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德良 ]——(2006-2-25) / 已閱46253次
這段時期，很多解放區制定的法規都體現了這一政策，如《山東省政府關于爭取逃亡地主和失節附敵分子的決定》（1945.9.2），《晉冀魯豫邊區懲治貪污條例》(一九四八年一月十日公布)等。
2、明確提出鎮壓與寬大相結合政策概念以及具體內容
建國初期，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體下，鎮壓反革命成為首要的政治任務，也是刑法的任務。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承續并發展了鎮壓與寬大的政策，并且明確提出了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
1949年9月我國的臨時憲法《共同綱領》第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鎮壓一切反革命活動．嚴厲懲罰一切勾結帝國主義、背叛祖國、反對人民民主事業的國民黨反革命戰爭罪犯和其他怙惡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對于一般的反動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資本家，在解除其武器，消滅其特殊勢力后，仍需依法在必要時期內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但同時給以生活出路，并強迫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為新人。假如他們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必須予以嚴厲的制裁�！边@一具有憲法性質的規范表明了對反革命進行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
建國初期，出現了第一次犯罪高峰，峰頂為1950年，當年立案53.1萬起。這次犯罪高峰正值兩種社會制度更替的劇烈動蕩時期。在這種情況下，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活動的指示》，指出，“在剿匪地區，對于土匪過去的犯罪行為，只要他們投降，改邪歸正，一般是可以既往不咎的。決不應該出現亂打亂殺、錯打錯殺的現象。” 但執行者片面理解鎮壓與寬大政策，片面追求寬大。反革命分子稱公安局為“公安店”，稱法院為“司法旅館”，群眾紛紛抱怨政策“寬大無邊”，“政府睡著了”，“簡直不象個人民政府的樣子”“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產黨講寬大”。[10]
1950年6月6日，毛澤東在《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一文中指出：“必須堅決地肅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務、惡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在這個問題上，必須實行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即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的政策，不可偏廢�！盵11] 在這個時期，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規定得相當具體。
《人民日報》1950年7 月24日發表短評《嚴懲反革命分子》指出：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正確政策是“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辈⒅赋�，脅從者不問是“不問罪”與“既往不咎”的意思，而不是“不過問”。[12]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布《中央關于糾正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指示》(即“雙十糾右”)。指示指出：在鎮壓反革命問題上，要繼續克服“嚴重的右的偏向”，“必須堅決地肅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務、惡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指示要求堅決糾正鎮壓反革命中“寬大無邊”的偏向，全面貫徹黨的 “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即“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根據這一指示，各地黨委廣泛發動群眾，開始了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從此，鎮反運動逐漸進入高潮。
彭真在《關于鎮壓反革命和懲治反革命條例問題的報告》（1951.2.20）中指出：這個條例是根據鎮壓與寬大相結合，即“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的政策而制定的，對于各種反革命的首要分子，對于解放后怙惡不悛、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特務間諜分子，是采取從重處理的原則；對于被反革命分子脅迫、欺騙而參加反革命活動的脅從分子，對于解放前雖曾參加反革命活動但罪行并不重大，解放后又確已悔改的分子，特別是已為人民立功的分子，則采取了從寬處理的原則�！盵13] 《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一方面規定了對那些罪大惡極為人民所痛恨的反革命分子，必須予以鎮壓；另一方面又規定，對一切自首、坦白、立功贖罪的脅從分子，予以寬大處理。
1951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鎮壓反革命必須實行黨的群眾路線》一文中指出：“關于殺反革命的數字，必須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內。這里的原則是：對于有血債或其他最嚴重的罪行非殺不足以平民憤者和最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者，必須堅決地判處死刑，并迅即執行。對于沒有血債、民憤不大和雖然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但尚未達到最嚴重的程度、而又罪該處死者，應當采取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強迫勞動，以觀后效的政策。此外還應明確地規定：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錯誤；凡介在可殺可不殺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殺，如果殺了就是犯錯誤�！盵14]
在“五反”運動中規定了具體的寬嚴界限�！霸凇宸础\動中對工商戶處理的基本原則是：過去從寬，今后從嚴(例如補稅一般只補一九五一年的)；多數從寬，少數從嚴；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工業從寬，商業從嚴；普通商業從寬，投機商業從嚴。[15]
彭真在《關于懲治貪污條例草案的說明》（1952.4.18）中指出，為了把懲辦與教育相結合，把鎮壓與寬大相結合以達到懲前毖后和除惡務盡的目的，我們在處理貪污、盜竊案件時，必須貫徹執行毛主席所指示的過去從寬、今后從嚴，多數從寬、少數從嚴，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和對國家工作人員從嚴、對非國家工作人員(除一小部分罪大惡極者外)從寬的原則。這幾條原則，是毛主席從我們偉大的“三反”和“五反”運動的實踐中所集中起來的。[16]在處理違法工商戶時，不僅要對過去從寬、今后從嚴，多數從寬、少數從嚴，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而且要對工業從寬、商業從嚴，普通商業從寬、投機商業從嚴。[17]
董必武在《關于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問題》（1956.1.31）中指出“我們對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從來就是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這就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折罪，立大功受獎”的政策。一切反革命分子，如果拒不坦白，堅持反革命立場，繼續與人民為敵，一定要受到國法的嚴厲懲處。但是只要能夠真誠坦白，悔過自新，哪怕就是罪惡嚴重的，也一定會得到國家的寬大處理，并且只要坦白得徹底，立有功勞，不僅可以獲得減刑或者免予處刑，而且還給以參加生產或工作的機會�！盵18]
1956年4月，毛澤東又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指出：“對待反革命分子的辦法是：殺、關、管、放。殺，大家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關．就是關起來勞動改造。管，就是放在社會上由群眾監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一般不捉，或者捉起來以后表現好的，把他放掉。按照不同情況，給反革命分子不同的處理，是必要的�！盵19]
《最高人民法院1955年肅清反革命分子斗爭審判工作經驗初步總結(節錄)》（1956.06.01） 指出，對反革命分子必須全面地貫徹執行“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和“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折罪，立大功受獎”的政策。這是徹底分化、瓦解、孤立以至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極為重要的政策。對那些證據確鑿、但是仍然拒不坦白、堅持反革命立場、繼續與人民為敵，進行造謠破壞、行兇報復等破壞活動的反革命分子，應該依法從嚴懲處。對自首的反革命分子，應該根據他們坦白的程度予以減刑。罪惡不甚嚴重而真誠坦白的或罪惡雖然比較嚴重而坦白真誠，又有顯著的立功表現的，應該免予處刑；經過調查對證屬于假坦白的反革命分子，則應嚴肅對待，依法懲辦。對那些自動投案自首或真誠悔過并且有立功表現的反革命分子不予寬大處理，是錯誤的。但是應該把自動坦白和犯人在法庭上因為證據確鑿被迫供認加以區別，對于后一種情況雖然不應該從嚴處理，但是也不應該按“坦白從寬”的原則處理。
二、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政策
鎮壓與寬大相結合政策正式改為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政策，是我國政治形勢與階級斗爭形勢的反映，標志著這一政策的進一步發展。
（一）政策名稱改為“懲辦與寬大相結合”，內容更加全面
鎮反和肅反后，我國政治斗爭形勢、社會矛盾發生了顯著變化，根據這種變化，中共中央及時將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名稱改為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并將這一對敵斗爭策略逐漸發展為適用于一切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但在初期依然有強烈的政治斗爭話語色彩。
1、劉少奇首次提出懲辦和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名稱
1956年9月劉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共八大所做的政治報告中指出：“我們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一貫地實行懲辦和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凡是坦白的、悔過的、立功的，一律給以寬大的處置�！@個政策已經收到了巨大的成效。……由于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的影響，……在反革命分子中發生了激烈的分化，成批的反革命分子向政府投案自首。”“在今后，我們的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法院仍然必須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進行堅決的斗爭。……這一斗爭必須嚴格地遵守法制，并且應當根據目前的新情況，進一步實行寬大政策�！盵20]
2、羅瑞卿首次完整歸納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政策的六大內容
1956年9月19日，羅瑞卿同志在中共八大第一次會議上作了《我國肅反斗爭的主要情況和若干經驗》的報告，指出：“黨在肅反斗爭中的嚴肅與謹慎相結合的方針，體現在對待反革命分子的政策上，就是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它的具體內容就是：首惡必辦，脅從不問，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折罪，立大功受獎。懲辦與寬大，兩者是密切結合不可偏廢的�！盵21]“我們對于反革命分子實行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把—切可以改造的反革命分子，都改造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從根本上肅清反革命活動�！盵22] 此后，這六個方面成為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政策的傳統內容。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政策依然是作為與反革命作斗爭的策略而提出的，只是大規模的反革命勢力已經被消滅了，所以在后來的發展過程中，這一政策才逐漸發展為適用于所有犯罪的刑事政策。
（二）懲辦與寬大相結合刑事政策的法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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