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寧 ]——(2005-10-12) / 已閱12604次
“積極誘導規則”——從Grosker案看P2P侵權的新標準
馬寧 楊輝
2005年6月27日，美國最高法院對爭論已久的MGM Studios Inc v Grokster Ltd案 做出了判決。九位大法官一致同意，兩被告Grokster 和StreamCast應該為他們的P2P軟件承擔協助侵權 責任（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并確立了判斷版權侵權的新標準——積極誘導標準（active inducement test）。該判決是自1984年索尼案以來影響面最廣、也是最引人關注的判決之一。美國最高法院在本案中對索尼案做出了澄清，從而糾正了下級法院對索尼案不恰當的理解。鑒于目前P2P軟件在我國也被廣泛使用，并日益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相信本案判決對我們更全面地理解P2P軟件制造商、銷售商的責任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 案件背景及一二審判決
（一）地區法院判決
2002年，以影視、唱片公司為代表的原告，聲稱通過被告提供的P2P共享軟件交換的文件絕大多數（90％左右）都是受版權保護的材料，并且其中的70％是為原告擁有版權的。本案中的焦點問題在于被告能否援引最高法院在1984年的索尼案中確立的通用物原則 （staple article of commerce doctrine）。根據該規則，銷售具有實質性的非侵權用途的產品無須承擔次級侵權責任。
初審法院裁定被告Grokster和StreamCast無須為其軟件最終用戶實施的版權侵權行為承擔次級侵權責任，因為被告并不實際知悉其軟件最終用戶在版權文件交換過程中的具體侵權行為或涉及的材料，并且被告既沒有權利也沒有能力來監督其軟件最終用戶的行為。
（二）上訴法院的判決
第九巡回上訴法院發現，被告的軟件具有并且實際被用作非侵權用途，包括經版權所有人允許通過該軟件交換其材料或文件、交換不受版權保護的已進入公有領域的作品等。因此，根據最高法院對索尼案的判決，被告可以援引通用物規則進行抗辯，除非在侵權發生時，發現被告合理地知悉（“reasonable knowledge of specific infringement”）具體的侵權行為。
但是原告并沒有舉出足夠的證據來證明被告“合理地知悉” 具體的侵權行為。因為被告的網絡是分布式 （decentralized）的，而不像先前案件中的Napster的網絡是集中式的（centralized system）。被告的系統中沒有存放侵權文件，也沒有侵權文件的目錄。而且被告也沒有為其用戶進行侵權提供實質性的幫助，因為是用戶自己查找、檢索、存儲侵權文件，被告除了提供P2P軟件之外，并沒有進一步地涉入用戶的具體侵權行為。
法院還裁定，雖然被告未對其軟件做進一步的修改以過濾具體的侵權文件，也沒有通過身份認證和密碼這樣的系統來監督用戶對其系統的使用，但并不能由此而使被告承擔協助侵權的責任。
二． 最高法院的判決
（一）對索尼案規則的澄清
在索尼案中，版權人聲稱索尼公司——錄像機的生產商應該為錄像機的所有人對受版權保護的節目錄像而承擔協助侵權責任。證據顯示錄像機的最主要用途是“時間轉換”（time-shifting），即為了在后來更方便的時間觀看節目而進行錄制。法院認為這是合理的、非侵權的用途。而且，沒有證據顯示索尼公司有意違反版權法而推出錄制這項功能，或采取積極行動通過非法錄制來增加其利潤, 法院并沒有發現索尼公司有故意誘導的主觀意圖。具有實質性（substantial）非侵權用途的產品銷售者不能僅僅因為其銷售了該產品而承擔次級侵權責任。該推論借助了專利法中傳統的通用物原則。按照這一原則，被告如果銷售可用于侵犯專利權的部件，當該部件可以實質性地用于非侵權目的時，被告的行為不構成侵權。
在本案中，版權所有人請求最高法院對其這一觀點重新考慮，但最高法院拒絕了該項請求。相反，最高法院進一步確認了該觀點，強調“僅知道潛在的或實際的侵權用途不足以使銷售者承擔責任。”
此外，最高法院也明確拒絕了版權所有人對“侵權用途”和“非侵權用途”兩者做“更為量化的描述”以明確可能發生責任的臨界點的請求。
（二）最高法院采納了積極誘導標準
通過版權保護來鼓勵創造，還是通過限制侵權責任來促進技術創新是本案爭議的主要關注點所在。最高法院最終采納了積極誘導標準來平衡版權保護和技術革新之間的利益。正如法院在索尼案中借用了專利法中的通用物規則一樣，本案法院也從專利法中尋求積極誘導標準的依據。根據普通法，版權侵權案或專利侵權案中的被告如果“不僅僅是預料到，而且還通過廣告誘導產品的侵權使用” ，那么，他就要承擔侵權責任。先前案件中確立的有關誘導侵權的規則至今仍然適用。
根據卷宗材料，被告的不法意圖是很明顯的。“誘導”的典型例子是通過廣告或散布消息來誘導他人實施違法行為。原告主張本案中確實存在這種信息。法院認為，能顯著地證明被告存在主觀惡意的證據有三個方面。首先，在庭前披露程序中，法院發現被告意識到了用戶利用他們的軟件最主要的用途是下載受版權保護的文件，雖然這種分布式 （decentralized）的網絡特性無法揭示被下載的文件有哪些、是在何時被下載的。但是被告的用戶有時通過E-mail向被告詢問如何搜集特定的受版權保護的文件，而被告也給予了指導性的回答，這就說明被告確實知道侵權行為的存在，而不僅僅是消極地接收到有關侵權的信息。卷宗（訴訟記錄）中大量證據表明，當被告宣傳他們的免費軟件時，都清楚地聲稱可以供用戶下載版權文件，并且采取積極的措施來鼓勵用戶的侵權行為。大名鼎鼎的文件共享服務商Napster因為侵權提供便利而被版權人起訴后，兩被告都將自己的軟件宣傳定位于替代Napster的版本。其次，兩被告都沒有設法開發過濾工具或其他技術來遏制用戶對其軟件的侵權使用。雖然第九巡回上訴法院將被告的這種“不作為”視為不相關的因素（因為被告缺乏獨立的責任來監督其用戶的活動）但這種證據強化了被告為其用戶的侵權提供便利的主觀意圖。最后，兩被告通過出售廣告空間進行牟利，然后將廣告發送到使用其軟件的計算機屏幕上。他們的軟件被使用的越多，發送的廣告就越多，廣告收入也越豐厚。因此，被告在商業上能否取得成功就取決于客戶對其軟件大規模的使用，而卷宗顯示這種使用是侵權的。雖然該證據本身不會得出被告具有非法意圖的結論，但從整個卷宗來看，其誘導侵權的意圖是顯而易見的。
最高法院最后總結：“如果通過對被告明確的意思表示及其采取的積極行動的考察發現其有鼓勵侵權的意圖，那么被告的目的就是為了通過促進對其產品的使用來侵犯版權。在這種情況下，被告就應該為第三人使用其產品而導致的侵權活動承擔責任，而不用考慮產品的合法用途。”
（三）積極誘導標準的適用條件
積極誘導標準的適用須滿足三個條件。首先，需要證明被告有積極促使第三人侵權的主觀意圖。這種主觀意圖可以從被告采取的積極措施（比如通過廣告對產品的侵權用途做宣傳或指導他人如何實施侵權行為）來加以考察。其次，被告制造、銷售了具有侵權用途的產品。最后，產品的最終使用者實施了侵權行為。本案中的大量證據表明，使用被告軟件的最終用戶進行了大規模交換版權文件的侵權行為。
值得注意的是，產品銷售商不會因為“僅知道潛在的或實際的侵權用途” （這也是索尼案中確定的規則）或者因為從屬于銷售的“一般行為”（比如為顧客提供技術支持或產品更新）而承擔責任。最高法院還強調，“在缺乏能夠證明被告主觀意圖的其他證據的情況下，如果產品具有非實質性的侵權用途，法院不能僅根據被告未能采取積極措施來防止侵權就認定其協助侵權的成立。” 但是，“如果發現被告有鼓勵侵權的意圖，……就不用考慮產品的合法用途。”為達到此目的，原告必須證明被告有旨在誘導侵權的“故意的、不道德的言語和行為”。
基于這些適用和舉證條件，最高法院認為，“’誘導規則’是對‘故意的、不道德的言論和行為施以侵權責任’”。誘導標準的提出以及索尼案中通用物規則的再次確認，“不會阻礙合法的商業活動和具有正當目的的技術創新。”
（四）最高法院拒絕采納第九巡回上訴法院的“合理知悉具體侵權”的標準
最高法院認為上訴法院將索尼案中的規則理解為“要求在侵權活動發生時，被告合理地知悉具體的侵權行為”是不恰當的。最高法院解釋到，雖然索尼案要求從銷售產品的特征或用途來考察“不道德的主觀意圖”（culpable intent）并將其作為法律問題來看待，但是并沒有要求法院可以忽略能證明主觀意圖的證據（如果這種證據確實存在）。也就是說，法院不僅僅應當從客觀情況來推斷主觀意圖的存在，如果存在能直接證明主觀意圖的證據，更要重視，否則就是“舍近求遠”。如果證據是能夠證明被告有意促進侵權行為發生的陳述和行為的（這些證據是直接證明主觀意圖的），那么被告就不能根據索尼案的通用物規則來免除責任。上訴法院的錯誤在于忽略了初審過程中提交的，能證明被告有意誘導其軟件最終用戶實施侵犯版權行為并從中獲利的直接證據。鑒于此，最高法院撤銷了上訴法院的判決，并將案件發回初審法院要求做出對原告有利的判決。
三． 判決帶來的影響及有關評論
此案判決對于影音公司而言可謂是標志性的勝利。經過數年的訴訟，影視唱片界終于贏得了他們可以用來打擊像Grokste、StreamCast's Morpheus這樣的網絡服務商的判決。Mitch Bainwol，RIAA的總裁和首席執行官評論到，“本案判決是協會與網絡侵權斗爭中的重要轉折點。現在，合法的網絡在線市場終于可以騰飛了（has a real shot to take off）。 ”
一些版權專家對該判決給予了高度評價。Marshall, Gerstein & Borun.的合伙人Michael Graham評論到：“最高法院對索尼案的意義做了澄清，并維持了該判決。本判決表明，索尼案樹立的避風港規則的適用是有條件的，而不是無限制的、任何人都可以用來作擋箭牌的抗辯” 。
然而，一些觀察家對該判決卻持保留意見。Joe Norvell, Brinks Hofer Gilson & Lione 的版權部門負責人認為：“技術提供商將來需要做些什么來避免承擔協助侵權尚不明確”。Norvel特別關注法院采納的第二個標準。法院認為，原告的證據表明，被告Grokster 和StreamCast都沒有設法開發過濾工具或其他技術系統（mechanisms）來遏制使用他們的軟件而引起的侵權活動。Norvell認為，這項標準可能給技術公司帶來不確定的因素。他們可能會因自己的不作為而不是自己的作為惹火上身，“按照該案的解釋，問題會變為：‘技術公司采取足夠的措施來制止侵權了嗎？’”
卡多佐法學院的副教授Justin Hughes認為，“投資者在對新技術投資前，總是要搞清楚可行的商業模式。如果新技術的商業模式依賴明顯的、廣泛的侵權活動，投資者就會將錢投向別處。”
筆者認為，對該判決應該全面、客觀地審視。一方面，該判決是針對個案作出的，究其實質是發現被告在主觀上確實有鼓勵他人侵權的惡意，由此才導致其承擔協助侵權責任。如果不能證明被告在主觀上存有惡意，則被告仍可享受索尼案通用物規則的“庇護”。“在缺乏能夠證明被告主觀意圖的其他證據的情況下，如果產品具有非實質性的侵權用途，法院不能僅根據被告未能采取積極措施來防止侵權就認定協助侵權的成立。”這就使得新技術的開發者和推廣者不至于背上太重的積極作為義務。但另一方面，最高法院沒有應原告的請求對產品“實質性的非侵權用途”做更為量化的描述，從而回避了一個關鍵問題，這就為今后類似案件的處理留下了不確定的因素。當然，也不排除最高法院這樣做的原因是考慮到P2P軟件仍然處于快速發展之中，花樣不斷翻新，尚未形成較為固定的形態 ，因此不宜過早地總結出僵化的判定侵權的方法。
四． 案件外的思考
同先前的案例一樣，該案的矛盾核心仍然在于影音產業代表與技術開發商對版權作品的經濟利益的爭奪。現實的情況是，P2P軟件的傳播范圍早已超越了國界，網絡的無國界性增加了訴訟的復雜性，因此，影音產業界不可能僅依靠一紙勝訴判決就封殺所有的P2P軟件，“殺一”并不能“儆百”。在未對P2P軟件找到有效的技術控制方式之前，爭論（不論是在法庭、國會還是國際上）是不會休止的。最終的解決之道仍然是找到適當的商業模式并通過產業間的合作來達到共贏，利用而不是封殺新的數字化傳播媒介，畢竟，訴訟只是達到商業目的的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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