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巍 ]——(2005-11-10) / 已閱20956次
信托投資公司年報的法律分析
Legal analysis on Annual reports of Trust and Investment Corporations
王巍
WANG WEI
摘要：本文以首批35家信托投資公司披露的年報（或年報摘要）為基礎，從法律的視角對組織形式（公司類型）、公司名稱（商號權）、注冊資本、股權結構、內部治理（董事、監事及經理）、關聯交易等方面的問題展開嘗試性的研究。筆者希望信托投資公司完善自身的行動與監管機關有效監督的舉措能夠雙臂合力，進一步規范年報披露行為和提高年報披露質量，從而推動我國信托業在陽光下步入良性發展的軌道。
關鍵詞：信托；信托投資公司；年報；年報摘要；信息披露
一、引言
今年年初，銀監會發布了《信托投資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暫行辦法》，并規定了年報（以及年報摘要）的內容、格式和首批披露年報的30家信托投資公司的名單。此次年報披露正式啟動了我國信托投資公司強制性信息披露的制度，銀監會采取三年分步實施的策略，要求首批30家信托投資公司于今年4月底之前披露年報和年報摘要。在指定的期限內，有29家公司在銀監會指定的全國性報紙上披露了年報摘要，只有1家公司（西藏信托）在申請延遲披露年報摘要并獲得批準后，于5月25日公布了年報摘要。在此期間，2家上市公司（陜西國投和安信信托）按規定披露了年報摘要，3家公司（華寶信托、中泰信托和英大信托）自愿披露了年報摘要。因此，在已經完成重新登記的59家信托投資公司中，有35家正式披露了2004年度年報，占總數的59%。它們涵蓋了2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26個城市的信托投資公司：上海、北京和廣東分別有3家以上公司披露年報，合計12家，超過了總數的1/3；天津、福建、江蘇、山東和河南也分別有2家公司披露年報，合計10家，接近總數的1/3；其余13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分別有1家公司披露年報。這種地域分布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信托投資公司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關聯關系。此次年報披露是國內信托投資公司首次大范圍公開經營信息，公司董事會及董事已公開承諾年報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公司負責人、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及會計機構負責人對財務報告的真實性和完整性也做出了公開保證。因此，這次年報披露的可信度較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信托業的發展狀況。
35家信托投資公司分別在《中國證券報》《金融時報》《證券時報》《上海證券報》《上海金融報》《新疆經濟報》等指定和非指定的報刊上刊登了年報摘要。其中，《中國證券報》22家，《金融時報》10家，《證券時報》6家，《上海證券報》5家，《上海金融報》2家，《新疆經濟報》1家。有2家公司分別在3種報刊上刊登了年報摘要，有7家公司分別在2種報刊上刊登了年報摘要。這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年報披露的渠道，也擴大了年報披露的影響力。上述35家公司大多都建有獨立的網站，其中絕大多數在本公司網站上公布了年報全文。但是，仍有個別公司沒有建立公司網站，或者網站上沒有年報內容，或者僅僅在網站上公布了年報摘要。據統計，約有20%的公司沒有按要求在網上披露年報全文。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年報披露的及時性和充分性，使人們難以迅速地獲知信托投資公司的全面信息。另外，銀監會還要求將書面的年報全文及摘要備置于公司主要營業場所，供客戶及相關利益人查閱。但是，35家公司對年報備置地點的表述差別較大，大多在年報摘要中表述為公司的注冊地址，也有表述為“總裁（總經理）辦公室”、“公司辦公室”、“公司行政部”、“公司財務部”、“綜合管理部”、“理財中心”等，只有少數規定為明確具體的營業場所。這種籠統的、模糊的表述，勢必給客戶及相關利益人查閱年報帶來不便，也影響了年報披露的規范性。個別公司的年報全文和年報摘要在內容上基本相同，有的年報中還存在較多錯別字等紕漏，這反映了少數公司披露年報的認真和細致程度還有待提高。
自從首家信托投資公司公開披露年報以來，有關年報分析的文章就層出不窮，多以短評的形式展開經濟分析，尚未看到對年報進行法律分析的文章見諸媒體，這不能不說是信托研究（特別是信托法研究）中的一個缺憾。本文將著重從法律制度和規范的層面上對首批信托投資公司年報披露加以分析和探討，由于年報中直觀的法律問題很少以及筆者個人的研究水平有限，下文僅對組織形式（公司類型）、公司名稱（商號權）、注冊資本、股權結構、內部治理（董事、監事及經理）、關聯交易等方面的法律問題展開嘗試性的研究，以期對國內的信托實務和理論能有所裨益。
二、組織形式（公司類型）
根據統計，此次披露年報的信托投資公司在組織形式（公司類型）方面以有限責任公司為主，共計有28家，占總數的80%；有6家公司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約占總數的17%；只有1家公司采用國有獨資公司的形式，約占總數的3%。這表明，有限責任公司是信托投資公司主導的組織形式，股份有限公司已占據一定比重，而個別國有獨資公司的存在則隱含著信托業的企業改制尚未徹底完成。
從年報的內容推斷，西藏信托采用的就是國有獨資公司的形式，由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出資設立。依據我國《公司法》第64條的規定，國有獨資公司是有限責任公司的特殊形式，其特征是投資主體的單一性和法定性（國家授權投資的機構或者國家授權的部門單獨投資）以及責任的有限性，并且這種組織形式主要運用于國務院確定的生產特殊產品的公司或者屬于特定行業的公司。通常而言，生產特殊產品的公司或者屬于特定行業的公司主要是基于維護國家安全、保障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等考慮，由國家（或者其授權的機構或部門）對那些投資大、周期長、收效慢或者不以營利為直接目的（主要關注社會效益）或者在國民經濟中具有特殊地位的領域單獨投資設立公司，即采用國有獨資公司的形式具有特別必要性。在筆者看來，信托投資公司本身并不屬于生產特殊產品的公司，也難以歸入特定行業的范疇，目前仍采用國有獨資公司的形式已沒有必要。西藏自治區信托投資公司在其年報的公司戰略規劃中，也已明確提出“推進公司的改制與改革，進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如此看來，國有獨資公司這一組織形式退出信托業將指日可待。
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國《信托投資公司管理辦法》明確規定的組織形式，也是我國《公司法》中的公司法定形式。就現實而言，目前有限責任公司是我國信托投資公司的主要組織形式，股份有限公司僅占較小比重，上述35家公司中有限責任公司占4/5，而股份有限公司不足1/5，由此可見一斑。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都是依法設立的企業法人，股東的財產與公司的財產相互分離，股東對公司和公司對外均承擔有限責任，二者的組織機構也基本相同。但就信托投資公司而言，討論有限責任公司與股份有限公司孰優孰劣的關鍵還不在于資本是否劃分為等額股份、股東人數是否受限制、注冊資本最低限額、出資是否一定是貨幣、設立程序簡單還是復雜等問題，而是信托投資公司作為金融機構和專業理財的法人對公司制組織形式的需求。選擇不同的公司組織形式，意味著選擇了不同的股權結構、風險責任以及發展模式，盡管每一種公司組織形式都各有優劣，但發起人、投資者甚至立法者和監管者應當結合信托業的特點做出最適合的選擇。
筆者認為，我國信托投資公司繼續采用有限責任公司的組織形式是必要的，但今后的發展方向應以股份有限公司為主，尤其對規模較大的公司而言更應如此。首先，信托投資公司目前以3億元人民幣作為注冊資本的起點，資本規模已比較大。況且部分信托投資公司已經或正在發展為金融控股公司或金融控股集團，規模可觀。相比于有限責任公司通常適用于中小型企業，而股份有限公司則適用于大中型企業。因此，信托投資公司更適宜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的組織形式，以適應資本增加和規模擴張的發展趨勢。其次，有限責任公司在組織和經營上具有封閉性或非公開性，只能由發起人募集資本，股東人數有上下限要求，股份轉讓受到嚴格限制，證明股權的出資證明書不能流通；而股份有限公司具有開放性和社會性，可以向社會公開募集資金，股東人數有下限而無上限要求，股份轉讓亦比較自由，證明股權的股票可以流通。因此，信托投資公司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的組織形式更有利于資本的募集、股權的分散和股份的流動。再次，有限責任公司股東會的權限較大，董事通常由股東兼任，股東會對董事會的控制緊密，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程度較低；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的權限較大，受股東大會的控制較小，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程度較高。因此，信托投資公司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的組織形式更有利于減少大股東控制、規范關聯交易和獨立自主發展。復次，股份有限公司的設立條件更加嚴格，財務狀況的公開程度更高，加之前述的開放性和社會性，因此更有利于對信托投資公司的監督。最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可以申請上市，能為信托投資公司的不斷發展壯大提供有利條件。一言以蔽之，與我國“人合兼資合”的有限責任公司相比，資合性的股份有限公司更有利于信托投資公司市場化的改革和發展。早在80多年前制定的日本《信托業法》就明確規定，只有股份有限公司才能成為營業信托法人，這也說明選擇股份有限公司的組織形式對信托投資公司具有較充分的合理性。
另外，在上述35家信托投資公司中，只有2家是上市公司，這也是目前我國信托業中僅有的2家上市公司。依據《公司法》第152條，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其股票上市應符合6個條件，其中首要的條件就是“股票經國務院證券管理部門批準已向社會公開發行”，而兜底的條件也是“國務院規定的其他條件”，其他則是有關公司股本、開業時間、盈利狀況、股東人數、持股比例、遵守法律方面的條件。由此可見，我國目前信托投資公司上市的關鍵仍是行政監管部門的批準。相比于稀缺的“信托牌照”而言，信托業中的“上市牌照”更為稀缺。筆者認為，監管者可適時地允許部分規模較大、資產優良、結構規范、業績良好的信托投資公司依法上市，以推動信托業更快和更好地發展。當然，對信托投資公司而言，在完善自身的基礎上適時地借殼上市也不啻為一條發展壯大的捷徑。
三、公司名稱
從35家信托投資公司的名稱來看，有近50%的公司名稱僅以地理名稱（所在省市）命名，未對公司名稱權（商號權）給予足夠重視。《金融機構管理規定》和《信托投資公司管理辦法》沒有對信托投資公司的名稱做出詳細規定。但是，參照《企業名稱登記管理規定》和《企業名稱登記管理實施辦法》等，企業名稱應當由行政區劃、字號（或者商號）、行業或者經營特點、組織形式依次組成，法律和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信托投資公司名稱在實現公司法人的人格特定化時，也體現了公司的商業信譽，僅以地理名稱命名而缺少商號，這不僅不利于公司名稱權和商業信譽的保護，也不利于公司的跨地域和跨國經營。
從法律的角度講，商號是公司的特定標志，是與其他公司相區別的重要特征，兼具人身權和財產權的雙重性質，具有排他性和專用性，與公司同生同滅，代表著公司的信譽，還可能注冊成商標。《巴黎公約》將商號權納入工業產權的范疇給予保護，我國法律雖對商號權未有明確規定，但《民法通則》中有保護企業名稱權的具體規定。目前，部分信托投資公司已經開始重視公司名稱的重要價值，主要通過繼承母公司商號和自主創立商號來逐漸樹立自己在行業內的品牌。前者如“平安”、“中信”、“興泰”、“粵財”等，后者如“中誠”、“新華”、“華信”、“中融”、“百瑞”、“中原”、“北方”、“聯華”、“國民”、“安信”、“中泰”、“英大”等。另外，還有結合母公司特點來確定名稱（商號）的，如“中海”、“華寶”等。
信托投資公司在市場化改革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過程中，應高度重視商號和商號權。一方面，應該積極樹立品牌，通過注冊等法律途徑確立商號的專屬使用權；另一方面，應該將公司名稱（商號權）納入到重要無形資產的保護范疇，在資產評估、企業并購等過程中充分考慮品牌價值。另外，有不少信托投資公司已經、正在或即將組建金融控股集團，其間公司名稱（商號權）的轉移、使用、許可等都應建立起完備的法律銜接，以鞏固和拓展品牌的價值。
四、注冊資本
目前信托投資公司注冊資本的起點是一般有限責任公司的600—3000倍、一般股份有限公司的30倍[1]，也遠遠高于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保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2]等金融類法人的注冊資本最低限額。在35家信托投資公司中，注冊資本最高的是27億元，最低的是3億元；注冊資本在10億元以上的公司有9家，約占26%；注冊資本在6億元以下的公司有23家，約占66%。其中，注冊資本在20億元以上的公司僅有3家，注冊資本在15億元以上的公司僅有5家。整體而言，資本規模雄厚的大型信托投資公司仍是少數。資本是公司賴以生存的財產基礎和信用基礎，公司資本是《公司法》中的特定概念，用來表示由公司章程所確定的股東將要認繳或已經認繳的出資總額。公司資本具有不同的表現形態，由于《公司法》采用嚴格的法定資本制度，即要求股東足額認繳公司章程確定的資本，因此注冊資本與授權資本、發行資本、實收資本具有等同含義。從各個信托投資公司的年報來看，注冊資本與會計賬面的“實收資本”基本相同，實現了足額認繳。
注冊資本是公司的重要法律特征之一，它和公司名稱、住所、法定代表人等一樣，理應成為公司概況的基本內容。但是，部分信托投資公司只在年報的會計報表中列出了實收資本，卻沒有在公司概況中列出注冊資本，這有待完善。從信托業立法的角度講，監管者對注冊資本的重視和規范程度也經歷了一個逐步提高的過程。1986年頒布實施的《金融信托投資機構管理暫行規定》（已廢止）規定，金融信托投資機構必須具有最低限額的實收貨幣資本金，不同行政區域的金融信托投資機構的實收人民幣自有資本金最低限額分別為5000萬元、1000萬元和500萬元，經營外匯業務的必須同時分別擁有500萬、200萬和100萬美元現匯的最低限額實收外匯自有資本金；另外，金融信托投資機構的注冊資本最高可以為實收貨幣資本金的３倍。[3]這里，“實收貨幣資本金”和“注冊資本”表征了不同的含義，而且前者成為了金融信托投資機構設立的資本要求。在2001年的《信托投資公司管理辦法》（已廢止）中，“注冊資本”已被正名，其相關規定與2002年的《信托投資公司管理辦法》大體一致。依據《公司法》，有限責任公司的注冊資本為在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的全體股東實繳的出資額，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冊資本為在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的實收股本總額；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發起人除了可以用貨幣出資，還可以用實物、工業產權、非專利技術、土地使用權作價出資，但以工業產權、非專利技術作價出資的金額不得超過注冊資本的20%。[4]《信托投資公司管理辦法》第14條僅對信托投資公司經營外匯業務時的資本構成做出了限定，即注冊資本中應包括不少于等值1500萬美元的外匯，但并未對股東或發起人的出資形式做出詳細規定。從此次披露的年報看，信托投資公司股東或發起人的出資形式基本上是貨幣資金，這與金融機構的特質是大體對應的。
從某種意義上講，注冊資本代表了公司的最高集資能力、公司運營的物質條件、股東對公司的承諾程度和承擔責任的界限、公司對外承擔債務責任的基礎等。加之，我國《公司法》嚴格貫徹資本三原則，即資本確定（公司設立時必須在章程中明確規定資本總額并且由股東足額認繳）、資本維持（公司應維持與其資本額相當的財產以保持公司的償債能力和保護債權人利益）和資本不變（非依法定程序不得變更已經確定的公司資本）。因此，注冊資本對信托投資公司具有重要意義。2001年的《信托投資公司管理辦法》（已廢止）中規定，信托投資公司接受由其代為確定管理方式的信托資金總余額不得超過注冊資本金的10倍。[5]雖然2002年的《信托投資公司管理辦法》中已無此規定，但其第48條規定，信托投資公司為他人提供擔保或者拆入資金的余額不得超過其注冊資本；第50條第1款規定，信托投資公司每年應當從稅后利潤提取5%，作為信托賠償準備金，但該賠償準備金累計總額達到公司注冊資本的20%時，可不再不提取。由此可見，注冊資本與信托投資公司經營信托業務存在密切關系。從上述35家信托投資公司的注冊資本狀況看，整體上資本規模仍較小，這在一定程度上既限制了公司規模和業務規模，也影響了公司的資信水準。與銀行、證券、保險相比，信托投資公司的注冊資本規模明顯較小，還有相當大的拓展空間。因此，可以積極引入外資，尤其應當為國內民間資本進入信托業提供通暢的渠道，以充實和提高信托投資公司的資本及信用。
五、股權結構
根據統計，在首批年報披露中，采用有限責任公司形式的信托投資公司，股東數最少的是2個，最多的是13個；采用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的信托投資公司（上市公司除外），股東數最少的是7個，最多的是38個。除了3家股東數“未知”和1家單一股東（國有獨資）外，首批披露年報的信托投資公司中，2個股東的公司有7家，3-5個股東的公司有11家，6-9個股東的公司有7家，10個以上股東的公司有6家。另外，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超過50%的公司有21家，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超過90%的公司有10家（不包括國有獨資100%持股），第一大股東的最高持股比例為99.256%。整體而言，可以將這批信托投資公司股權結構的特征概括如下：
（一）股權的集中度過高。《公司法》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為2-50個股東，股份有限公司的發起人不少于5人（國有企業改建為股份有限公司的，發起人可以少于5人，但應當采取募集設立方式）[6]。上述信托投資公司的股權大多集中于2-9個股東手中，總計有25家公司，股東數超過20個的只有1家公司，而且有50%的公司只有2個股東，處于我國有限責任公司股東數的底線。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高度集中的股權結構使大股東控制信托投資公司成為必然。
（二）控股股東的持股比例過高。上述信托投資公司中有60%處于大股東絕對控股（持股比例超過50%）的狀態，29%的公司處于大股東“準獨資”控制（持股比例超過90%）的狀態（不包括國有獨資100%持股），其中持股比例超過95%的有8家公司，這里還包含了6家持股比例超過98%的公司。控股股東持股比例最高的是目前我國注冊資本最高的信托投資公司（平安信托），持股比例高達99.256%。單一股東極高的持股比例加重了大股東控制信托投資公司的力度。
（三）股東之間的關聯關系在實質上進一步提高了股權的集中度和控股股東的持股比例。35家信托投資公司中，有5家直接披露了股東的關聯關系，詳見下表1。尤其當股東數很少(例如2-3個)且相互之間存在關聯關系時，公司的股權幾乎可以認為是集中在了1個實際控股股東手中，此時公司的組織形式（如有限責任公司）近乎虛設，表面上的股權分散（多個股東和小股東持股）就成為了規避法律強制性規定的空殼。
表1：部分信托投資公司直接披露的股東關聯關系
信托投資公司簡稱 股東A 股東B 股東C 股東關聯關系 合計持股
中信信托 80.30% 19.70% B是A的全資子公司 100%
外貿信托 90% 10% B是A的全資子公司 100%
江蘇國投 98% 1% 1% B是A的全資子公司，A對C控股70%，B對C持股30% 100%
聯華信托 25.49% 15.69% B對A控股90% 41.18%
中泰信托 29.97% 9.99% B是A間接控股的子公司 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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