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滕風武 ]——(2006-1-5) / 已閱20168次
淺談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城鎮居民”的認定
福建福興律師事務所 滕風武
內容摘要：在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人民法院一般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的“城鎮居民”等同于“非農業人口”，并據此適用相應的標準進行賠償，從而引發社會各界對人權平等和司法審判公正的種種討論。筆者從詞語的定義出發，簡要分析當前理論爭議和司法實踐的觀點，并對“城鎮居民”的認定提出自己的思考。
關鍵字：人身損害，人身損害賠償，城鎮居民，農村居民，非農業人口，農業人口
一． 關于“城鎮居民”的定義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人身損害解釋》）所稱 “城鎮居民人人均可支配收入”援用了統計上的術語,是指城鎮居民可用于最終消費支出和其它非義務性支出以及儲蓄的總和。這里的城鎮居民在統計上稱為調查戶，是由統計部門采取抽樣調查的方法選取的。
統計部門是如何選取調查戶？如何界定“城鎮居民”？按照國家統計局[1999]114號文件《關于統計上劃分城鄉的規定(試行)》進行劃分，城鎮人口是指在經國務院批準設市的市建制的城市和經批準的市鎮建制的城鎮區域內居住半年及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不管是否有城鎮戶口，只要在城鎮居住半年及半年以上就統計為城鎮人口。這里的城鎮人口是否就是“城鎮居民”？統計上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中的“城鎮居民”標準是什么？筆者在國家及各地統計局的網站上一直沒有找到。
國家統計局城市調查總隊的有關專家認為，“城鎮居民”的概念已不能僅僅局限于非農業戶口，本地農業戶口但已經從事非農業經濟的人口、農業戶口的居民到大城市打工并已定居的家庭，以及非農業戶口的居民外出到其他城市打工或經商者，都可統稱為“城鎮新居民”。這里專家對于長期在城鎮中居住的“農業人口”的存在進行了肯定，但對“城鎮居民”標準仍然未做出明確的定義。而是創造性地使用了“城鎮新居民”，以區別于“城鎮居民”。
部分學者認為不能將居民和戶口的概念混同： “城鎮居民”是指在一定時間里，在城鎮居住的相對穩定的，而且其經濟收入和生活與居住地密切聯系的人。因此，“城鎮居民”不僅僅局限于“非農業人口”戶口人員，其內涵比“非農業人口”戶口人員要廣泛的多。
在高級漢語大詞典中，對“城鎮居民”的定義是：在城鎮居住、生活的人,也指有城鎮戶口,享有糧食配給、招工等權利的居民。從詞典的定義來分析，“城鎮居民”基本上等同于“非農業人口”。因為字典是言詞概念規范的工具，反映國家在某個時期對詞語的文義認定和規范，所以詞典的權威不容小視。
筆者認為，“城鎮居民”的定義不僅是一個法律問題，也是一個政治性的問題，涉及到社會生活和政治制度的各方面，其變化是一漸進的改良過程。就目前而言，對城鎮居民的定義仍應嚴格適用漢語詞典的定義，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混淆。
眾所周知，我國的“非農業人口”和“農業人口”是二元制戶口管理結構的戶籍制度下產物。根據１９５８年１月９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和1955年9月5日糧食部關于《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憑證印制使用暫行辦法》的命令等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 “非農業人口”是居住、工作、生活均在城鎮并且其戶籍也落戶在城鎮的人，也被稱為“市鎮居民”。因此“非農業人口”應當認定為“城鎮居民”，在司法審判實踐中是沒有爭議的。隨著社會的發展，國家政治生活中越來越多引入了“城鎮居民”“農村居民”的概念，“非農業人口”“農業人口”的提法已逐漸被淘汰，所以在《人身損害解釋》中沒有采用“非農業人口”而用“城鎮居民”。但“城鎮居民”較原來的“非農業人口”，語義和范圍沒有新界定標準，從歷史連續性和我國一直以來所提倡的“實質平等”來看，實踐中“城鎮居民”就是“非農業人口”。
從發展的角度來看，“城鎮居民”是一相對開放的概念，可以有不同的理解。雖然詞典將“城鎮居民”的定義賦予某些具有政治性色彩的戶籍內容，但從詞語的本義來看，學者們的解釋也是有道理的，也比較符合平常人對“城鎮居民”定義的理解，即“城鎮居民”就是在城鎮中居住的人。這種理解也同國際私法中的慣例如吻合。作為法律解釋單位，最高人民法院應將避免使用容易引起誤解和詞語，或者要將此類詞語在司法解釋的后面進行釋義。
總而言之，基于目前漢語詞典對“城鎮居民”解釋，“城鎮居民”在法律應視同為“非農業人口”。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隨著城鄉一體化進程的加速，隨著戶籍制度改革的進一步加深和《戶籍法》的出臺，“城鎮居民”的定義將會更明確，更為合理，更為符合國際慣例。
二． 人身損害案件中存在的城鎮居民認定的問題和爭議
重慶立太律師事務所律師周立太于二OO四年十二月三日在向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提交的《關于建議對最高人民法院（法釋[2003]20號）違憲規定進行審查的申請》中，懇請全國人大對最高人民法院（法釋[2003]20號）的違憲規定進行審查并予以糾正。周律師說道：“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為城市的建設、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為，甚至有相當一部分農村人，雖然是農村戶口，但常年生活在城市。他們過著與城市人一樣的生活，菜、米、油、鹽等生活開支靠工資收入，而購買生活品的價格和城市人一樣，不會比城市人低；小孩上學、購買商品等和城鎮居民一個價，不會比城鎮居民低。但是，當發生人身傷害獲得的賠償，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卻有4倍的差距，這不得不讓人疑惑？難道農村人一生下來就低城市人一等嗎？難道農村人和城市人天生就不平等嗎？” 周律師認為《人身損害解釋》實行差別對待，將人身損害賠償區分為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造成公民在法律面前事實上的不平等，違反了《憲法》和《民法通則》的規定，與WTO背景之下的國際做法不相符。中國人民大學楊立新教授認為“堅持人身損害賠償標準的城鄉差別，是沒有道理的，是對這種改革的阻礙，是對人權平等的阻礙，是應當堅決反對的”，主張在人身損害賠償問題上應當消滅城鄉差別。
為什么社會各界對“城鎮居民”、“農民居民”有如此大的興趣和爭議？這是因為２００４年５月１日起施行的《人身損害解釋》在確定人身損害賠償金額上，區分了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兩種不同的標準。按照這兩種標準計算，二者數額差距十分明顯。比如死亡賠償金一項，“死亡賠償金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按二十年計算”。以福建省為例，據《福建省200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4年福建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是11175.37元和4089.38元。據此，2005年度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死亡賠償金分別為223507.4元和81787.6元，相差近二倍，為141719.8元，。同樣是一個生命，在同一個事故中死亡，就因為戶籍的不同而得到賠償的數額差距竟是如此之大，公平何在？《人身損害解釋》中的殘疾賠償金、被扶養人生活費的標準也是如此。
于是在司法實踐上，部分地方法院對《人身損害解釋》的標準相應地進行變通處理，將“城鎮居民”的概念泛化。例如江西吳友金人身損害賠償一案中，主審法官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我院的判決采用了按城鎮居民標準計算，其依據，一是前面提到的法律和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二是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今年（2005年）3月29日印發的《二○○四年全省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這是一份民事審判工作的指導性文件。該《紀要》要求：“農村居民到城鎮、城市務工、生活、學習，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五條：‘公民的經常居住地是指公民離開居所地至起訴時已連續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的規定，可以按經常居住地更高的標準確定賠償。”根據這些法律規定和省高級人民法院指導性意見，針對本案原告吳友金2004年2月起便從農村來到南昌市居住和務工，至其2005年9月起訴時, 已連續居住了一年以上，故其殘疾賠償金按照經常其居住地的標準計算，即以2004年度江西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計算為7559.64元/年。又因為吳友金傷殘評定為二處傷殘，胸部和肢體損傷均為十級傷殘，殘疾賠償金賠償年限為2年，因此，判決被告給付原告吳友金殘疾賠償金15119.28元。
針對這種情況，也有不少法律人士提出質疑：法律是有權機關制定的，非經法定程序任何人不能進行修改。作為省高級人民法院的民事審判工作指導性文件有權對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公布的司法解釋進行修改嗎？法律的權威何在？
三． “城鎮居民”認定的思考
就目前人身損害案件中關于“城鎮居民”認定的爭議，基本上可以歸納為二個傾向：一種意見認為人民法院應嚴格依照《人身損害解釋》的條文進行審理案件。這部分人認為在中國，人權平等是實質的平等。農村和城鎮的差距是客觀存在的，法律所追求的也是一種實質意義的平等。
另一種意見認為要將“城鎮居民”擴大解釋，“城鎮居民”不僅包括原來的“非農業人口”，也包括在城鎮連續居住一年以上的農業人口。他們認為依據《人身損害解釋》“ 第三十條 賠償權利人舉證證明其住所地或者經常居住地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高于受訴法院所在地標準的，殘疾賠償金或者死亡賠償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經常居住地的相關標準計算。 被扶養人生活費的相關計算標準，依照前款原則確定”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相關規定，這種理解是合理合法的。
筆者認為依照第一種意見合法，但于理欠妥；而第二種意見于理可情，但于法無據。首先，《人身損害解釋》第三十條所提的“住所地或經常居住地”的標準是關于此地（包括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經濟特區和計劃單列市）和彼地關于城鎮居民或農村居民收入標準的適用問題。例如，一個經常居住在福建的城鎮里的江西農民工，如果受到人身損害，那其標準可以參照福建省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標準進行計算，而不是用福建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標準。關于被扶養人生活費的相關計算標準也是如此。其次，民事訴訟法及相關的司法解釋關于經常居住地是“公民離開居所地至起訴時已連續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的規定主要是為了便于訴訟，在《人身損害解釋》中不能直接適用。而且用居住一年時間的標準來確定一個人的是否是城鎮居民，過于簡單，實際難以操作。另外，筆者注意到許多與江西吳友金人身損害賠償案相似的案件，是政府行政干預或媒體輿論介入的結果，是法律的泛政治化和泛社會化，影響法律的獨立性和公正性，不符合法律的精神。
綜上，在人身損害案件中，嚴格將人分為“非農業人口”和“農業人口”并照此標準進行賠償，的確是對“農業人口”不公，尤其是那些長期工作生活在城鎮中的“農業人口”。這些人是城鎮中的一個特殊群體，部分人實際年均收入已同于甚至高于城鎮居民年均收入。如果無視這一客觀事實，僅僅因為受害人為農村戶籍就一律按農村居民標準進行賠償，有違公平。因此在確認賠償權利人的身份時應以戶籍登記主義為原則，以經常居住地為例外。對于賠償權利人雖為農村居民，但如有證據證實發生交通事故時其已在城鎮居住三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不低于自治區統計局公布的城鎮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的，在訴訟時能提供其居住證明，工作證明，收入證明等，法院在計算賠償數額時按城鎮居民的標準對待，實行“同城待遇”，這樣才能體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對農村居民的公平保護。
《人身損害解釋》開篇就定義了“賠償權利人”、“賠償義務人”。“修辭立其誠”，貴在名正言順。與其相對，和當事人利益有重大關系的“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沒有定義。筆者認為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征詢國家統計部門，就“城鎮居民”提出一個明確的標準；如果是因為政治經濟因素而不好界定詞語，最高人民法院對此可以就司法實踐提出指導性意見，各省依法進行相關規定，以便于法官的裁量，實現社會的公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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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王利明，程嘯，尹飛．人身損害賠償疑難問題——最高法院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之評論與展望［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起止頁碼53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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