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政 ]——(2005-11-28) / 已閱18447次
我國《物權法》是否應當緩行之法律辨析－－請不要再難為《物權法》出臺了！
（王政律師）
近些時日，有個別學者提出我國“物權法應該緩行”的呼吁，并且提出了一系列觀點和論據進行支持。作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們認為：有關“物權法應該緩行”的觀點和論據是立不住腳的，“物權法應該緩行”的類似呼吁對我國進行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建設一個更加民主和諧的法制國家也是有害的。
學者們提出“物權法應該緩行”的觀點和論據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內容：一、我國全民資產的產權主體還十分模糊，產權邊界十分混亂。要清晰財產僅靠財產關系的法律界定是不可能的，必須靠深化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才能完成。二、農村土地產權關系極為混亂且產權存在形式虛無縹緲，根本不具備制定物權法的前提條件。三、我國目前收入和財產申報制度沒有建立起來，和繼承權相關的遺產稅沒有出臺，而財產申報和遺產稅是物權法的制度前提。
下面我們就針對“物權法應該緩行”此三方面的觀點和論據展開法律辨析，希望能夠辨出些是非，引起立法當局的重視。
一、全民資產的產權主體十分模糊是否就不能出臺《物權法》
認為“全民資產的產權主體十分模糊”就不能出臺《物權法》的觀點暗含了以下觀點內容：即清晰財產關系不是僅靠法律界定的，深化政治經濟體制改革與國家基本法律的制定和出臺沒有關系；不承認法律的基本功用或價值是明晰產權、定紛止爭；不承認深化政治經濟體制改革也必須通過諸如《物權法》之類的國家基本法律的制定和出臺才能實現的基本邏輯。其提供論據主要有兩方面內容：一是，全民土地名義上是全民資產，實際上目前是政府資產和私人資產，一屆政府把出租土地當作政府的財政收入使用、批租的土地在幾十年內歸企業和私人所有的行為侵犯了后屆政府對土地的經營權和全民的產權，是一種用時間偷換空間，使土地公有制空殼化、變相私有的政治手段。二是，我國統一的勞動者社會保障制度還沒有建成，目前選擇的是私人資本主義的商業模式，勞動者勞動保障資金來源是勞動者工資收入；全民資產為誰致富的問題沒有解決好，在國企中按勞分配制度不可取，因為它為實際掌握全民企業財產權（而在法律上不擁有產權）的雇員分配瓜分全民資產提供了依據；全民企業的管理者以企業的主人自居，以超過自己勞動力的價格分配企業的利潤，這說明《物權法》出臺的時機不成熟。
我們確實無法否認我國現有的政治經濟體制存在許多不合理因素的現實情況，這也是我們要不斷進行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之所在。但是我們更不能通過割斷歷史的方式來否認我們進行政治經濟體制改革也是一個不斷摸索和探討的實踐過程。正是因為存在“全民資產的產權主體十分模糊”的事實，才更加需要通過《物權法》來明晰產權，正是因為產權不夠明晰，才阻礙了商品或財產的流通，阻礙了財富的創造和增加機制，使得國家或社會沒有足夠的財力盡快建立起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
通過《物權法》進一步確立全民所有即為國家所有并且由政府代表國家所有的公有制經濟制度不會從根本上挖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石，反而會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穩固。我們沒有必要脫離實際，否認國家所有的現實經濟制度，先把全民公有的財產分給個人后，才去制定《物權法》，這在實踐上更是難以執行。我們也沒有必要等到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建成后再去考慮《物權法》的制定問題，因為社會保障制度是否完善是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象征，它是衡量社會發展進步的一項尺度，是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不斷完善的一項社會制度，它屬于《社會勞動保障法》考慮的范疇，而不屬于《物權法》考慮的范圍。我們更不能否認現實人類社會的差別存在，取消按勞分配社會財富的分配制度，因為市場經濟運行有其內在的基本規律，其中財富如何分配是關系到社會資源如何有效配置、個人潛能或智慧如何有效發揮的關鍵因素。我們更不能因為存在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的現實就認為《物權法》出臺的時機不成熟，等到社會財富分配公平或均勻了之后再去考慮《物權法》的制定問題。
我們必須明白：《物權法》的出臺是為了鞏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對國家所有權的規定是為了進一步明晰全民所有制的產權制度和管理機制，是為明確物的歸屬，保護權利人的物權，充分發揮物的效用，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從而達到維護國家基本經濟制度的目的。它不是“私有化”法，不是瓜分國家和社會公共財富的私有化制度，更不是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靈丹妙藥。
二、農村集體土地產權混亂不清晰是否就不具備制定《物權法》的條件
認為“農村集體土地產權混亂不清晰”就不具備制定《物權法》條件的觀點除了暗含“全民資產的產權主體十分模糊”就不能出臺《物權法》的觀點所暗含的內容外，還暗含了以下觀點內容：即等到農村集體土地問題解決了之后，等到“三農”問題解決之后，等到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完全取消后，等到公民擁有自由遷徙和就業的自由后才能制定《物權法》。其提供論據主要有兩方面內容：一是，目前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一種前資本主義制度。目前農戶實際上已經是獨立的經濟實體，等于是租用集體土地的佃農，通過《物權法》延長農地承包期等于通過永佃制向私有化過度，這樣中國大多數農民永遠就不可能轉化為市民，從而不可能實現農業的現代化。二是，集體實際上是不存在的，目前我國什么樣的集體范圍擁有農村集體土地是不明確的；在國家征用農村土地時，國家和農民從來沒有過所謂平等的交換關系；土地承包期的長短都是由紅頭文件替農民決定的，農民群體并沒有獲得土地產權；物權法規定虛無縹緲的集體土地所有權沒有實際意義，不能給農民帶來實際財富。
我們確實無法否認我國目前存在城鄉二元制經濟結構的現實，無法否認在實施城市化、工業化和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存在集體土地所有權被虛化的現象。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集體土地所有制在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發揮的重要歷史作用，不能否認社會分工和階級分層現象的客觀存在，更不能否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社會生活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目前解決“三農”問題，發展農村經濟，仍是深化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且正是因為存在“農村集體土地產權混亂不清晰”的事實，我們才更有必要通過《物權法》來保障農民對土地的承包權益；正是因為缺乏法律的嚴格保障，才產生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被虛化的現象，才導致農民對土地的承包經營權或收益權不斷受到侵害的社會現實，才使得農民無法自由轉讓自己的土地承包權益，從而限制了其到城市發展和就業的機會。
通過《物權法》進一步確立集體所有的財產制度不會從根本上否認實施改革開放后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發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反而會有利于進一步規范其今后的發展方向。我們沒有必要否認集體經濟所有制存在的社會現實，直接把集體的財產分給農民個人或直接把農村集體土地確認為國家所有后，才去制定《物權法》。我們也沒有必要等到工業化、城市化發展到一定程度，絕大多數農民轉化為市民后再去考慮《物權法》的制定問題，因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各國只能根據其具體的國情來進行推進和實施，不可能千篇一律地都走同一個模式。我們更不能否認社會分工和階級分層的客觀存在，社會不管怎樣發展，必須有人去從事農業生產，尤其是目前我國絕大多數人口都生活在農村，短期內不可能都涌向城市去就業。所以，凡是認為“農村集體土地產權混亂不清晰”就不具備制定《物權法》條件的觀點是難以成立的。
我們必須明白：《物權法》的制定不是為了固定資本主義的落后生產方式，不是為了實施農村集體土地的私有化，它對農村集體所有土地和財產的規定是為了進一步明晰集體所有制的產權制度和管理機制，是為了維護農民的切身利益，從而便于農村集體財產權益的自由流轉，使農村生產力獲得更大解放，從而逐步消除城鄉差別的社會狀況。它不是集體財產私有化的制度，我們更不可能通過一部《物權法》的出臺來夢想解決一切“三農”問題。
三、財產申報和遺產稅是否是《物權法》產生的制度前提
認為“財產申報和遺產稅是《物權法》的制度前提”的觀點暗含了以下觀點內容：即在收入和財產申報制度沒有建立起來之前，不能明確物權的主體，物權主體不明確就沒有制定《物權法》的必要；遺產稅的問題不解決，就不能解決財產的繼承問題，財產繼承問題不解決就不能制定社會主義的《物權法》。其提供論據主要有兩方面內容：一是，我國當前的既得利益階層千方百計阻撓財產申報、遺產稅的出臺，也就是阻礙我國的市場經濟向社會主義轉化，沒有財產申報、遺產稅制度，不能將微觀上的剝削轉化為宏觀上的積累，所以，我國的市場經濟不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二是，遺產稅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確保剩余價值大頭歸社會占有的戰略性稅種，是最典型的社會主義稅種。我國的《物權法》應該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物權法，應該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物權法有根本的區別。而《物權法草案》能夠說明白的地方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物權法》沒有本質區別，說不清楚的地方是理論還不徹底、改革還沒有到位。所以目前《物權法草案》不是簡單的修改問題，而是要等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建成之后再議。
我們確實無法否認目前“我國財產申報制度沒有建立起來和遺產稅沒有出臺”的客觀事實。但是我們也無法理解“財產申報和遺產稅是《物權法》的制度前提”的思維邏輯，我們更無法找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物權法》就不能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物權法》本質相同的理由。相反，我們認為：《物權法》的制定和及早出臺，使得物或財產歸屬主體更加明確，能夠為財產申報制度和遺產稅的征收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礎。
通過《物權法》進一步確立并保護私人財產的所有權和他物權制度，能夠極大地調動起公民勤勞致富、興業置產的積極性，促使財富在流轉過程中迅速實現增殖。只要公民有了恒產，才有利于收入和財產申報制度的建立；只要《物權法》確立并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才有利于今后建立遺產稅的征管制度。我們沒有必要等到財產申報和遺產稅征收方面的法律制度確立后再去制定《物權法》，因為財產申報和遺產稅制度不屬于《物權法》調整的范圍。我們也沒有必要等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建成后再去考慮《物權法》的制定問題，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實踐的過程，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或固定模式，《物權法》的制定和出臺也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凡是認為“財產申報和遺產稅是《物權法》的制度前提”的觀點是經不起邏輯推敲的，其提供論據更是無法證明其觀點正確性的。
我們必須明白：《物權法》不是一部包羅萬象的“萬能”法律制度，它與財產申報和遺產稅征管制度雖有一定的相互促進、相互配合的關系，但不可能存在互為前提條件的必然邏輯關系。
總之，我們無法否認：制定一部優秀的《物權法》是必須經過必要的充分的社會基礎準備條件的，是必須要有其他相匹配的系列法律制度的出臺配合和保障才能很好的運作實施的，它是需要經過無數法律工作者精心把握社會法律實踐的產物。法國和德國民法典的編定不正說明了這一點嗎？但是我們一定要牢記：法律是有民族性的，是歷史的產物，它不是一成不變的僵死教條；經濟和社會生活實踐需要它的產生，它在經濟和社會生活實踐中不斷得到修正和完善。我們希望《物權法》能夠及早指引和保障我們現實的經濟和社會生活，而不希望它被不斷扼殺，永遠呼之欲出而不出。
各位學者和立法當局，請不要再難為《物權法》的出臺了！一項不完美的法律制度勝似沒有此方面的法律制度。
2005年10月18日
王政律師－－北京市優仕聯律師事務所，010-84985858/5959/60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