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德良 ]——(2006-2-25) / 已閱61847次
2004年7 月，全國開始打擊淫穢色情網站專項斗爭。
2005年1月至5月，在全國范圍內組織開展集中打擊賭博違法犯罪活動專項行動。2005年4月28日，公安部部署全國公安機關開展一場打擊“兩搶一盜”犯罪的專項斗爭。公安部決定，這場專項斗爭從5月份開始到年底結束，為期8個月。各地公安機關主要集中打擊“街頭兩搶”、“入室盜竊”和“盜搶機動車”犯罪活動。
三、“嚴打”刑事政策的未來
(一) “嚴打”政策并未取得預期結果
2003年《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要點》強調，要堅定不移地堅持“嚴打”方針，深入持久開展“嚴打”整治斗爭。權威部門也表示，“嚴打”要走進經常性工作機制。[39]。這一政策我們是否還需要？現在我們需要認真反思這一政策了。
共和國初期的“嚴打”主要作用是維護和鞏固了國家政權，這是最主要的成績，但負面影響也很大。而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以來幾乎沒有停止過的“嚴打”，尤其是1983，1996，2001年三次全國集中統一的大規模的政治化、軍事化的“嚴打”斗爭，并沒有達到預期的結果。犯罪高峰一浪又一浪是這個政策尷尬處境的最好注釋。雖然“中國每年處決萬名死囚”[40] 但如此“嚴打”高壓政策依然沒有能夠阻止日益發展的犯罪和社會治安惡化的趨勢。根據《2001-2002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總報告》，即使在2001年“嚴打”期間，2001年的社會治安秩序沒有根本性的好轉。[41] 這充分說明“從重從快”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把罪犯當成敵人的、實現人民民主專政的、具有一定階級斗爭形式的“嚴打”既不可能對所有的犯罪“一網打盡”，也不能從根本上制止犯罪的增加，甚至它對阻止犯罪過快增加所起的延緩作用也是極為有限的。
（二）“嚴打”政策尷尬的原因
綜觀20多年來嚴打整治斗爭的歷程，出現了這樣一個年復一年的“怪圈”，即：發案，破案，抓人；發案多，破案多，抓人多；發案更多，破案更多，抓人更多。簡而言之，就是“打不勝打、破不勝破”。[42] “嚴打”形成“打不勝打、防不勝防”“打疲了警察，打油了罪犯”的怪圈，的確值得我們深思。
犯罪發展有一定規律，面對犯罪高峰，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這可以說是任何一個法治國家都會實施的刑事政策。但中國的“嚴打”刑事政策與國外不同，國外的“嚴打”可以稱為“重重”，即對嚴重刑事犯罪從重打擊。而中國特色的“嚴打”有鮮明特點：由執政黨與政府發動，全民動員，大造聲勢，把罪犯當作敵人，“嚴打”一定程度上變成了實現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斗爭、階級斗爭和軍事斗爭。司法僅僅成了執政黨與政府實施“嚴打”刑事政策的工具，這深深體現了20世紀鎮反“嚴打”的烙印。在“嚴打”刑事政策的高壓下探索法治治理模式，這本身就是一個矛盾。現代中國對法治的理想與不懈追求以及認真踐履的態度，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面臨的各種綜合性、全局性的社會矛盾，解決社會矛盾、處理違法犯罪手段的單一，追求短期功利效應等因素促成了“嚴打”刑事政策處于欲罷不能、欲說還羞的尷尬狀態。實施了多年的“嚴打”刑事政策已經使這一政策所能夠發揮的優勢作用發揮殆盡，其之所以尷尬，根本上因為這一政策本身與法治模式不合。
（三）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刑事政策？
筆者認為，目前我們所堅持的中國特色的“嚴打”政策應該全面放棄，取而代之的是“抓大放小”或者說“重重”“輕輕”的刑事政策，繼續堅持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全面實施科學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政策。重新對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政策作出解釋，尤其是改變“嚴打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首要環節”的政策，賦予“嚴打”以“重重”的科學內涵。
2005年6月，北京警方在備戰奧運安保的關鍵階段，推出了四張網整體防控模式：巡邏防控網、社區防控網、治安防控網、內部單位防控網。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長馬振川表示，北京正在經歷一場警務革命，由原來的周期性的集中一段時間從重從快從嚴打擊嚴重犯罪的嚴打模式，過渡到平時加強犯罪預防、控制的四張網整體防控模式。這個被稱為四張網的格局包括：巡邏網包“線”，盯全市主要大街、重點繁華地區、高發案地區；社區網包“塊”，看社區內的人、地、物、事；內保網控制圍墻內，指揮中心與軍工、水電氣熱等重點單位、要害部門的內部監控系統相連。三張網外的“吃、住、行、銷、樂”行業，由治安網負責。”[43]
北京警方取代“嚴打”模式而實施的四張網整體防控的“全時空打擊”模式讓我們看到了取消“嚴打”政策，實施科學的法治化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政策的希望，但從觀念上，實踐上真正取消“嚴打”政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參考文獻
[1] 人民日報評論員，依法從重從快嚴厲打擊刑事犯罪[N]，人民日報，1996-5-16（1）。
[2] 張穹主編，“嚴打”政策的理論與實務[Z]，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1
[3] 劉仁文，刑事政策初步[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347-348
[4] 彭真文選（1941-1990）[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版：407
[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729
[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37
[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200
[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199
[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201
[10]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219
[1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267
[12] 毛澤東選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40
[1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295-300
[1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439-440
[15] 王善中，論鎮壓反革命運動[J]，黨的文獻，1996（6）：56-60。
[16] 張模超等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綱[Z]，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1997：38
[17] 李海文 王燕玲，彭真同志談“嚴打”[J]，民主與法制，2001(21)：5-6 。
[18] 彭真文選（1941-1990）[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版：409
[19] 彭真文選（1941-1990）[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版：407
[20] 彭真文選（1941-1990）[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版：409
總共7頁 [1] [2] [3] [4] [5] 6 [7]
上一頁 下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