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松有 ]——(2001-8-1) / 已閱32683次
精神損害賠償與人格權益的司法保護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長 黃松有
今年３月１０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公布施行，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歡迎。但據有關媒體報道，人們在學習和了解這一司法解釋的過程中，仍對許多問題存在理解上的分歧和疑問。本人擬就《解釋》的有關問題談點個人的看法。
一、關于國家侵權是否適用精神賠償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的司法解釋公布以后，學術界給予了較高的評價，認為這是在我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方面繼民法通則以后的“第二個里程碑”，對正在起草制定中的民法典具有借鑒意義。但是，也有意見認為該司法解釋存在“灰色地帶”，尤其是對刑事司法領域中諸如錯捕、錯判等造成人身權利遭受嚴重侵害的情形，沒有規定應當給予精神損害賠償，這是一個重大的漏洞和缺憾。我認為，這里需要澄清兩個基本概念，即國家賠償與民事損害賠償的概念。按照國家賠償法的規定，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違法行使職權，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受害人有依照國家賠償法取得賠償的權利。國家賠償包括行政賠償和刑事賠償，其特征都是在行使國家公權力的活動中，因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違法行使職權而產生的侵權賠償，與國家作為私法人在民事活動中發生的民事侵權賠償具有本質區別。在刑事司法領域中由于錯捕、錯判造成公民人身權利遭受嚴重侵害的后果，屬于國家賠償的范圍。最高法院制定確認精神損害賠償責任的司法解釋，是針對民事侵權領域中的精神損害賠償問題作出的司法解釋，對具有不同性質的國家賠償問題，當然不宜兼收并蓄，籠統規定。如果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民事活動中因執行職務致人精神損害，只要符合法定的侵權構成要件，可以根據該項司法解釋的規定，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至于國家賠償法是否應規定精神損害賠償責任包括經濟賠償的問題，那是立法考慮的問題，司法解釋無權對此作出規定。
二、對貞操權的保護是否被遺漏
有意見認為，《解釋》列舉的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的各項具體人格權中，遺漏了一項重要的人格權利，就是貞操權。《解釋》中為什么沒有規定貞操權？是無意的疏忽還是有意的排斥？我認為，這種理解是不全面的。
首先，《解釋》對人格權益的保護，是一種全面的保護。也就是說，不僅對侵害他人人格權利的侵權行為，而且對侵害他人其他人格利益的行為造成嚴重后果的，原則上都可以請求人民法院確認侵權人的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解釋》第一條對人格權益的保護范圍，是采取具體列舉和抽象概括相結合的方式規定的。《解釋》第一條第一款，分三項列舉了現行有關民事法律規定的具體人格權，例如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名譽權、榮譽權、姓名權、肖像權，以及具有一般人格權意義的人格尊嚴權和人身自由權。《解釋》第一條第二款，規定了以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的方式侵害他人隱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的侵權類型。其法律依據就是我國民法通則規定的“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這里，關鍵是對“其他人格利益”這一概括規定應當如何理解？我認為，自然人享有廣泛的人格利益，這些人格利益與自然人的人格尊嚴相聯系，體現在自然人人格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當中，有些已經被立法明確規定為具體的民事權利，如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成為具體的人格權；有些暫時還沒有被規定為民事權利，如隱私、貞操、精神上的安寧、自由以及倫理感情等等。裝修工在別人的新房內上吊自殺，裝飾公司為什么要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就是因為這種行為違反社會公德，侵害了他人精神上的自由和安寧；盜賣死者的遺骨，為什么要對其近親屬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因為這種行為同樣違反社會公德，侵害了死者近親屬的倫理感情。可以說，“其他人格利益”是一個開放的概念，具有很強的概括性和包容性。貞操作為一種人格利益，是可以被包容其中的。
其次，《解釋》作為司法解釋，應當貫徹立法的原則和精神，在內容和形式上不能與立法的規定相抵觸。隱私權也好，貞操權也好，乃至安寧權也罷，在實踐中被作為一種權利要求提出來，是與當代社會普遍發展的權利意識的覺醒相適應的，但其本身并沒有被現行民事法律確認為民事權利，司法解釋也不能超越法律的規定直接確認其為一項民事權利。
按照立法法的原則和精神，民事權利是由國家的民事立法來確認和分配的。這是否意味著沒有被民事法律確認為民事權利的合法利益就得不到法律保護呢？當然不是！民法通則第五條明確規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權益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犯。”“民事權益”包括權利和利益，因此，對合法人格利益的司法保護是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題中應有之義。過去認為利益只有被確認為權利，對利益侵害才構成侵權。因此，對沒有被確認為民事權利的利益的侵害，不能直接構成侵權，而只能通過間接的方式提供司法保護。例如未經當事人同意非法披露他人隱私，造成他人名譽貶損的，按照侵犯名譽權處理，就是借助名譽侵權的法律構成要件，對隱私受到侵害的情形給予間接保護。之所以采取間接保護方式，是因為按照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來判斷，直接侵害權利的行為是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行為，具有違法性。沒有被法律確認為民事權利的利益受到侵害，無法確認侵害行為違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規定，也就無法確認行為的違法性，從而無法認定該侵害行為構成侵權。現行民事法律沒有確認隱私權，因此，侵害隱私的行為就不能直接被確認為侵害隱私權，而只能在受害人因此遭受名譽貶損的情況下，間接確認其構成侵害名譽權。這意味著，一種利益要受到侵權法的保護，要么在民事法律上該項利益已經被直接確認為一項民事權利，要么侵權法另行規定有其他的違法性判斷標準，否則只能采取間接保護的方法，而使一部分合法利益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護。因此，對合法利益的保護問題，就轉化為怎樣確認侵害行為違法性的問題。在這方面，國外的有關立法和判例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經驗。這個經驗就是，如果一個行為公然違反社會的公共利益或社會公德，侵害他人合法的人格利益或者財產利益，該行為就具有違法性，構成侵權。在鄰居臥室的墻壁上安裝監視器進行窺視，這種行為就屬于違反社會公德侵害他人隱私的侵權行為。構成侵權的依據不是由于該行為侵害了他人的具體民事權利，而是由于侵害行為違反社會公德，侵害了他人特定的人格利益，在本案中就是侵害了他人的隱私。由于人格利益概念的開放性，以及社會公共利益和社會公德的內涵所具有的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的性質，《解釋》對人格權益的保護是全面的、廣泛的，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因此有的學者認為這是對人格權益“最全面的保護”。
三、植物人和精神病人是否有精神損害
有的學者認為，一個人因受傷成為植物人或者精神病人以后，他不再具有精神感受能力，沒有精神痛苦，因此，也就談不上對其賠償精神損害。我認為，這涉及一個基本概念問題，即什么是精神損害？按照社會一般觀念和理論上具有影響力的學說，精神損害是指精神痛苦和肉體痛苦。一個人的隱私被非法披露，或者在商場購物時被非法搜身，往往會產生焦慮、憤怒、怨恨、屈辱等種種不良的情緒和感情；身體受到傷害，導致肢體殘疾、容貌被毀，也會同時造成巨大的肉體痛苦和精神痛苦。有的人終生悲傷壓抑，了無生趣；有的人因人格尊嚴受到極大傷害，難以承受精神上的痛苦和屈辱而決意輕生。但生活中也存在另外一種情形，一個正常健康的人，因為他人汽車肇事成為植物人，失去感受能力，這是不是一種精神損害？被盜走嬰兒的母親因精神極度痛苦成為精神病人，這又是不是一種精神損害？因鉗產手術造成新生兒腦癱，受害人有沒有精神損害？如果認為精神損害就是指精神痛苦，那么一個植物人、腦癱病人或者完全喪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確很難說他們有什么精神損害。但是，一個有著正常健康的精神感受能力的人，因侵害行為失去了這種感受能力，使其不能再感受人間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這種感受人生趣味的能力被剝奪，雖然不是一種積極的精神損害，卻是另一種形態即消極形態上的精神損害。這種精神損害是難以彌補的，值得人們深切地同情，也理應得到法律正義的救濟。在《解釋》起草過程中，我們對精神損害這一基本概念的認識，實際是站在這一立場的。正因為如此，《解釋》第七條對因侵權行為造成受害人成為植物人和完全喪失民事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情形，沒有作特別的規定，僅就造成受害人死亡或自然人死亡以后受到侵害的情形，規定由近親屬范圍內的間接受害人作為原告起訴。理由就是，承認消極的精神損害也是一種精神損害，植物人和精神病人就可以直接以原告的身份起訴；因侵權行為致死或自然人死亡以后遺體、遺骨等受到侵害，只能由間接受害人起訴，間接受害人的范圍需要確定，因此《解釋》第七條專門予以規定。當然，植物人和精神病人起訴，需要其代理人代理進行。應當認為《解釋》對精神損害概念的理解，是有所繼承也有所發展的。由此可見，對人格權利的充分尊重和保護始終是制定該司法解釋的出發點和歸宿點。
四、法人的人格權遭受侵害能否請求賠償精神損害
《解釋》第五條規定：“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以人格權利遭受侵害為由，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有的人提出法人和自然人都是民事主體，都具有法律上的人格權，為什么對法人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不予支持？關于這個問題，需要作一些澄清。首先，自然人和法人都具有人格權，都具有法律上的主體資格，這是沒有疑問的。不支持法人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并非否認法人具有人格權。有的意見將人格權與精神損害之間畫了等號，認為不支持法人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就是否認法人的人格權，這是一種誤解。其次，對法人人格權的侵害除了可能造成財產損害以外，也會造成非財產損害。這種非財產損害是不是也叫做精神損害，是不是也采取金錢賠償的救濟方式，是一個價值導向問題。從邏輯上來看，自然人與法人盡管社會價值相似，但人文內涵不同。自然人的人格權具有“人權”的人文內涵，與法人的人格權在這個意義上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作為一種價值選擇，精神損害的概念強調的恰好是這種不同質的東西，即強調自然人人格權中的人文內涵，強調自然人人格權中具有“人權”屬性的精神價值，這是精神損害賠償法律制度所具有的人文關懷的一面。把法人人格權受到侵害時發生的非財產損害與自然人的精神損害等量齊觀，將兩種不同質的事物歸屬到同一個邏輯概念中，顯然并不恰當。第三，從損害賠償的角度來看，民法上所說的損害包括財產上損害和非財產損害，企業法人因人格權受到侵害而造成的損害后果，本質上是財產上的損害，因為作為商法上具有商業標識和商譽性質的法人人格權利，本質上是一種無形財產權。如企業法人的名譽和榮譽實質上是一種商譽，商譽受到侵害會引起訂單減少、銷售量下降，而非導致毫無感受力的法人組織的“精神痛苦”。機關團體和事業單位法人雖與營利性的企業法人有所不同，但在不具備精神感受力方面并無本質區別。通過對無形財產權的保護或由競爭法間接予以調整，法人人格權利遭受侵害可以得到充分的救濟。《解釋》的規定在價值導向上符合世界潮流，也有其理論上的依據。
五、關于精神損害的賠償數額問題
許多人關心精神損害到底應當怎樣賠、賠多少？《解釋》公布以后，對賠償數額仍然沒有一個“說法”，有人對此感到失望，認為《解釋》仍然沒有解決人們最迫切關心的問題，精神損害到底怎么賠仍然是一個未知數。我認為，精神損害賠償的基本功能是撫慰受害人的精神痛苦，對精神痛苦客觀上不能作出數理評價，而且精神痛苦的個案差別是比較典型的，統一確定賠償數額沒有科學依據，也難以實現個案的公平正義。賠償數額只能在個案當中斟酌確定，具體平衡。這既非“法制不健全”，也非“缺乏可操作性”——如果這樣來理解，那本身就是對精神損害賠償的目的和性質的誤解。關鍵是人們對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的合理期待，應當符合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一般價值取向，這在任何國家都不能例外。正確認識這個問題，合理的賠償數額就是可以預期的，審判實踐本身也會給這種合理的預期提供經驗的基礎。
六、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能否請求賠償精神損害
有的同志提出，最高法院去年公布的一個司法解釋，對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規定不予受理。而《解釋》中規定，自然人因人格權利遭受非法侵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請求賠償精神損害，對上述規定應當如何理解？對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能否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問題，學術上曾有不同的觀點，有人認為，對犯罪分子處以刑罰，就已經包括對被害人精神上的撫慰，無需再就精神上的損害給予賠償，而且，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審理精神損害賠償也是難以操作和執行的；有的人認為，在法律適用方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與獨立的民事訴訟只有程序的不同，不應存在實體的差別。
因此，法律上應當承認原告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有權提出精神損害賠償的訴訟請求。刑法作為公法，它所體現的對犯罪分子的懲罰功能和對被害人心理上一定程度的撫慰，與民法作為私法，對被害人人格利益的保護，通過經濟賠償得到撫慰是不能互相代替的。此次《解釋》主要是為了解決審理民事侵權案件中如何正確確定精神損害賠償責任的問題，對于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問題，最高法院在去年１２月４日通過的《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中已經規定：“對于被害人因犯罪行為遭受精神損失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解釋》沒有對此再作出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