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小衛 ]——(2005-11-5) / 已閱8613次
論舉證期限的不可行性
王小衛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為《證據規定》）已于2002年4月1日實施。作為最高院制定的一項司法解釋，他在具體的民事訴訟中為保證人民法院正確、快捷地認定案件事實，公正及時地審理民事糾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時，該規定在兩年多的實踐中也暴露出一些不恰當、不可行的規定，如關于舉證期限。
《證據規定》第34條第1款規定“當事人應當在舉證期限內向人民法院提交證據材料，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不提交的視為放棄舉證權利”，第33條第2款規定“舉證期限可以由當事人協商一致，并經人民法院許可。”該條第3款同時規定“由人民法院指定舉證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30日，自當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書和應訴通知書的次日起計算。”。這就意味著當事人必須于庭審前，在其雙方約定或人民法院指定的舉證期限內向人民法院提交必要的充分的證據，否則就要承擔敗訴的風險。而如此規定，必將導致如下幾個問題。
1、《證據規定》的目的難以實現。
《證據規定》開篇稱：“為保證人民法院正確認定案件事實，公正、及時審理民事案件，保障和便利當事人依法行使訴訟權利……制定本規定。”據此可知制定《證據規定》的目的有二：一是確保人民法院正確認定案件事實，公正及時審理民事案件；二是保障便利當事人依法行使訴訟權利。
先看舉證期限對目的一實現的影響。設若在一債務訴訟中，一方當事人掌握有確認案件事實的關鍵性證據，如借條、收據等，但其在沒有任何正當理由的情況下未在約定或指定的舉證期限內提交法院，而是在庭審中向法庭出示該證據。如此，人民法院該如何處理呢？如按《證據規定》的規定辦理，那么人民法院就可以其在約定或指定的期限內無正當理由未提交證據為由“視為放棄舉證權利”從而判決其承擔敗訴的責任。如此又怎能確保人民法院“正確”認定案件事實呢？因為案件事實就在敗訴的當事人手中，而人民法院囿于《證據規定》的限制，明知它可以用來確認案件的事實真相，卻不能作為判決的依據。反之，如不按《證據規定》規定的舉證期限來辦理的話，那么案件的另一方當事人就會以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中違背法定程序為由，指責人民法院辦案不公正。這樣一來，無論人民法院是否按照證據規定規定的舉證期限來審理案件，都不能讓案件的雙方當事人認可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公正性，從而使人民法院在案件的審理中陷于被動。
基于以上分析，人民法院不能憑舉證期限來保證“正確”認定案件事實，那么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也就難以保障。“便利”當事人依法行使訴訟權利，也就無從談起了。
2、不利于化解民間矛盾和維護社會穩定。
在人民法院依據《證據規定》判決的有證據而因未按期提交證據導致敗訴的案件中，敗訴方很難從《證據規定》中平衡因為敗訴而導致的心理失衡。他們會從掌握在他們手中的確實能證明案件事實的強力證據的角度出發，懷疑人民法院裁判的公正性。同時因自己的合法權利未得到人民法院的保護，而對對方當事人產生怨恨，致使民間矛盾不但不能通過訴訟的方式來解決，反而進一步加深了當事人之間的民事糾紛。此外，為了保護自己的切身利益，尋求心理的平衡，他們還通常會以上訪等方式來尋找法律之外的解決方法，或以鬧事的方式來發泄心中的不滿情緒。如此則使我們適用《證據規定》規定的舉證期限來審理的案件難以達到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雙贏，不利于矛盾的化解和社會的穩定。
其實“舉證期限”作為一種有益的嘗試，未嘗不是一種好的制度。但是筆者以為，好的制度不一定在實際運用中達到好的效果，這是因為要達到好的社會效果，不但要制度本身具有相當的優越性，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好制度還要與社會現實相適應。在我國目前的司法水平狀況下，由于訴訟當事人自身法律素養的缺少和律師作用的未充分發揮，在目前尚不宜適用《證據規定》中的舉證期限這一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