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谷遼海 ]——(2006-5-24) / 已閱8320次
公司股東權利與行政權力的沖突
——從“國資委可否當行政訴訟被告”案說起
作者：谷遼海
來源于：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5月23日08:34 法制日報
前不久，哈爾濱市豐田純牌零件特約經銷中心(以下簡稱“豐田純牌”)與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國資委”)，關于公司股東財產權界定的行政爭議案件(詳見法制日報2006年2月28日發表的“國資委出具《產權界定意見函》是不是具體行政行為”)曾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國資委可否當行政訴訟被告、產權界定是否屬于具體行政行為，專家學者們已經從多個角度進行了論述，故本文不再贅述。但值得探討的是，國資委在行使國有公司股東權利的同時，是否享有行政主管權力？兩種具有不同內涵的權力是否可以同時行使？對此，我們還是先從案件事實開始說起。
2005年1月17日，哈爾濱市南崗區法院對原告哈爾濱市廣來汽車配件公司(以下簡稱廣來公司)與“豐田純牌”等被告之間的財產權民事爭議案件作出民事判決。其主要依據是國資委辦公廳于2003年12月6日所作的國資產權廳(2003)388號關于哈爾濱市廣來汽車配件公司與哈爾濱市豐田純牌零件特約經銷中心產權界定意見的函(以下簡稱《產權界定意見函》)。《產權界定意見函》認定“豐田純牌”的財產為廣來公司所有，南崗區法院按照《產權界定意見函》所確認的事實，判決“豐田純牌”的財產歸屬廣來公司。“豐田純牌”不服一審法院的民事判決提出上訴。同年6月10日，哈爾濱市中級法院作出終審判決，維持原審法院的民事判決。
兩級法院的民事判決均認為，廣來公司與“豐田純牌”的資產爭議已經有《產權界定意見函》所確定，對于國資委的行政行為，“豐田純牌”應該通過行政訴訟程序解決。為此，“豐田純牌”依據生效民事判決，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訴訟，要求撤銷國資委的《產權界定意見函》。同年，北京第一中級法院作出行政裁定，不予受理。其理由是國資委出具《產權界定意見函》，不屬于具體行政行為。“豐田純牌”拿著“不予受理”的行政裁定，要求哈爾濱市中級法院予以再審，但還是以同樣的理由被駁回。2006年1月22日，“豐田純牌”再次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申訴，要求對北京第一中級法院“不予受理”的行政裁定，按照審判監督程序進行再審。2006年2月22日，北京市高級法院已正式立案受理再審案件，這意味著法律對“豐田純牌”與國資委的行政爭議將會有最終的“說法”。
從基本案情來看，廣來公司與“豐田純牌”之間發生財產所有權爭議時，依據我國公司法的規定，國資委對于廣來公司所享有的權利是股東權利，也就是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對國有資產進行監督。由此來看，國資委是廣來公司的股東，也是公司當事人，與廣來公司存在著直接的利害關系。
而國資委出具的《產權界定函》又屬于行政確認行為，是行政主體依法對相對方的法律地位、法律關系和法律事實進行甄別，給予確定、認可、證明并予以宣告的行政行為。就《產權界定函》形式來看，是國資委在相對方的申請情況下所實施的具體行政行為，是依一方當事人的申請做出的答復行為。我們從該答復意見的標題和內容來分析，顯然是對存在爭議的財產權法律關系和法律事實進行甄別，給予確定、認可的行政行為，即行政確認行為。
既然國資委是國有公司的股東，又怎么能以第三者的身份，從客觀、公正的立場行使行政管理權力呢？在利益沖突的情況下，國資委又如何能夠保證以第三方公正和客觀立場來評判民事主體之間的財產權爭議呢？
筆者認為，如果允許這種情形合法存在，那么國資委的行政權力必須受到相應的限制。在既享有股東權利又享有行政管理權力的情況下，迫切需要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相應的實體規范和程序規范，以限制權力的行使。正如前述案件，當國有公司與其它組織發生財產權爭議時，應該明確屬地管轄和級別管轄原則，應明確賦予行政相對人權利救濟的有效途徑。否則，在行政權力無所約束的情況下，必然會對司法權力構成沖擊，對弱勢群體造成傷害，類似案件還會層出不窮，受害企業遭遇行政權力侵害而投訴無門、法院之間面對行政權力來回“踢皮球”的尷尬現象還會不斷演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