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政 ]——(2006-1-10) / 已閱11698次
“良法”與“良吏”
（優仕聯律師事務所 王政 律師）
古人治國，講求“王霸兼綜”、“德刑并用”、“儒法相輔”；今人治國，講求“以德治國”和“以法治國”相結合。盡管古代的“家國”概念早已不同于如今的“民主共和國”了，但就其“治國”所采用的指引思想而言，似乎還不能說是有本質的區別。因為“治國”嗎？總得需要從“說服”和“強制”兩方面著手，需要從“立法”和“執法”兩方面用功。提及此，難免又讓人想到了“良法”與“良吏”的問題，想起了二者之間相輔相成的辨證關系。既然又想到了這些問題，那就不妨干脆將有關內容再重述一遍吧。
一、何謂“良法”？綜觀中外古今，法至少含有以下三方面的含義：第一、具有“權利”、“公平”、“正義”等富有道德意味的抽象含義。第二、國家機關制定或頒布的具體的普遍有效的行為規則。第三、符合歷史的、現實的、民族的和人類自身特點的社會控制或管理方式。總而括之，從法學家的角度，法應是通過人類理性之光照耀所折射出的反映本質與現象、內容與形式、實然與應然、意志性與規律性、階級性與共同性、利益性與正義性的真實的或虛假的表現形式。在人類理性之光照耀下，“良法”就是那些能夠起到充分尊重人類自身的權利、能夠體現社會歷史時期的“公平”和“正義”觀念、能夠引導人人棄惡從善、能夠幫助人類充分展現自我、能夠對“奴役人、束縛人、壓迫人、禁錮人、使人不成其為人”公共權力形成抗衡或制約、能夠鏟除觀念上和制度上對人實行差別或歧視待遇的土壤、能夠保障對權利受害者及時進行司法救濟或其他形式的補償、能夠創造和促進社會關系和諧等功能作用的“法”；反之，則為“惡法”。按照自然法學派的觀點，“惡法屬于非法”。看來，在很大程度上，“良法”還僅是反映人類對“法”的理想或愿望的成分而已，因為時至今日，現實社會存在的“假、惡、丑”現象仍要求我們必須制定大量的“良法”出來。人類社會立法的過程，不就是要在社會法律的實踐中不斷地發現或制定“良法”并擯棄“惡法”的過程嗎？人類社會自身不斷的進步，不也是反映“良法”與“惡法”不斷斗爭、“良法”不斷戰勝“惡法”的過程嗎？
二、何謂“良吏”？在中國古代，“吏”一般指沒有品級的小公務人員，也泛指官吏，“吏治”就是指地方官的作風和成績。今言“吏”則無他意，借指執行法律或從事公務的人員而已。“徒法不能自行”，再好的法也得靠人去執行。什么樣的人去執法才好呢？答曰“自然是良吏最好”。那什么又是“良吏”呢？還是看看中國古人是怎么講的吧。宋代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根據德與才的關系將人分為圣人（即德才兼備者）、君子（即德勝才者）、小人（即才勝德者）、庸人（無德無才者）四類；并且指出“德者，才之帥也；才者，德之資也”。按照對人的如此分類，就治國而言，自然是圣人最佳，君子次之，庸人再次之，小人不可用也。但是德才兼備之圣人歷代少有；庸人最多，但又誤國；小人有才，卻又害國；只有君子不害國不誤國，可大膽任用也。可見，古人所認可的“良吏”應是圣人和君子，而小人和庸人為官則屬于“惡吏”或“庸吏”的范圍。今天，我們考察和任用干部或官員的標準自然是更加細化、科學化，但有關被錄用或任免人員的道德品行和才能仍是衡量我們現代各級官員優劣的最重要尺度。我們所期待的“良吏”不僅要有才，更重要的還是要有德。可是，“良吏”又不是寫在臉面上的東西，只能通過其具體的做人或做事才能反映出來。時至今日，人類還沒有發明出一種科學儀器能夠精確地測量出個人道德品行的優劣或借助某些機遇或條件才能發揮出來的個人能力的大小；而且“時位之移人也”，人的德行或才能也是處于不斷變化之中的，我們怎能保障執法的不是“小人”或“庸人”呢？但我們確實期待著執法之人都應是德才兼備的“良吏”。
三、關于“良吏”生“良法”的問題。古人云“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宋代 王安石《提轉考課敕詞》）；“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 （宋代 王安石《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也就是說，只有好的官吏才能保證“善法”得以貫徹執行；官吏能否守法和執法直接關系到國家的興衰治亂、民生福祉，也難怪歷朝歷代都非常重視官吏之選拔和考核。無獨有偶，英國歷史上與莎士比亞同時代的弗蘭西斯科•培根曾擔任過英國的首席大法官，對“法律”與“法官”之間的關系也有同感。培根認為：再好的法律，如果讓拙劣的法官去執行，它也會變得一文不值；相反，即便是法律不健全、不完美，讓優秀的法官依據法律的原則或精神并本著自己的良知去斷案同樣可以作出公正的判決。追古溯今，可以說我們今天制定的各類法律規章不可謂不多矣！有關規定也不能說不具體不詳盡矣！然現實中真正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了嗎？有多少法律規章的具體明確規定是被執法的官吏曲解和濫用了呢？看來，不是我們制定的法律出了問題，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吏治”存在問題，就像是“好經”被“壞和尚們”給念歪了一樣，難怪我們的領導者要提倡“以德治國”的政治理念。若我們所任免的各級官員無德無才，我們制定再多的法律又有什么用呢？若我們的各級官員都是有了德行和才干的“良吏”，現實中自然會催生出一些符合人性和社會公眾利益的“良法”，現存的已制定的法律也會充分發揮出被公正適用的“良法”作用。
四、關于“良法”出“良吏”的問題。宋代王安石變法時曾說：“蓋君子之為政，立善法于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曰亦不足矣”（引自《周公》）。至于為什么立“良法”才能出“良吏”的原因恐怕還是西方的法律思想家從人性的角度說得更為清楚明白些。盧梭曾說過：“人們首要的法則是對自身生存的關懷；人們首要的關懷是對自身利益的關懷”（《社會契約論》）。對此，孟德斯鳩說得更為直白些，他認為：“自私是人的本性”、“一個人一旦掌握了權力，就必然產生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私利的想法”、“絕對的權力必然意味著絕對的腐敗”、“要想防止權力不被濫用，就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論法的精神》）。這就是西方“三權分立”制度產生的理論基石。這些思想家的話語無非是強調制度可以限制或約束人性的自私或惡的方面，說明“好的制度可以把壞人變成好人，而壞的制度可以把好人變成壞人”的道理。因為執法的官吏并非神明，他們也有七情六欲，他們為官為吏也是為了能夠取得一個即可養家糊口又可實現自己理想或抱負的職位。如果我們把公共權力交給他們掌管后不能通過良好的制度設計有效地防止他們濫用手中的權力，那我們就不能保證他們從本應該為民掌權謀利的“良吏”一個個蛻變成瀆職枉法、中飽私囊、欺壓百姓的貪官污吏。相反，如果我們設計出了良好的制度，制定出了防止權力濫用使權力能夠相互制衡的“良法”，任何官員不管其級別有多高、職務有多大，一旦出現“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情況，則必讓其受到法律的追究。倘真如此，何愁“良吏”不多也！
看來“良法”與“良吏”的關系的確是一種循環相生、相互為用的辨證關系；不僅是“良吏”能催生出“良法”，而且“良法”更能約束出“良吏”；其中，“良法”為本，“良吏”為末，能夠約束“良吏”之“良法”更為本中之本。記得當年英國的培根大法官最終因涉嫌徇情枉法而受到英國議會的審問時說過這樣一句耐人尋味的話，大意是這樣的：我可以毫不愧疚地講，我可以算是本世紀以來最為清正廉潔的一名法官，但議會對我的此次審判也是本世紀最為公正的一次審判。愿我們的國家多一些人品如培根那樣清正廉潔的“良吏”，更多一些像英國那樣能夠隨時限制權力被濫用的法律制度。
2006年1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