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濤 ]——(2005-7-9) / 已閱7037次
做人工流產需要行政審批？
楊 濤
為了平衡男女性別比例，最近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出臺了新的規(guī)定，懷孕14周以上做人工流產要經過行政審批。雖然，有關部門對此規(guī)定一再表示是為了社會穩(wěn)定，但還是遭到了市民的質疑，許多人認為這個規(guī)定侵害了個人隱私權。（《生活報》3月29日）
關于婦女是否享有墮胎的自由一直以來就是西方社會一個爭議焦點，反對一方是基于天主教的教義，認為墮胎違背天主教的精神，是扼殺生命的表現，而贊同的認為墮胎是人行使處置自己身體的自由。然而，在中國，一些地方作出懷孕一定時間做人工流產要經過行政審批的規(guī)定，卻有著不同的語境，在中國沒有不準墮胎的傳統，婦女墮胎歷來都是天經地義，并且在實施計劃生育政策時，政府還是鼓勵墮胎、強制墮胎。現在之所以作出需要行政審批的規(guī)定，是基于當前我國出現的出生人口性別嚴重失衡的態(tài)勢，我國的出生人口男女性別比例正常值應為102至107∶100，但現在實際上已經達到了116.9∶100。而人口性別嚴重失衡，會造成婚姻年齡段男女兩性的比例失調和未來婚配的失衡，也會影響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huán)境的協調和可持續(xù)發(fā)展，影響人口的安全、民族的繁榮和社會的穩(wěn)定。
由此看來，哈爾濱市為調控人口男女性別比例，做出這樣的人工流產規(guī)定，出發(fā)點當然是好的。其實，不止哈爾濱市，在河南省、陜西省等許多地方相繼出臺了類似的規(guī)定。但是，為了公共利益或者說代際利益，不能說就可以隨便對人的自由進行剝奪。羅蘭說過：“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同樣，在制訂任何一部法律或政策之時，也不能不考慮其合法、合理性和可能產生的不良后果，否則也可能播下龍種，收獲跳蚤。
首先，胎兒不是民事主體，在公法上也不是公民，因此，墮胎從法律意義上講就是一個人處置自己身體的權利和自由，是一種基本的人身權利，那么作出：“懷孕14周以上、出于非醫(yī)學需要打算終止妊娠的婦女，必須經所在地計劃生育部門的書面批準，未獲批準的，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不能做人工流產手術。”這樣的規(guī)定，就是對人的基本權利的限制。此外，正如一些市民所說的，這樣的規(guī)定也可能侵犯人的隱私權，因為相當一部分的女性由于避孕工具使用不當意外懷孕，或者未婚先孕、遭到強暴而懷孕等，如果需要出具證明，就涉及到個人隱私。那么，對于這一個可能限制人的基本權利和侵犯隱私權的規(guī)定，是不是應該交由全國人大，經過代表們的充分討論，由法律來進行規(guī)范呢？
其次，要求墮胎必須經行政審批的規(guī)定要考慮其實施的必要性和效率。這種行政審批實際上就是設立行政許可，政府設立行政許可就可能存在權力尋租的問題，而婦女墮胎是否為了選擇胎兒性別的動機，也是難以證明的事，這就給權力進行尋租帶來很大的方便。而且，這種做法也可能沒有效率，因為婦女也可能尋求其他土法墮胎，導致其他危險的情形出現。這不如控制胎兒性別鑒定有效，規(guī)定任何機構和個人不得開展胎兒性別鑒定，同時對B超診斷儀的銷售和使用進行控制。如果采取上述方法可以控制性別判斷，那么就沒有必要限制婦女墮胎自由。當然，更為重要的是，必須從源頭上逐步解決重男輕女的問題，事實上，經濟越發(fā)達、文明程度越高，這種觀念就越弱。男孩偏好，還與我國現代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有著密切的關系，家庭依然是廣大農村地區(qū)老人的主要依靠，“養(yǎng)兒防老”的思想仍然有著現實的土壤。因此，在進行技術控制的同時，必須從宏觀上鏟除這種滋生的土壤。
所以，在目前各地自行其是出臺做人工流產要經過行政審批的規(guī)定，其合法性和合理性都值得質疑，我們建議，這一問題最好能提交全國人大，經過代表或全民充分討論，以決定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措施來應對這種人口性別嚴重失衡的形勢。
江西省贛州市人民檢察院 楊濤 華東政法學院法律碩士 郵編：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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