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圣果 ]——(2005-7-9) / 已閱29670次
論《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爭端解決機制的特點
鄭圣果
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 2003級 100088
一、引言
自從1899年海牙和會通過《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公約》以來，多邊條約的實施與爭端解決機制就結下了不解之緣 。二戰以后特別是冷戰結束后，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制度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發展，作為“在海洋領域中新的世界秩序支柱之一”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公約》）集其大成，貢獻了一整套復雜而較完整的爭端解決制度，其鮮明的特點正是本文的研究重點所在。
二、《公約》爭端解決機制的形成過程
《公約》由第三次海洋法會議歷時9年11期會議始成，各國在作為《公約》重要組成部分的爭端解決機制方面也歷經了漫長的磋商和談判。
從時間上來看，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1年聯合國海底委員會開始籌備海洋法會議至1975年第三期會議的各國提出提案的時期（兩期會議提出議案20個）。在美國提案的基礎上，非正式工作組組織各國磋商，就爭端解決的11個方面的問題提出建議條款，至此初具規模；第二階段是1976年第四期會議到1982年將完整的爭端解決機制納入《公約》組成部分。這一時期是各國分歧最大，辯論最為激烈的階段，主要集中在是否規定強制管轄及在國際法院之外設立國際海洋法法庭的問題 。經過磋商、談判、妥協最終達成的一整套爭端解決程序規定在《公約》第15部分、第11部分第5節，以及附件五調解、附件六法庭規約、附件七仲裁、附件八特別仲裁中，可以說是相當復雜而完整，不僅吸收了國際社會在和平解決爭端實踐中的有益經驗，而且也發展了傳統方法（如調解），在很大程度上有所創新（如海底爭端分庭的強制管轄），加強了各國在和平解決爭端方面的多邊義務。
三、爭端解決機制的特點
如前所述，《公約》在爭端解決方面所做的努力及貢獻是引人注目的，筆者出于論述明晰的考慮，從縱向，即與1958年日內瓦四公約建立的海洋法體系相比和橫向即其自身特點，包括對國際法理論的發展等方面進行分析，力爭盡可能多地揭示其全貌（盡管這種分類標準可能是極不科學的）。
（一） 縱向分析
1， 一攬子協議并且禁止保留
與1958年日內瓦四公約相比，《公約》有一個明顯的體例上的突破，即把爭端解決程序完整納入了公約，作為其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不是象后者在四公約外單獨設立《關于強制解決爭端的任擇議定書》，由各國自由決定是否參加，從而陷入名存實亡的境地（加入國只有36個 ）。
關于是否在《公約》中規定強制爭端解決程序及其適用范圍也是各國在談判過程中的一個焦點。美國等國認為應適用所有性質的爭端；新西蘭、日本、前蘇聯、英國等國認為強制方法應在磋商、談判及交換意見失敗后，在允許保留范圍之外才能付諸強制解決程序；智利、肯尼亞、巴林強調仲裁或司法解決程序僅適用于國家管轄范圍以外的海域；中國代表主張平等協商應是主要途徑 。最后，公約采取了適度妥協的方法，規定在當事方共同選擇的方法失敗后，締約國有義務接受一種或幾種有約束力的強制裁判程序，僅對幾類特殊的爭端適用無拘束力的強制調解程序和事先聲明的排除不適用。同時，在《公約》第309條規定，除明文許可外，禁止作出保留或例外，也就是說，締約國在批準、加入、接受公約的同時即一攬子接受了整套爭端解決程序，從而大大加強了各國在和平解決海洋爭端方面的多邊紀律 。
2， 管轄的爭端范圍大大擴展
1958年日內瓦四公約建立在傳統的以領海和公海為核心的海洋法制度之上，適用范圍相對狹窄，已經明顯滯后于各國海洋實踐和科技的發展。而作為第一部綜合性的世界海洋法憲法 (a constitution for world’s oceans) 的《公約》不僅繼承和發展原有的海洋法制度，在法律上有選擇地確認了各國實踐中的慣行做法，全面編纂了各類海域制度，同時開創了新管轄區域的管理開發制度。隨之而來的就是爭端解決程序所適用的爭議范圍也大大擴展了。如《公約》規定，因漁業、保護和保全海洋環境、海洋科學研究、航行、包括來自船只和傾倒造成污染的條文在解釋和適用上的爭議，適用《公約》附件八規定的由專家裁決的特別仲裁程序，體現專業性的優勢。再舉一例，國際海底區域 (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area) 作為全人類共同財產這一海洋法中的新事物，由管理局代表全人類按照公約及其附件、相應規則、政策進行開發授權、管理和控制。因海底礦產資源開發引起的爭端，一律由海底爭端分庭統一審理關于公約第11部分的解釋及適用糾紛，管理局一方或締約國一方作為或不作為引起的爭端，開發合同一方對合同工作計劃的解釋適用及一方作為或不作為的爭議等等（詳見公約第187條）。《公約》爭端解決程序管轄下的爭端范圍的廣泛包容度是傳統國際海洋法難以匹敵的。
（二） 橫向分析
1、 爭端解決方法眾多
《公約》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包容了眾多爭端解決方法，涵蓋了現行所能采用的一切手段，鼓勵各國按照聯合國憲章第33條規定的“談判、調查、調停、和解、公斷、司法解決、區域機關或區域辦法或各該國自行選擇之其他和平方法”求得解決。同時，對傳統的概念也有變通和發展。如調解，按照傳統國際法，調解是指當事人將爭端提交由若干成員方組成的委員會，委員會在調查的基礎上提出解決爭端的建議，爭端方沒有必須接受的義務。公約沿襲了對調解法律效力的傳統理解，但是按照公約第ＸＶ部分第３節，對于海洋劃界爭端，有關專屬經濟區內生物資源的維持及對他國有意捕撈的種群和剩余量(surplus catch)的全部或部分的分配請求的專斷的拒絕引起的爭議，如果爭端方未選擇導致有拘束力的程序，調解可隨時強制適用。對該類爭議，任何一方可向爭端他方發出書面通知提起程序，且其有義務接受，缺席不影響程序進行（公約附件5第2節）。也就是說，調解決定書沒有強制力，但是對符合特定條件的爭端，調解委員會有強制管轄權，雙方在調解決定書的基礎上繼續談判以達成和平解決，這種方式賦予了調解這一傳統機制新的含義——不是可不可以調解而是必須調解，盡管無義務去遵循它。
2、 自愿和強制有機結合，最終保證有拘束力的解決（仲裁），同時規定強制程序的例外
公約首先尊重各國自由選擇解決爭端方法的優先權，“成功地把自由選擇各種爭端解決方法與利用現行所有方法和開拓創新結合起來了” 。這種對各國自由意愿的優先尊重也體現在對強制程序的選擇上。在自愿選擇的解決方法無法奏效時，爭端當事方有義務接受公約提供的四種管轄方式中的一種或幾種：國際海洋法法庭；國際法院；仲裁；特別仲裁4種。這四種強制程序處于平行并列，橫向競爭的地位，締約國可按照各國國情和法律傳統的差異擇一適用 。為了避免由于締約國無選擇或選擇不一致時而導致管轄落空，在出現此種情形時，根據附件七成立的仲裁法庭則適時發揮“剩余備用”作用，從而保證爭端獲得最終有拘束的解決。
同時，公約又規定了限制和例外。對某些爭議如違反公約關于航行、飛越或鋪設海底電纜和管道的自由和關于保護和保全海洋環境的特定國際規則和標準等規定的，應適用強制解決程序，但由于沿海國行使斟酌決定權，暫停或停止科學研究計劃，沿海國EEZ和大陸架的科學研究，EEZ內對生物資源主權權利及其行使等引起的爭議，適用無拘束力的調解程序。其次，為了實現主權和公約的最大協調，消除部分國家的顧忌，公約專立一條即強制程序的任擇性例外，一國可以書面聲明對于某些爭端不接受有拘束力裁判的強制程序，如關于劃定海洋邊界的條文在解釋或適用上的爭端(sea boundary delimitation)，涉及歷史性海灣或所有權的爭端，軍事活動的爭端以及正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執行《聯合國憲章》所賦予的職務的爭端等。有學者對此表示遺憾，但換個角度來看，這種妥協正是為了在最大程度上吸納主權者加入公約的爭端解決機制，實現其廣博的包容性，從此角度及為和平解決爭端慮，諸多的例外和妥協是值得的（worth the sacrifice） 。
3、 體制上的創新——國際海洋法法庭
是否在公約內設立一常設司法機構來處理有關公約的解釋和適用問題，在海洋法會議期間經歷了激烈的辯論。最終在以77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的積極推動下得以成立并于96年10月召開第一次會議。如前所述，公約容納了多種并行不悖的審理機構,各國可以自由選擇，法庭在其中并不居于中心地位。但《公約》仍處處體現了對于法庭的側重，使其在強制解決爭端方面居于天然優勢地位。
首先，正如國際海洋學院的代表帕多在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上所說，“與成立一個具有法律性質的正式的爭端解決程序相比,更有用的是設立一個由所有締約國組成的常設機構,能夠對這種政治妥協給以權威解釋” ，《公約》本身諸多的原則性規定決定了在適用過程中必然會產生不同理解和分歧。這時，由締約國按照條約組織的專門司法機構即法庭的權威地位，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抵消政治妥協色彩帶來的消極影響，保證《公約》在適用過程中的一致性，實現法律可預見性的目標；
其次，法庭管領下的海底爭端分庭對海底區域內活動的爭端具有強制管轄權 ，即不需要雙方事先就接受管轄發表聲明，這比法庭更進了一步，大大加強了爭端解決機制的司法色彩。公約第187條對其管轄事項（大都具有較強的行政管理性質）作了詳細列舉。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強制管轄不應妨礙管理局行使斟酌決定權，且對于有關開發合同的解釋，適用爭議已提交商業仲裁的，分庭也不能審理。可以說，在賦予權利的同時劃定了“雷池”。
再次，海洋法法庭法官在專業上的能力可以確保爭端尤其是涉及海洋活動本身特殊性的爭議獲得正確和令人信服的判決，體現法律職業分工的專門化，這也是近年國際爭端解決機制共同的發展趨勢，例如WTO專家組。
最后，《公約》有關臨時措施（provisional measures）和迅速釋放(prompt release of vessels and crews) 的規定將法庭推上了重要地位。前者，如果在仲裁法庭組成之前需要規定臨時措施,爭端方可協議由法院或法庭來裁決(包括海洋法法庭)。如在請求規定臨時措施之日起兩周內不能達成這種協議,那么則由海洋法法庭依據《公約》規定決定是否采取臨時措施；至于后者，在扣留國和請求國不能就釋放問題在10日內達成協議的情況下，請求國可直接向海洋法法庭提出釋放申請，無須與雙方選擇的強制解決程序保持一致。這樣就使得法庭對于其不具有管轄權的案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并影響案件進程。
以法庭處理的第一個案件即圣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訴幾內亞的“塞加號”案為例，法庭首先駁回了幾內亞的主張，一致認為根據《公約》第 292 條的規定，法庭對該案是具有管轄權。并很快于1997年12月4日作出判決：以3個12票對9票判決起訴成立，幾內亞應當立即釋放油輪及船上的船員和釋放必須經提供合理的保證書或者財政擔保（盡管幾內亞并未遵守且又因此引起該案的繼續/涉及臨時措施和實質問題）。在實踐中，法庭的這一功能一直運行良好 ，尤其體現出了快速審判的特點，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國際司法機構審理速度慢的通病。不過從另一方面也表現出其到目前為止適用范圍的局限性，在處理海洋法爭端方面的地位有待提高。
4、 發展了傳統的國際法主體理論
有關國際法主體，盡管在理論上存在“國家唯一主體說”，“個人唯一主體說”，“國際基本主體說” 等不同派別，但在國家實踐中，個人一般是作為國際法客體來對待的（尤其在我國）。然而根據《公約》及《國際海洋法法庭規約》，海底爭端分庭的當事方除《公約》締約國(包括主權國家、自治聯系國或自治領土、政府間國際組織)外，還有國際海底管理局和企業部、國營企業、自然人和法人。因 此，自然人和法人可以依據《規約》將在海底區域開發活動中產生的特定糾紛訴至海底爭端分庭而成為分庭的當事方，或起訴，或應訴并參加訴訟程序。當然，以此點（個人和法人等實體的出訴權）來妄斷個人已經成為國際法主體為時過早，但是不容否認的是，起碼在實證層面上，個人已經能夠在特定區域和特定條件下直接參加國際法律關系了，這不能不說是公約爭端解決程序對于推動國際法理論發展所作的貢獻。
5、 與其他機構和國際組織密切配合，有效促進爭端解決
《公約》規定的爭端解決機制并非“孤家寡人”，首先在與同屬一體的內部機構海底管理局的關系上，兩者在諸多方面存在合作，其中涉及到爭端解決的有：海底管理局大會對法官代表性及規約修正的意見；請求海底爭端分庭發表咨詢意見時的合作；在就開發合同事項提交商業仲裁時的合作；解決海底區域爭端時與海底爭端分庭的合作等等。在與相關國際組織的配合上，如與國際法院，存在《聯合國與國際海洋法法庭合作和關系協定》作為兩者行為的指引，具體包括相互提供資料、交換有關船只和船員迅速釋放的資料，行政協調等 。這種內外部機構的資源共享和信息經驗的交流無疑能有效地促進爭端的解決并提高《公約》爭端解決機制的國際影響力。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公約確立的爭端解決機制具有多種解決方法并存、自愿選擇和強制程序相結合但以強制解決程序為重心、針對爭端性質區別對待（或裁或調或審或聲明保留等）、專門司法機構常設與相關國際組織協作等鮮明特色，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爭端解決制度。盡管在某些方面存在缺陷和不足 ，但足以擔當的起“國際多邊條約史上引人注目的和平解決爭端制度”的評價。
對于我國這樣一貫排斥國際司法程序的國家，首先，針對我國海岸線漫長,大部分沿海海域存在與其他國家劃界的問題，可以按照《公約》規定，對某些涉及領土主權事項的爭議聲明不予適用。如1985年中國對南沙群島（所謂卡拉延群島）及其毗鄰水域和資源不可爭議的主權聲明；其次，鑒于海洋法法庭在迅速釋放方面的重要地位和我國漁民漁船近年屢遭扣押的情況，可考慮在這方面接受法庭管轄；另外，對于解決爭端的強制性法律程序，我國可選擇具有相對靈活性的仲裁程序,同時利用《公約》規定的例外和限制，側重技術性問題，使某些方面不必提交強制程序 。當然，在國際海洋爭端解決制度相對完備的今天，重新審視我國的態度和立場并進行適時調整，不僅有利于爭端的和平解決，也是履行條約義務的應有之義。
參考文獻
一、中文著作及期刊
1、黃進、肖永平主編：《展望二十一世紀國際法的發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吳慧：《國際海洋法法庭研究》，海洋出版社2002年1月版。
總共2頁 1 [2]
下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