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厚先 ]——(2005-10-5) / 已閱20259次
淺論被害人陳述的證據效力和被害人陳述制度的完善
周厚先
[摘要]：被害人陳述是一種直接證據，由于這種證據有利于偵查部門及時破案，能直接指控犯罪；本文首先從什么是被害人，特征，被害人陳述的收集、審查、判斷方面對被害人陳述的效力進行論述；從明確非法證據排除原則；對被害人改變陳述的，實行直接言詞原則；對被告人不供、翻供和對被害人改變陳述的 建立偵查證人制度。三方面建議完善被害人陳述的制度。
關鍵詞：被害人陳述、證據效力、完善制度
一、被害人陳述的證據效力
正確認識、把握被害人陳述的證據效力，就必須先確定被害人陳述的概念和特征。筆者認為，被害人陳述，是指受到犯罪行為直接侵害的人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人民法院就其遭受犯罪行為侵害的事實和有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情況所作的陳述。在刑事訴訟中，由于被害人是犯罪行為直接受害者，對犯罪分子作案的時間、地點、方法、過程、結果，陳述得比較詳細、全面。由于各種主客觀的影響，被害人陳述有可能是虛假的，不真實的。因此有必要進行探討，我們要正確了解被害人陳述，就必須先掌握被害人的概念及特征。
（一）被害人有如下特征：
（1）被害人是刑事案件的當事者
被害人不僅是犯罪行為的承受者，同時也是犯罪案件的一方當事者。在其合法權益遭受犯罪行為侵害的同時，被害人也經歷了犯罪事件的全過程，了解犯罪事件的真相。被害人的陳述，對于查明案件真實情況具有重要意義。很多國家把被害人的陳述列為證人證言，要求被害人以證人身份出庭作證，也緣于此因。因此，要查明案件事實真相，便離不開被害人的合作與配合，不論是偵查機關還是審判機關，都應當調動被害人參加訴訟的積極性，鼓勵他們如實陳述案情，大膽出庭作證。
（2）被害人是與訴訟結局有利害關系的人
被害人作為合法權益遭受犯罪行為侵害的人，他們與警方合作，或直接參加訴訟，目的是維護自身合法權益，通過請求賠償或補償恢復合法權益。為使這一目的實現，被害人應當有參加訴訟活動的權利，在訴訟中占有一席之地，享有為維護和恢復自身合法權益所必需的訴訟權利。主持訴訟的國家機關應當傾聽被害人對訴訟案件處理意見及恢復自身權益的請求，以使案件的處理更趨公正。
（A）被害人應當是遭受犯罪行為直接侵害的人。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父母、子女或配偶及其他親友雖然也受到某種程度的損害，但這些人不屬于刑事案件的被害人。
（B）必須是其合法權益遭受到侵害的人，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合法權益包括其人身權利、民主權利、財產權利和其他合法權利。合法權益遭受犯罪行為侵害的人
這是被害人最顯著的特征。唯其合法權益遭受侵害，才成其為被害人。被害人學的創始人之一，以色列的律師杰明•門德爾松用“被害性”[1]這個概念來概括被害人的共同特性，也反映了這一特征。從被侵害的利益上看，被害人受到侵害的是合法權益，即受法律保護的權利和利益，既包括人身權利、財產權利，也包括其他方面的權利和利益。從被害原因上看，被害人合法權益遭受的是來自犯罪行為的侵害。盡管不同國家對犯罪的定義、犯罪的種類、罪名的規定不盡相同，但刑事被害人必須是遭受犯罪行為侵害的人。在犯罪行為實施的同一過程中，就產生了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犯罪人與被害人，犯罪行為的實施者與犯罪行為的承受者。當然，也有一些犯罪案件沒有被害人，這類案件在歐美國家被稱為“無被害人犯罪”案件。 [2]這些犯罪行為所侵害的客體是公共秩序或社會利益，它雖沒有直接的明顯的被害人，但仍存在間接的、潛在的被害人。如販毒案件，由于吸毒者自愿購買毒品而不能成為受害者，但實施戒毒，吸毒者家屬或社會為此支付的高昂費用，使吸毒者家屬或納稅人成為間接受害者。只不過這種間接被害人一般不被看作是刑事被害人。
（C）被害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傳統的刑事訴訟理論一直把自然人作為被害人。近年來，關于法人能否作為被害人，我國訴訟法學界有不同的認識，有些學者仍堅持傳統的刑事訴訟理論，認為法人不能作為被害人，但是，我國１９８７年公布的海關法和以后公布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關決定或補充規定以及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日生效的刑法都明確規定的法人（單位）可以成為某些犯罪的主體，給法人能否成為犯罪主體的爭論劃上一個句號。由此可以看出，法人在經營活動中違法犯罪行為要由其代表人和直接責任人員負責。同時，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法人被害人同樣可以由其代表人參加訴訟，或者委托訴訟代理人參與訴訟揭露犯罪，證實犯罪。總之，我們認為被害人中應包括法人，法人被害人應當而且可以有自己的陳述，這一陳述由其法定代表人作出，也可以委托并授權訴訟代理人參與訴訟，代理授權的訴訟行為。 （4）由于被害人的身份是犯罪行為造成的，因而被害人應當是特定的人，具有不可代替性。被害人的特定性決定了其陳述的專屬性，即不能由其他人來代替被害人陳述案件事實和被害的經過。如果其他人感知了這一犯罪事實，也只能以證人身份來作證。即使是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訴訟代理人有權代理被害人參加訴訟活動，提出具體的訴訟要求，也不能代替被害人陳述案情，提供被害人陳述這種訴訟證據。至于一個案件有沒有被害人，或有幾個被害人，要因案而異。
（二）被害人陳述的特征
被害人上述概念和內容，以及被害人本身在刑事訴訟中所處的特殊的訴訟地位，決定了被害人陳述所具有的特征：
1、被害人的陳述對查清案情和認定案件的事實有著特殊的作用。一般來說，被害人陳述比較真實客觀，而且具有直接、形象、具體、生動地特點。對犯罪分子作案的時間、地點、方法、過程、結果揭露得比較明確具體。特別是那些同犯罪分子有過直接接觸，例如搶劫、強奸、綁架、傷害等暴力犯罪案件。
2、被害人陳述具有真假難辨、虛實交叉的特點。由于種種復雜原因，被害人陳述也可能有意或無意地夸大或縮小客觀事實。還有人故意捏造事實，謊報案情。其具體表現有以下幾個方面：（1）由于身受犯罪行為的侵害，而產生報復心理，情緒偏激，夸大事實情節，導致陳述的虛假性；（2）在一些案件中，由于被害人精神高度緊張，觀察不細，記憶模糊，而導致陳述不清，甚至是主觀推斷的虛偽陳述；（3）個別被害人出于個人私利或者其他不可告之的目的，無事生非，制造假陳述誣告陷害他人；（4）有的被害人出于個人的種種考慮，前途、名譽、家庭關系、子女利益，等等，有羞于口，不敢理直氣壯地揭露犯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5）有的被害人出于親情或者請客送禮，或者金錢收買，或者外國干擾，威逼恐嚇，而作虛假陳述，等等。
所以，有學者將被害人陳述定義為一種輔助證據，作為甄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與辯解、證人證言，以及其他證據真實性的參照。
分析至此，筆者認為，至少可以歸納出被害人陳述具有下列證據效力：
1、被害人陳述是刑事訴訟的一種重要證據；
2、被害人陳述的證據效力是有限的，它不能單獨作為定案的根據；
3、被害人陳述如果有其他證據相印證，則可以作為定案的重要證據；
4、被害人陳述在其他證據的印證下作為定案根據時，必須經過查證屬實。
當然，被害人陳述要具有證據效力，還必須排除取得該供述的非法性因素。即，被害人陳述要具有證據效力，必須是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對被害人陳述的收集及法律、司法解釋的規定有：對被害人陳述的收集，主要是通過詢問的方式，適用與詢問證人的程序，在偵查、審查起訴環節主要是制作詢問筆錄的方式加以固定和保全。偵查人員、檢察人員在制作詢問被害人筆錄時，應當按照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司法解釋對刑事證據收集規則作出了相關規定進行。這些規定有1996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該法第二編第二章第89條至第118條、第131條關于偵查的規定中也包含有刑事證據收集規則。1998年9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1999年1月18日實施的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以下簡稱《規則》）第265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根據。”1998年5月14日公安部頒布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第51條規定：“公安機關必須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或者以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除特殊情況外，并且可以吸收他們協助調查。”《規定》第九章關于偵查的規定中也包含有刑事證據收集規則。以上為我國現行法律、司法解釋中關于刑事證據收集規則的規定。因此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所取的陳述，不具備證據效力。
二、被害人陳述制度的完善。
1.進一步明確非法證據排除原則。主要是應當明確非法證據的絕對排除。刑訴法第43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利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解釋》第58條規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顯然，在直接的表述中，不能作為定案根據的證據是“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這一類言詞證據。對于非法收集的物證、書證等證據的排除與否，立法及司法解釋皆不明確。這無疑是證據制度完善之障礙。雖有學者主張在我國建立相對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以利于打擊犯罪[3]，但非法取證行為畢竟直接侵害了涉訟公民的合法權益而對社會公眾全體構成了潛在的危害。同時我國刑訴實踐中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的久禁不止一定程度上與立法的寬容有關。再次，絕對排除規則內含的權利保障觀念與新刑法增強的被告人權利保護相適應。由此，我國在立法中應以更嚴謹的表述明確絕對排除非法證據原則。
2、對被害人改變陳述的或辯方認為被害人在審前陳述不真實的實行質證原則
被害人陳述絕大多數為原始證據、直接證據和控訴證據，是反映案件事實的重要證據來源，對定案起著關健作用。該種證據發生變化往往影響整個案件的處理，給司法人員處理案件帶來很大的困難，如林某搶劫案，被害人劉某起訴階段陳述變化，稱其在被搶劫時遭林某強奸，并解釋其當時沒向偵查機關陳述這一事實是顧慮自己的名譽。經過一段時間的思想斗爭認為應當控告強奸事實，并陳述被強奸時見到林某右下腹有刀口痕，被強奸后其隨手拾起一毛巾擦陰部，并把毛巾塞到一墻縫。被害人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內知證據，無論從其解釋的合理性、可信性都是很高的。經查林某曾作過闌尾切除術，又經現場勘驗提取了毛巾，經DNA鑒定有林某精液殘留物和劉某分泌物。林雖不供認強奸事實，但有被害人陳述及物證、鑒定結論支持仍可認定林某強奸。再如如劉某強奸案，庭審中，辯方提供了被害人肖某的書面證言，稱劉與其是通奸而非強奸，針對被害人陳述的忽然變化，公訴人及時提出休庭，并找到被害人肖某詢問，經過細致的談話，被害人道出了被告人的姐姐、姐夫多次帶禮物賄賂被害人，并威逼相加的實情。被告人的姐夫拿出事先準備好的通奸證言，要求被害人簽字捺印，請求其改變陳述，其被迫簽字捺印，并非是其真實的意思表示；因此被害人陳述發生變化現象日益引起司法各界的關注。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二條規定了七種證據可以作為刑事案件定案的根據。同時還規定這七種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對于如何查證這些證據，《刑事訴訟法》對每種證據的規定是不同的，其中對物證、書證、鑒定結論（鑒定人出庭的除外）、勘驗、檢查筆錄、視聽資料，只要求在庭審中出示，聽取各方當事人意見后，法庭便可以審查確認這些證據的法律效力。而對證人證言、被告人供述和辯解兩種證據的審查，《刑事訴訟法》卻做了更具體的規定。對證人證言規定要求在庭審中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辯護人質證，聽取各方當事人意見后審查確認證明效力。辯護人和被告人也有權要求證人出庭以便對其質證。據此可見，在立法上對證人證言的審查可以讓各方當事人充分地行使訴訟權利，法庭對證人的審查也是嚴謹的，《刑事訴訟法》對被告人供述和辯解審查的規定更為嚴格，因為庭審的主要內容就是對被告人進行訊問，無疑對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審查是最慎重最充分的。《刑事訴訟法》唯獨沒有對被害人陳述如何質證，是否需要出庭，審判人員、辯護人、被告人是否有權要求被害人出庭等問題做出明確的規定。審判實踐中一般只將被害人出具的書面材料或辦案機關的詢問筆錄當庭宣讀，聽取各方意見后認定其法律效力。《刑事訴訟法》對被害人出庭之所以沒做更多的要求，無疑是考慮保護被害人的各種權益。但是由于被害人與被告人有著直接的利害關系，審判實踐中常常會由于這種特殊關系而使被害人的陳述難辨真偽，法庭稍有不慎就會把被害人不真實的陳述認定為可靠的證據用來定案。而且一般情況，辦案機關對被害人的陳述筆錄相對于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來說更容易被采信，用作定案證據。因此，在立法上對被害人陳述的審查也應當有具體要求，對被害人是否應當出庭接受質證，被告人、辯護人是否有權申請被害人出庭，法官有無權利要求被害人出庭接受質證，是值得研究和探討的，因為被害人是否出庭有時會直接影響對事實的認定。同時如果被告人、辯護人不能要求被害人出庭進行質證也是剝奪了被告人的訴訟權利。我國入世以后要履行我國于其他成員方一樣的“執法公開、公正”的承諾，如果對被害人的陳述不公開質證也是不符合WTO有關規則的。從下面的一起強奸案件中可以更充分的認識到在刑事訴訟中有的案件要求被害人出庭接受質證的必要性。被害人李某與同事張某在張家發生了性行為。一個月后，有人揭發李某有賣淫行為，李某被公安機關傳訊，在公安機關傳訊的第二天，李某向公安機關交代了自己曾與張某發生了性行為，并指控張某強奸了她。公安機關傳訊張某后，張某承認了與劉某發生兩性關系的事實，但否認該行為是強奸，稱李某是為了借錢主動找的張某，在張家發生的性行為。辯護律師接受委托后通過閱卷、會見被告人，發現了被害人的陳述和詢問筆錄有很多疑點，經過和審判人員溝通，要求被害人出庭當庭詢問詳細情節。此案恰好被害人也聘請律師代理參加訴訟。法庭便通知被害人出庭，在庭審過程中，經審判長允許，被告人的辯護律師對被害人進行了詳細的詢問，使被害人的陳述暴露出了大量的矛盾。主要有：一、被害人李某是用自己的手機與張某聯系后去張家的，但被害人在公安機關卻編造稱是在路上張某遇到張，被朱某騙去的。當時辯護人出示了在某移動公司提取的李某手機通話清單，被害人無言以對，沒有做出任何解釋。二、李某在公安機關時稱是回家路上路過張家時去的張家，可是辯護人問她回家路線時，她又編造了謊言，當辯護人告知她說的路線是不通往其住所時，她再次無法回答。諸如此類被害人所做的回答不符合事實之處比比皆是。經過質證，法庭否定了被害人在公安和檢察機關的陳述材料。最后判決被告人朱某無罪。
我國刑事訴訟法充分考慮了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所處的特殊位置以及被害人與刑事案件的特殊利害關系，而賦予了被害人以當事人的地位，享有獨特的訴訟權利，使得被害人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的每個階段所作的陳述，都可以作為證據在法庭使用。同時我國法律沒有強制性規定被害人有出庭的義務，被害人陳述往往以書面形式在法庭出現。在被害人陳述經歷了多個訴訟環節情況下，很可能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而出現陳述的變化。為確保被害人陳述的真實性，應增加對被害人陳述進行質證，我國刑事訴訟法對證人證言必須經法庭質證，而對被害人陳述刑事訴訟法中沒有規定質證程序。把被害人出庭質證立法，證據要經過控辯雙方的質證辯論，才更能分清真偽。
3、對被告人不供、翻供和對被害人改變陳述的 建立偵查證人制度。
面對被害人改變陳述現象發生，從而使控方取證合法性倍受爭議乃至被質疑的情形之下，在我國建立偵查證人制度，以證明審判外被害人陳述等審判外證據的合法性，已顯得十分必要。首先，建立偵查證人制度，是控方承擔舉證責任的邏輯延伸。如上所述，控方不僅對實體事實負有舉證責任，對于諸如取證的合法性等程序事實也負有舉證責任。控方為了證明審判外被害人陳述獲得的合法性，固然可通過提供記錄訊問過程的錄音帶、錄像帶以及被害人自行書寫的方式證明，偵查人員出庭作證仍有其積極意義：一是有利于貫徹直接言詞的刑事審判原則。偵查人員出庭，就程序的相關事實作證，接受控辯雙方的詢問，這是刑事審判中直接言詞原則的體現。二是有利于澄清事實，揭露被害人虛假、不實之詞，維護偵查機關、偵查部門的形象。實踐表明，絕大部分的案件被害人庭上改變陳述純系無理而沒被采納，但其陳述的事由幾乎無一例外地聲稱是偵查人員逼迫、誘騙所致，公訴人盡管也予以駁斥，但唯有偵查人員出庭作證，才真正具有證明力和說服力。三是偵查人員出庭作證，有利于推動、促進證人出庭。證人不愿意出庭、證人到庭率低，已成為困擾當前刑事庭審方式變革的一個突出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偵查人員出庭無形中發揮了一種“表率”、“示范”的作用。
注：[1]、《國際范圍內的被害人》，漢斯•約阿希姆•施奈德著，許章潤等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出版，第2頁；
[2]、《法學譯叢》1987年第3期載《國家干預和無被害人的犯罪》，[美]喬治•p•威爾遜等著；
[3]、《論非法證據運用中的價值沖突與選擇》，宋英輝著載《中國法學》1993年第3期。
參考書目：[1]、樊崇義主編的《證據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
[2]、何家弘主編的《證據學論壇》第四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年出版；
[3]、張紹彥主編《犯罪學教科書》法律出版社2000年出版；
[4]卞建林主編《刑事訴訟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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