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昱 ]——(2005-11-5) / 已閱13106次
論未成年人的網上訂約能力
——兼與劉滿達教授商榷
孔昱 呂蓮
[內容摘要] 未成年人的網上訂約問題仍然應當適用我國現行法律規范關于未成年人訂立傳統合同的相關規定，這主要是基于未成年人的網上訂約與網下訂約兩者之間并無實質差別的論證基礎上得出的結論，也是與民法制度對于因年齡未達行為能力之未成年人提供特殊法律保護的宗旨相符合的。本文還認為當未成年人在網上訂約過程中實施欺詐行為時，對合同的效力應作特殊處理。
[關鍵詞] 未成年人； 訂約； 合同； 效力
至今為止，學界尚無一篇系統論述未成年人①網上訂約的論文，有些文章雖然涉及到了該問題，但也只是在論述電子合同主體的時候稍有觸及。劉滿達教授最近撰寫的《電子交易法研究》一書應該說是國內較早系統論述未成年人訂約問題的，并提出了一些可供學界參考的建設性意見。但是，對于其中的某些觀點，筆者不敢茍同。在該書中，劉滿達教授指出，應當顧及網絡交易的特性，動輒以合同法為據否定網上商家與未成年人所訂合同的效力，必定會挫傷商家網上交易的信心。②因此，他認為，應當承認未成年人與網上商家所訂合同之效力。筆者認為,該觀點值得商榷。
一、未成年人的身份識別
未成年人網上訂約與網下訂約究竟有何區別呢？筆者認為，目前學界普遍夸大了未成年人網上訂約的特殊性，過分強調了網絡環境對合同當事人締約能力的影響。
的確，網上交易的非直面性增加了合同當事人判斷對方是否成年的難度，電子商務主體的不確定性等問題也使得網上訂約有別于現實環境下的訂約。但是這種變化其實僅僅是觀念和做法上的改變，因為網絡環境的特征改變了現實環境條件下當事人借以識別彼此身份的觀念和做法，動搖了現實環境條件下所建立起來的身份識別和交易信用機制。③
筆者認為，網上訂約和網下訂約的區別反映在這個問題上，只是當事人身份識別方式的變更而已，適用于網下訂約中憑外貌、談吐判斷對方是否成年的身份識別方式已經無法適用于網上訂約。但是，身份識別方式的變更并不等于說身份識別在網上訂約中無法實現，事實上，在網上訂約過程中，仍然可以憑借一些技術手段或者制度設計來進行身份識別，如運用攝像頭、語音聊天、CA認證等措施。盡管從目前的技術程度來看，并非所有的網上訂約過程都能有效實現身份識別，但是從電子商務法的開放性原則以及當代社會科技發展的突飛猛進來看我們不得不承認網上訂約中的身份識別勢必能在不遠的將來得以實現。也就是說，未成年人網上訂約與網下訂約的區別是身份識別方式的變化問題，而并不等于未成年人的身份識別在網上訂約中無法實現。
二、未成年人網上所訂合同之效力
有關“應當承認未成年人與網上商家所訂合同之效力”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網絡環境中難以識別訂約對方當事人是否成年的基礎上得出的。筆者認為，這樣的推斷是不可靠的。事實上，在網下訂約過程中也存在一方當事人不能準確判斷對方是否成年的問題。比如有些未成年人不管從外表還是談吐看來都給他人其已成年的假象，此時，如果對方當事人誤以為其已成年而與其訂立了合同，則該合同的效力仍應遵循我國《民法通則》和《合同法》等法律規范有關未成年人訂約問題的相關規定，并不能因該未成年人貌似成年而有所特殊。可見，身份的不能判斷或者判斷錯誤并不能導致該合同效力的特殊性。
網上交易的特殊性只是增加了身份難以識別的可能性，或者說身份識別的難度在網絡環境下有所增加。其實，隨著技術的進一步發展，網絡環境下的身份識別問題肯定能夠得到應有的解決。如果只是著眼于目前的技術狀況，就認為傳統合同關于未成年人締約能力的規定不能適用于網上訂約未免太過草率。筆者認為關于未成年人的網上訂約問題仍然應當適用我國現行法律規范的相關規定。
未成年人是一類特殊的民事法律關系主體，各國法律都對其訂約問題制定了具體的法律規則，這些法律規則的設計目的在于保護那些因年齡未具備完全行為能力的人不因合同而給自己帶來損害。我國《民法通則》和《合同法》等法律規范對于未成年人訂立傳統合同的相關規定，就充分考慮了這一目的。
根據我國《民法通則》和《合同法》的相關規定可以得知，限制行為能力人訂立的純獲利益的合同以及與其年齡、智力、精神健康狀況相適應的合同是絕對有效的，其訂立的其他合同則屬于效力待定的合同，即只有經過其法定代理人的追認才能使合同生效。可見，合同法將未成年人所訂之合同區分為純獲利益的合同、與其年齡、智力、精神健康狀況相適應的合同、其他合同這三種類型。因此，對于未成年人網上所訂之合同也可以作同樣的分類。未成年人在網上訂立的純獲利益的合同以及與其年齡、智力、精神健康狀況相適應的合同也應當是絕對有效的，不管是從法理上還是從情理上來看，這種做法都是正確無誤的。例如某12歲女孩作為受贈人在網上與他人訂立的贈與合同；某10歲男孩作為買受人在網上與他人訂立的購買文具的買賣合同；而未成年人在網上訂立的其他合同原則上為效力待定的合同，只有經過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后該合同始得生效。
三、未成年人存在欺詐情形下所訂電子合同的效力
關于未成年人訂約能力的規定除了要充分考慮未成年人的利益之外，還應當對交易安全以及相對人的信賴利益給予應有的保護，否則就不利于促進社會交易的發展。就像美國著名法官肯特所說，未成年人的特權只能作為盾牌使用，不能作為寶劍使用。④因此，應當努力平衡未成年人和對方當事人兩者之間的基本利益，即一方面給予未成年人以特殊的保護，一方面對另一方當事人的期待權益和恢復原狀的權益要給予適當的保護。⑤也就是說，對于某些特殊情形應當做例外考慮，不能以犧牲交易安全及相對人的信賴利益來過分地保護未成年人的利益。
未成年人存在欺詐的情形下的訂立合同就是一個典型。此時，應從交易安全和相對人的信賴利益出發來確定合同的效力。但是，是否應該完全排除對未成年人的能力因素的考察？未成年人在網上訂約中欺詐情形的盛行也是學者們主張網絡環境下應不考慮行為能力因素的原因之一。其實，未成年人的網下訂約也存在類此情形，只是欺詐行為的實施在網絡環境下要容易、隱蔽得多而已，甚至有些未成年人對實施欺詐行為也樂此不疲。盡管這樣，也不能就此判斷網絡環境下不應考慮行為能力因素。欺詐情形只能作為確定合同效力的例外予以處理，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未成年人的網上訂約原則上仍然應當適用傳統法律規范的相關規定。
若未成年人在網上訂約時實施了欺詐行為，并以欺詐引導網上商家與其訂立了合同，則該合同為有效合同。因為，此時，網上商家在訂約過程中已經盡到了善意且謹慎的義務，如果不能賦予該合同以應有的法律效力，不僅無法保障善意商家的合法權益而且也有損于交易安全，也不利于交易秩序的維護。
注釋：
①本文所指的未成年人指因年齡未達到完全行為能力的情形，即18周歲以下的自然人（不包括16周歲以上不滿18周歲，以自己勞動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自然人）
②劉滿達著：《電子交易法研究》，知識產權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頁。
③劉德良著：《網絡時代的民法學問題》，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39頁。
④詹姆斯·肯特著：《美國法釋義》（Commentaries on American law），1836年英文第3版，第240頁。
⑤竹文君：《試析英美法中未成年人的締約能力》，《南京化工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