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尚立福 ]——(2006-3-20) / 已閱19254次
我國刑事訴訟證明標準函待改善
長春鐵路運輸法院 尚立福
刑事訴訟證明標準又稱證明要求，證明任務，是指在刑事訴訟中承擔證明責任的訴訟主體即控訴人提供證據對案件事實加以證明所要達到法律規定的程度。當控訴方提供的證據達到了證明標準，就意味著控訴方完成了證明責任，其指控的事實也就成立，反之，意味著未完成證明責任，指控的事實不能成立。
一、我國刑事訴訟證明的標準
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證明標準是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要求達到以下要求：1、據以定罪的證據均以查證屬實。2、每個證據必須和待查證的犯罪事實之間存在客觀聯系，具有證明力。3、屬于犯罪構成要件的事實均有相應的證據加以證明。4、現有證據總體上已足以對所要證明的犯罪事實得出確實無疑的結論，即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而得出的唯一結論。我國的刑事訴訟證明標準是客觀真實論的典型代表，是一種排除蓋然性的絕對確定的客觀標準。我國的證據法制度以可知論為理論基礎，認為司法機關是完全能夠認識案件的事實真相的，任何案件事實，通過正確地收集、分析證據，是可以查清的。所謂客觀事實，從常識和經驗得知，案件發生，客觀上確實發生和存在一個已經過去的案件事實，我們將這種實際發生的案件事實稱為客觀事實。它具有三個基本特點：一是客觀性，它是客觀的而不是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變更的，它是一種實實在在發生的過程或狀態。二是清逝性，由于時間的一維性和不可逆轉性，它在發生的同時就永久性的不可逆轉的消逝了，留下來的只是它對于相關事物的影響，這些影響就是證據。三是中立性，客觀事實本身無所謂真或假、肯定或否定，客觀存在本身僅僅是客觀上所發生或存在的一切。然而刑事訴訟證明的特殊性決定以客觀事實為標準定罪量刑不免帶有理想主義色彩。
二、刑事訴訟證明的特殊性
刑事訴訟證明首先是人們主觀對客觀發生的社會事件一種認識活動，刑事訴訟證明的特殊性決定，認知的結果只能達到相對真實，而非客觀真實。
（一）證明主體的特殊性，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刑事訴訟證明的主體是特定的，由司法機關、訴訟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構成，主體的認識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具有無限發展的認識能力，那種認為只要司法人員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重視調查研究，收集證據，就完全有可能掌握對查明案情有意義的一切事實的觀點是不切實際的。其次，訴訟主體本身主觀能力有局限性，無論是司法人員，還是普遍的訴訟當事人，都是基于其對案件事實的主觀認識從事證明活動，必然受到其感受能力、記憶能力、理解能力、表達能力等主觀因素的限制。最后，訴訟證明主體受訴訟利益的影響。由于訴訟證明主體特別是訴訟當事人與案件處理存在法律上的利害關系，證明主體在訴訟證明中基于趨利避害的本能，有可能只陳述對自己有利或對對方不利的案件事實，公訴人在法庭舉證時一般只舉被告人在偵查階段的有罪供述，對被告人在偵查階段的無罪辯解經常一字不提。這些特殊性會造成訴訟證明的結論與案件客觀事實之間的巨大差異。
（二）刑事訴訟證明時空和資源的限制性
訴訟證明受到嚴格的訴訟地域管轄和法定期限的限制，訴訟證明主體在法律規定的訴訟期限內由于某種原因不能完成證明活動或根據已有的證據無法得出明確的證明結果，但案件不能無限制地拖延下去，被告人也不能無限制地處于羈押或被調查的狀態。另外司法資源也是有限的，司法機關不可能為尋求某一案件的絕對真實而不惜血本，這就決定了訴訟證明只能達到一種近似的、相對的真實。
（三）刑事訴訟證明客體的特殊性
刑事訴訟證明的客體是特定主體在過去實施的某一種犯罪事實，包括主觀要件和客觀要件兩個方面，對于客觀事實可以通過證據加以認識，但罪犯的主體意識在其發展歷程中是轉瞬即逝、一去不復返的，即使是相同的人，也不可能重現其曾有過的主觀意識，訴訟證明必然是相對真實的。
（四）刑事訴訟證明方法的特殊性
刑事訴訟證明是一種回溯的歷史證明，訴訟證明的對象是已經發生過的刑事案件，司法人員只能通過收集、審查、運用證據按照經驗法則與邏輯法則以推理方式對案件事實加以再現，才能完成訴訟證明，在證明方法上也只能達到一種接近客觀事實的相對真實。
三、法律事實及其證明標準
刑事訴訟證明是一種認識活動，訴訟證明的特殊性決定訴訟證明對案件事實的認識達不到絕對真實即客觀事實的程度，只能達到一種接近客觀真實的相對真實，這種相對真實是建立在現有的證據事實基礎之上的，是可能通過證據事實推知與獲得最大程度的真實，是一種法律擬制或者推定的事實，也就是法律事實。法律事實是指通過審判，各種證據經過法定的舉證、質證、交叉詢問及辯論等程序調查后，裁判者在判決中認定的案件事實。也就是在判決書在證據基礎上用法律語言重構和再現的客觀事實。它具有以下特點：一是全面性，它是裁判者在綜合控辯全部證據材料的基礎上認定的案件客觀事實，是全面而非片面的。二是確定性，它是司法機關對案件客觀事實作出的最終認定，具有法律效力，而且通常標志著對案件客觀事實認識活動的終止，一般情況下不會再次啟動訴訟程序去重新認識和認定案件客觀事實。三是程序性，它是刑事訴訟中最重要的程序——審判程序的結果，是與案件客觀事實認定有利害關系的多方訴訟參與人共同作用的結果，司法程序的民主性和正當性在相當程度上影響甚至決定了判決認定的法律事實的合理性。四是權威性。它是由代表國家司法權的機關——法院作出的權威性認定，訴訟參與人及社會公眾必須接受。
法律事實的提出只是更新了我們在刑事訴訟證明標準上的觀念，需要我們確定新的證明標準。
西方兩大法系國家的刑事證明標準是其刑事證據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英美法系國家對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表述是“排除合理懷疑”，所謂“排除合理的懷疑”，從字面上講是指檢控方對被告人有罪的證明并不需要達到排除“一切懷疑”的程序，它所要做的只是排除“合理的懷疑”。盡管英美法系的證明標準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概念，但“排除合理懷疑”也是一個非常難界定的概念，它的確切含義沒有人能夠說清楚，至今幾乎仍無人對其進行準確的定義。英國著名法官丹寧勛爵的界定為“證明標準必須達到妥適的確定。盡管這種標準不必達到絕對的肯定性，但卻必須具有高度的蓋然性程度。”加拿大聯邦最高法院所作的經典解釋為“顧名思義，一項合理的懷疑準確地說就是一項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懷疑，亦即建立在邏輯推理過程之上的懷疑。它不是一種想象出來的懷疑，也不是基于同情或者偏見而產生的懷疑。它是這樣一種懷疑，也就是如果你問自己為什么我要懷疑的時候，你能夠通過回答這一問題，而給出一種邏輯上的理由。這種邏輯上的理由可以是指與證據有關聯的理由，包括你在考慮了全案證據之后所發現的矛盾，也可以是指與某一證據的不存在相關的理由，而該證據在這一案件中屬于定罪的前提條件。”可見“排除合理懷疑”不是要求排除一切可能的懷疑（排除一切懷疑是我國的證明標準），而僅要求排除的懷疑必須是理性的，不是虛幻的、想象的懷疑。
大陸法系國家定罪的證明標準是“內心確信”，是指法官在作出被告人有罪的判決時，對待定的事實必須無疑義地認為其為真實。這種確信必須是理性的、真誠的確信。根據法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法律并不考慮他們通過何種途徑達成內心確信；法律并不要求他們必須追求充分和足夠的證據；法律只要求他們心平氣和、精神集中，憑自己的誠實和良心，依靠自己的理智，根據有罪證據和辯護理由，形成印象，做出判斷。法律只向他們提出一個問題：你是否已形成確信？這是他們的全部職責所在。”“內心確信”的證明標準雖然在形式上是主觀的，但它的內容卻是客觀的，達到內心確信程度的案件事實不是法官個人的純粹猜測。當證據無法對指控的事實加以理性地、明確地證實時，法官個人的純粹主觀確信甚至直覺，都不足以成為判決的基礎。如果法官作出錯誤的判斷，被告人可以借助法律救濟，由其他法官驗證該判決形成過程能否被他們所理解。
兩大法系國家分別從正反兩面表述證明標準，但其內容基本一致。具有以下共同特點：
（一），認為刑事證明標準是一種高度蓋然性標準，而非絕對的確實性。兩大法系均認為，由于人的證明能力的有限性和訴訟效率的要求，證明達到絕對的真實程度是不可能的，也是沒有必要的，因此刑事證明標準只能選擇“高度蓋然性”或“最大程度蓋然性”的標準。
（二）以嚴格的自由心證為依據。現代兩大法系國家對證據的判斷和事實的認定均實行嚴格的合理的自由心證主義，徹底拋棄了傳統自由心證的非理性和非民主因素。首先，對證據的判斷和事實的認定是通過認識主體的主觀思維——自由判斷實現的。因此，“內心確信”、“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具有主觀性，可以說是一種主觀標準。其次，實行證據裁判主義，要求對事實的認定必須以法庭審理中經過舉證、質證的證據為客觀基礎，因此，“內心確信”、“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也具有客觀性，而不是單純的主觀想象。最后“內心確信”、“排除合理懷疑”是通過正當的法律程序——法定證據能力 制度、公開的法庭調查程序、辯論程序、合議程序、上訴程序、判決理由制度等形成的。這種證明標準又具有法律性。通過這種標準所形成的事實既非原來發生的客觀事實，又非單純的主觀產物，而是種法律事實。可以說，現代西方兩大法系國家的“內心確信”、“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是法律真實標準的典型體現。
四、我國刑事訴訟客觀標準的弊端
我國刑事訴訟證明的標準是客觀事實論的典型代表，其弊端主要表現在；
（一）忽視甚至是否認證明標準的主觀性。我國的刑事證明標準不是從司法人員的主觀思維狀態——自由心證的角度提出要求和設立標準，而是強調證據的客觀性、強調案件事實的客觀方面，從而否認司法人員對證據的判斷和事實認定的自由心證原則。實際上，司法人員在裁判或處理案件時，必須要對案件事實和證據形成一定的主觀判斷。除了在神示證據制度和法定證據制度之外，任何一名司法人員在做出有罪認定時，實際上都確信自己的裁判或者認定是正確的，即形成內心確信，排除合理懷疑。法官在判斷證據的證明力時采取自由心證的判斷方式，即使我國訴訟法否定自由心證制度和法官有所謂的“內心確信”、“排除合理懷疑”，但司法實踐中，它們仍然是實實在在地存在著。因此，我國刑事證明標準這種注重客觀而忽視主觀態度，是違反認識規律的。而且，與兩大法系國家相比，我國的法官對證據的審查判斷受到更少的制約，享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權，如證人不出庭作證成為較普遍的現象，法官享有對疑問證據的庭外調查權，判決理由的秘密性，證據規則缺乏，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不嚴等，使得我國法官有相當大的自由度形成自己的心證。可以說，我國法官在實際司法中所操作的證明標準具有更大的主觀性。
（二）、缺乏可操作性。“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要求將“客觀事實”作為衡量裁判者認定事實是否正確的標準或參照物，但客觀事實是一去不復返的歷史事件，對這種“客觀事實”的認識不僅要揉合認識主體的主觀思維，其本身也正是認識主體通過證據所要竭力查明的，將這種尚待查明和“客觀事實”又作為認定事實的標準，不可能具有操作性的。因此，我國立法所規定的刑事證明標準由于大而空，即使對其做出一些具體的解釋，但在實踐中也不可能形成一個明確和操作性的標準，從而導致司法人員在實際操作中往往憑其法律意識和信念去掌握，以致在認定案件事實時不易形成共識，影響了辦案的準確性，降低了訴訟效率。
（三）放縱犯罪，影響司法形象。隨著新刑法、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的頒布施行，我國司法改革的步伐大大加快。改革的目的是追求司法公正。控辯制度的實行，大大提高了刑事訴訟程序的透明度，然而作為定罪量刑的中心環節——刑事訴訟證明的標準卻沒有任何改變，致使控辯制的改革流于形式。更為嚴重的是，控辯制加大了控辯雙方的證明責任，訴訟時限也趨于嚴格，在較短的時間內，控訴機關收集的證據無法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程度，致使審判機關依法宣告被告人無罪。這類案件有時主審法官的內心都認為被告人已經實施了犯罪，但由于證據無法達到證明客觀事實的程度，只好宣告被告人無罪。依法斷案的結果，有時盡然在放縱犯罪。樂的當然是被告人，而苦的是司法人員、被害人、人民群眾，損害了法院在人民群眾的形象，何談司法公正？
五、我國刑事訴訟證明的改善
刑事訴訟證明應當建構一種能夠兼容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均衡實體真實和程序正義、效率，既有概括性又有可掌握性和可操作性的證明標準。這種標準很難用幾個詞語準確地表述，從當今世界各國的證明標準中，我國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急待改善。但目前我國并未對法官實行西方的精英化、職業化選任和管理，現有法官的整體素質明顯偏低，全面實行自由心證，要求以“內心確信”作為刑事訴訟證明的標準未免會產生許多不利的后果。但在條件符合的部分地區或法院推行以“排除合理懷疑”為刑事證明標準，仍然有其重要的意義，也好為我國的司法改革積累經驗和創造條件。理由如下：
（一）“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體現了主觀與客觀的有機結合。排除合理懷疑是指司法人員對被控訴人確信有罪至無合理懷疑的程度，司法人員必須通過其主觀思維過程判斷是否排除了合理的懷疑。因此，從字面上看，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似乎是單純的一種主觀標準。但事實上，它不僅具有主觀性的一面，而且還具有客觀性的一面，因為刑事訴訟證明達到“排除合理懷疑”是以刑事程序中的證據為客觀基礎的，并且排除合理懷疑本身就要求證明結論應當最大程度地接近客觀真實。
（二）“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具有可操作性。合理的懷疑是具體的、是有一定根據的懷疑或可能性，那種抽象的、純理論上的或缺乏事實依據的懷疑或可能性不能稱為合理懷疑。合理懷疑是一種可以說出理由的懷疑，不是無故質疑、任意妄想的懷疑、過于敏感的懷疑、僅憑臆測的懷疑、強詞多理的懷疑。人們可以清楚地界定“合理懷疑”與“無故質疑”，使其具有現實性和可操作性。
（三）“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可以有利于提高訴訟效率。根據這種證明標準。司法人員應當把時間、財力和人力集中放在查明、排除案件事實中存在合理懷疑的部分，而沒有必要對一切懷疑或可能性予以排查到底，從而避免司法機關為查清某些不合理的懷疑而投入無限的時間和資源，既節約了司法資源，也加快了辦案的速度，提高了審判效率。
（四）“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可以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司法實踐中疑罪從輕和放縱犯罪問題。以客觀真實論為理論基礎的“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往往會導致司法人員對疑罪案件既不敢做出無罪處理結論，也不取做出有罪的處理結論，擔心二種結論均可能與案件的客觀事實不符合。在以法律事實為理論基礎的“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的指導下，當司法人員在法定訴訟期限內對案件事實的證明達不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時，就應當大膽地做出證據不足的無罪處理結論；相反，對案件事實的證明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時，就應當做出有罪的處理結論，而不必擔心其處理結果與案件的客觀事實是否相符。因為根據“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所認定的案件事實是一種法律事實，是所有參與訴訟證明活動的人共同作用并通過正當的法律程序而形成的結果，具有正當性、合法性及合理的可接受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