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政 ]——(2006-4-17) / 已閱14181次
淺議死刑復核程序中存在的幾個“悖論”問題
（優仕聯律師事務所 王政 律師）
按照我國《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死刑復核權原本就應屬于最高人民法院。但考慮我國幅員遼闊，各地情況千差萬別，所以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最高人民法院將部分死刑的復核權曾一度授權部分省份的高級人民法院來行使。凡事有利必有弊，這種授權死刑復核的做法自然有許多優勢，當然也必然會伴隨著不少的弊端。目前死刑的核準權全部收歸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對其所可能產生的后果自然也是眾說紛紜。其間，支持者有之，反對者亦有之。這本也沒什么大驚小怪的，因為人類的一切法律活動都是一個社會實踐的過程，甚至可以說都是在實踐一種理想的 “悖論”。我想，對死刑復核程序如何進行選擇自然也不會例外。在此，筆者屬文的目的也是希望能與國人共同探討一下死刑復核程序中存在的幾個“悖論”問題。故，縱筆者觀點錯誤，言之有過，還望法律大家不要見笑。
一、“死刑復核權收回”與“死刑復核權下放”的死刑控制模式優劣悖論。按照法律專家們的意見，死刑復核權收回最高人民法院的主要目的有三：一是，從程序上貫徹落實“慎殺少殺”的刑事政策，把死刑絕對數量降下來。二是，統一死刑的適用標準，避免同等情況下各地量刑不一，有違刑罰的公正的現象發生。三是，避免或減少冤假錯案產生，提高死刑案審判的質量。但是我們反過來想一想，這一切理想的目的與“死刑復核權收回”又有什么必然聯系呢？如果我們僅想減少死刑的數量，我們完全可以通過減少適用死刑的罪名、提高適用死刑的標準、建立定罪和量刑分離制度、根據各省份犯罪率發生情況嚴格限定死刑犯的數量指標等方式把死刑犯數額降下來。現在各省份高級法院聽說“死刑復核權收回”的目的是貫徹或落實“慎殺少殺”的刑事政策后，便紛紛減少適用死刑的數量，這足以說明即便是死刑復核權不收回，死刑適用數量也可降下來。關于統一死刑的適用標準問題，表面上看，似乎是公平的，但恐怕統一標準后會帶來客觀實際上的不公平。因為，在經濟落后省份貪污或受賄一百萬元人民幣，與經濟發達省份貪污或受賄同樣數額的款項其社會危害性是不一樣的；在毒品犯罪猖獗的地區走私或販賣毒品與在毒品犯罪少發地區走私或販賣毒品所產生的社會危害性也是不同的。我們若考慮到各省份的特殊性，對死刑適用標準存在差別，從一定意義上講，反而更能體現刑罰的公正性。至于為達到避免或減少冤假錯案產生并提高死刑案審判質量的目的，應該在案件一審和二審階段通過適用嚴格的刑事證據規則并充分發揮辯護律師的監督職能來實現，為什么非得要等著一二審出錯后寄希望于通過最高院復核程序進行補救呢？當然，對于特殊的死刑案件，應當賦予辯護律師有提請最高人民法院進行死刑復核的權利，并為死刑復核期間留出充分的時間。相反，若部分“死刑復核權下放各省高院行使”反而更能照顧不同省份或地域的特殊性，也會給最高人民法院留出更大的宏觀監控或調整死刑政策的空間；而死刑復核權全面收回后，最高人民法院就必須直接為死刑案的辦案質量負責，必須直接對死刑政策所產生的社會治安狀況負責。所以，對“死刑復核權收回”與“死刑復核權下放”的死刑控制模式我們不能明確肯定孰優孰劣，二者之間存在悖論，其最終社會效果有待“死刑復核權收回”后實踐結果進行驗證。
二、“事實審”和“法律審”的悖論。關于死刑復核程序，有人主張最高人民法院應從案件事實和法律適用兩方面進行全面的審查，而另有人則主張最高人民法院應當僅從程序上或法律適用上對死刑案件進行書面審查。主張“事實審”的觀點和理由是：一、不進行事實審，無法全面發現和糾正死刑案件中存在的錯誤，達不到死刑復核的真正目的。實踐中存在的大量冤假錯案單從程序上看都沒有問題，只有在通過對事實進行審查后才發現問題的。二、有些案件“事實”問題和“程序”問題本身就無法分清，比如對有關證據的采信和適用問題。只有通過對案情進行全面的調查分析后，才可發現事實的真偽和程序上的瑕疵。三、目前國家的財力現狀和現代網絡科技及通訊手段為事實審提供了充分的便利的物質基礎和前提條件，進行事實審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事情或非常有必要的事情。主張“法律審”的觀點和理由是：一、對案件只進行書面審查符合各國最高司法機關的一貫做法，讓最高人民法院進行事實審不利于維護最高司法機關的權威。二、最高人民法院法院法官在事實認定方面并不比一審或二審法院法官有優勢，其優勢就在于對法律的全面理解和對國家宏觀刑事政策的把握。三、對死刑復核階段所強調或保證的應當是程序法上的公正，對實體法上的公正應當是案件一審或二審階段的主要職責。四、對所有案件都進行全面的事實審會耗費國家巨大的司法資源，在目前情況下難以做到或實在沒有必要。看來，“事實審”和“法律審”的悖論還是困擾死刑復核程序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對所有案件都進行全面的“事實審”或對所有案件只進行程序上的“法律審”都是不可取的。
三、“疑罪從有”和“疑罪從無”的悖論。從“無罪推定”的基本刑法原則規定和各國的刑事司法實踐看，對任何等級的刑事犯罪嫌疑人，包括死刑犯，在犯罪證據不充分的前提下，從保護犯罪嫌疑人的角度講，都應當按“疑罪從無”的原則進行處理。可是刑事司法本身是一件異常復雜的實踐過程，對任何國家的刑事司法，不管其司法制度設計得多么完美，出現冤假錯案的事情又是不可避免的。現實中大量的案件確實是在“疑罪從無”的“招牌”下按“疑罪從有”的原則進行處理的。這是因為：第一、就犯罪事實而言，人們自身所認識或所認可的犯罪事實只能是司法人員依據一定的證據材料（所依據的證據材料本身也可能是虛假的）并通過其邏輯判斷推論所得出的或然性事實，可能不是真正的客觀事實，有時甚至與客觀事實完全相反。我們平常所講的“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只是一種假設的邏輯標準或人類的理想信念而已，并非無可挑剔指責。因為現實的法律實踐都離不開司法人員的“自由心證”，而且無論結果怎樣，都可能被說成是“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地去嚴肅執行法律的結果。第二、由于人類自身認識的局限性，對什么是“疑罪”，不同的自然人會有不同的認識或看法。至于怎樣算是“排除合理懷疑”，證明犯罪的證據怎樣才算達到確實充分自然也會因人而異。第三，對追究任何犯罪行為，如果規定過高的標準，都要求所謂的證據絕對充分，大部分犯罪者的法律責任恐怕根本無法得到追究，犯罪者會不斷地逃避掉法律的制裁，這樣嚴格的證據要求會鼓勵犯罪分子更加猖狂的從事犯罪行為。這對保障受害人的利益是不利的，這對打擊刑事犯罪和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是不利的。所以，司法實踐中對“疑罪”的把握只是一個“度”的問題，是與司法人員的自由裁量權密不可分的一件事情。第四、在司法審判程序公開、公正的前提下，在留給犯罪嫌疑人充分的伸冤或救濟渠道的前提下，在司法判決建立在充分的說理基礎上的前提下，法律為了多數人的正義，應不怕出錯，即便是對剝奪生命的死刑適用亦是如此。所以，在死刑復核程序中，依然存在“疑罪從有”和“疑罪從無”的悖論。我們不贊成在確實存在重大“疑罪”的情況下不從嚴審核就濫殺無辜，也不贊成濫借“疑罪”之名而枉縱犯罪。對死刑復核程序而言，對“疑罪”的復核，關鍵是要恰當把握一個“度”的問題。因為一旦“度”把握不好，恐怕會給社會帶來更為嚴重的災難后果。
四、“對辦案法官實施錯案追究”和“對辦案法官不實施錯案追究”的悖論。盡管法官是受過法律職業專門教育或培訓的人員，但法官不是神，而是和普通人一樣，同樣存在著“七情六欲”和各種認知能力方面的缺陷。就像醫生誤診病情一樣，在很多情況下（排除故意枉法裁判的情況），法官對對案情作出錯誤的分析和判斷也是在所難免的。對掌握生死大權的法官而言，非因瀆職行為斷錯案，對不該判死刑的人判死刑或對該判死刑的人不判死刑是否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呢？這方面恐怕也同樣存在著悖論問題。因為法官斷錯案，要么是故意枉法裁判，要么是自身斷案能力存在問題；而且有時故意枉法裁判和自身斷案能力存在問題很難進行區分或被證實清楚。另外，冤假錯案的發生，也不能全算到斷案的法官頭上，案件的偵查機關和檢察起訴機關的辦案人員往往存在著更大的責任。正是考慮到這些情況，我們如果對辦案法官不實施錯案追究制度，那么法官斷錯案將不會受到任何形式的懲罰，這樣自然也就不會強化或保證法官的職業責任感，不利于督促法官提高辦案質量，也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如果對辦案法官實施錯案追究制度，那么斷案法官可能會因為避免錯案發生而過于謹慎，對證據比較充分的案件也會找理由拖著不辦，這樣可能會造成太多的積案，不利于提高司法審判的效率；在另一方面，法官也可能會對證據不怎么充分的案件千方百計地設法搜集各類證據將其辦成所謂的“鐵案”或挖空心思地通過各種渠道讓上級法院對其作出的存在問題的判決不進行改判等。這樣勢必會給案件的糾正工作帶來更大的難度，甚至可能會人為地制造出冤假錯案。看來，就死刑案件而言，對辦案法官是否建立錯案追究制度還確實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
五、“法官判案是否獨立”與“司法審判是否公正”的悖論。按照專家們的意見，死刑復核權收歸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從一定意義上講是為了更有效地使死刑案件排除各種地方勢力包括地方各級國家權力機關或其他國家機關及組織的干擾，使案件處理結果更為公正。從一定意義上講，最高人民法院排除不正當干擾的能力確實要強于地方法院。但是必須說明的是，我國的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不是“三權分立制”，而且法院在組織上不能脫離黨的領導，不能脫離人民檢察院的法律監督，不應脫離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最高人民法院斷案就一定能完全擺脫各種地方勢力、國家權力機關、國家檢察機關和輿論媒體的監督嗎？不能，肯定不能，實際上也不可能。許多權威人士認為：司法不獨立、法官斷案不獨立是造成目前司法腐敗，是造成冤假錯案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這或許真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反過來想一想，考慮到目前我國司法官員的整體素質和審判制度架構，若完全允許司法獨立，人民法院或法官斷案可以不受任何監督或制約，就一定能保證司法公正嗎？就不會產生司法官員的暴政嗎？不錯，各種地方勢力、國家權力機關、黨的機關、國家檢察機關和輿論媒體的監督可能會引導或制約了法院或法官對案件作出獨立的判斷，從而可能產生一些不必要的冤假錯案。但是，不知有人統計過沒有？各種地方勢力、國家權力機關、黨的機關、國家檢察機關和輿論媒體的監督又避免了多少冤假錯案的發生呢？又使多少冤假錯案得到平反或糾正呢？我們無法肯定西方的司法獨立體制一定能適合中國的國情，但我們可以確信的是：在目前的中國，“法官斷案是否獨立”與“司法審判是否公正”肯定存在一個悖論。
以上筆者所言之“悖論”問題，可能不僅在死刑復核程序中存在，還可以被“推而廣之”到其他類型或形式的司法審判實踐中。我們認識到“悖論”的存在，不是為了回避問題或矛盾的解決，而是為了取法“中庸之道”，使問題或矛盾按照“中庸”的法則得到最完美的解決。唯一可怕的是：我們只學會和運用了“中庸”兩極的弊端，而完全忽略或擯棄了“中庸”兩極的優勢。那樣，在司法制度的建設中，恐怕還是走點極端，舍棄“中庸之道”為妙。
2006年4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