訟行為之間具有因果關系。所謂因果關系，是指行為人的惡意民事訴訟行為與相對人存在的損害事實有著前因后果的聯系。
上述三個條件應當同時具備，缺一不可。惡意訴訟相對人同時具備了上述三個條件，則不僅享有程序意義上的起訴權，而且享有實體意義上的勝訴權。
惡意民事訴訟行為人賠償的范圍與數額的確定
惡意民事訴訟行為人因其惡意民事訴訟行為侵害了相對人的合法民事權益，依法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行為人賠償的范圍應以相對人受損的范圍為限，這是確定行為人賠償范圍的原則。相對人受損的范圍包括財產的損失與精神的損害兩個方面。
相對人財產上的損失主要包括：為應訴、提起上訴、申請再審而支出的交通費、住宿費、誤工費、聘請律師的費用、取證費用等，即相對人參加訴訟全過程直到生效判決對行為人惡意民事訴訟予以確認并判決駁回其訴訟請求時止所蒙受的直接經濟損失。計算這部分損失，應當采取客觀合理的標準，盡量保護相對人的權益。如交通費、住宿費應以相對人的實際支出數額為計算依據，有充分證據證實相對人擴大損失的部分除外。如相對人限于自身的經濟條件，為參加訴訟討回公道而長途跋涉、風餐露宿、歷盡艱辛的，則可將此節作為相對人精神上受損的事實，另作賠償。聘請律師的費用，應以國家規定的律師收費標準作為計算的依據，超出規定數額的，不予保護。誤工時間的計算，應當包括到庭參加訴訟的時間、收集證據的時間、向代理律師進行必要陳述的時間以及相應的合理在途時間。
對相對人遭受的精神損害的賠償，是個比較復雜而棘手的問題。比如本文開頭援引的案例，相對人馬群妻子為澄清事實，不得已而向法庭陳述行為人李桂元利用與其有男女私情偷蓋馬群的私章、偷捺其本人指紋，雖然當事者在男女私情上自有過錯，但這一陳述顯然對自己、對各自的配偶以及其他家庭成員均會帶來精神上的創傷與痛苦，而且在李桂元的惡意民事訴訟未被揭穿之前，周圍一些群眾已經認為馬群夫婦“不講信用”、“賴債”，造成了馬群夫婦名譽權受到損害。因此，對于相對人精神上受損的衡量，不能以一個統一的、不變的尺度來計算。如何判賠，總的來講，屬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疇，但自由裁量也有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筆者認為，精神損害的賠償數額，要根據行為人的故意過錯程度、承擔責任的能力、當地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實際狀況以及相對人精神上受損的程度，公平合理地予以確定。關于相對人精神上的受損程度，則應綜合考慮惡意民事訴訟在程序上持續時間的長短、相對人心理壓力的外在表露、外界對相對人受訴的反應力等因素來確定。相對人心理素質因素不同，外界對相對人受訴反應力大小的不同，都可以引起相對人精神受損程度的變化。因此，應當區別情況對待。
一點立法建議
民事訴訟法已在《對妨害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一章中明確地規定了對行為人進行惡意民事訴訟給予法律調整的措施，這對規范訴訟當事人的訴訟行為，維護正常的民事訴訟秩序，保證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工作的順利進行，具有重要的意義。行為人的惡意訴訟行為。同時還侵害了相對人的合法民事權益，又是一種特殊的侵權行為。對這種特殊的侵權行為而產生的民事權利關系如何調整，民法通則尚無明確的條文規定。應當說，這是立法上的一個缺陷。從立法趨勢來看，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法律都承認故意濫用訴權的責任。本文所論述惡意民事訴訟，即屬故意濫用訴權的一種。因此，筆者建議：對行為人進行惡意民事訴訟這一特殊侵權行為的責任，應當盡快地在立法上作出明確規定。這樣做，對于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促進社會進步，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作者單位：江蘇省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