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景仲 ]——(2006-7-5) / 已閱17200次
二、 研究路徑與反思與批判的法理學
先生曾在不久前專門著有一本書《反思與批判——體制中的體制外》[9]對時下中國的研究生教育，學術界的學術研究等作了一針見血、不留情面的批判。筆者通過閱讀本書獲益匪淺，讓自己真正領略到了所謂大師的風范。那種批判不是一般地、無關痛癢的批判，而是一種切中要害，鞭辟入里的批判。與此同時，《中國法學向何處去》的發表，更讓先生以這種獨道的批判力展露無一。他以一種體制中的體制外的獨特眼光，以其“一人一水一世界”的心境去看待中國法學界乃至學術界的風起云涌、潮起潮落。再加上先生近二十年來的不懈努力與刻苦鉆研，才為自己搭建起了一個反思的平臺。這種反思具有宏觀性、歷史性、整體性，更有一種中國公民的一種高度社會責任感。不僅如此，先生為了確保自己特殊的研究路徑，在受聘于吉林大學法學院教授之際，依然不忘與張文顯教授 “約法三章”[10]。這固然不能與“三顧茅廬”相媲美，但是這至少表明先生執著于學術的態度。
筆者認為在過去20多年里，中國法學沒有對作為知識與法學本身進行深入思考，從而也就未能給中國的法治建設提供更為有效的智力支持，質言之，過去的法學在某種意義上講是缺乏或拒絕反思的法學，法學顯現為一種淡漠或拋卻了反思與批判的知識類型[11]。我們更多的學者都蜂涌地移植西方的法律，試圖盡快在中國學術苑囿確立法學的重要地位，當然這種法律移植是很必要的。正如耶林所指出的那樣：“接受外國法律制度的問題并不是一個國家性的問題，而是一個簡單明了的合目的性和需要的問題。任何人都不愿意從遙遠的地方拿來一件在國內已有同樣好的或者更好的東西，只有傻子才會因為金雞納霜在自己的菜園里長出來的而拒絕服有它。”[12]就此意義而言，大概沒有一個徹底的非法律移植論者。但正因為這一事實，也提示我們極有必要對法律移植及其據以為憑的前設進行認真反思。
先生之文恰好填補了這一空缺，至少他那種反思與批判的精神給我們以警示、以醒悟。法學作為一種知識體系，唯有在沒有喪失反思與批判的前提下，才能成其為知識，也才具有了知識本身的一種可貴的品格。我想，只要沿著先生的這條研究路徑，一如既往的前行，中國法學特別是法理學將會開啟一個新的時代，中國法律理想圖景也會很快地變得清晰起來。
結 語
筆者以為，邁向反思與批判的法理學研究，一方面將使我們可能更為有效地洞見我們前在的社會存在及其性質以及關于它的知識限度，另一方面，也將為我們提供一個認識和理解社會存在的多維視角，為中國法治建設提供更有助益的智力支持。
“當我把你從狼口里拯救出來以后，請別逼著我把你又送到虎口里去。”[13]作為一種對那些（包括筆者在內）有可能期望先生以更明確的方式闡明“中國法律理想”的回應，我想其含義是深邃的，其理由是有力的。先生“暫時”的結語，在許多人看來，或許是一種蒼白無力的結語。但我認為這對于中國法學而言卻是一個始端，一個起點，更是一個開放的空間，這也與鄧先生一直的理論預設——任何社會科學知識都具有其增長的階段性限度和廣度上的局限——息息相關。正是因為深刻意識到各種限度與局限，鄧先生不會也不曾給過徹底的結論性的判斷，而更多是引導人們去思考或反思。
最后，不論先生批判得是否合適與得體，不論中國法學是否缺乏自主性，不論中國法學是否缺乏“中國法律理想圖景”，或許作為研究人員的我們真的應該在內心中悄悄地問自己：我們向何處去？中國法學向何處去？中國向何處去？
（作者簡介：西南民族大學法學理論法哲學方向研究生）
參考文獻：
1、 著作類：
鄧正來著，《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商務印書館，2006年1月第1版。
鄧正來著，《反思與批判－體制中的體制外》，法律出版社，2006年3月版。
[德] 黑格爾著，《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張文顯著，《法哲學范疇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2、 論文類：
錢大軍：“中國法學研究人員向何處去”，載《社會科學論壇》2006年1月上期。
于曉藝：“中國法學之自主性尋求”，載《社會科學論壇》2006年1月上期。
王勇：“邁向知識的法理學”，載《社會科學論壇》2006年1月上期。
尾注：
[1] 鄧正來著，《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商務印書館，2006年1月第1版。這是鄧正來先生在其構建“中國法律理想圖景”的時代論綱中，比照卡夫卡《在電車上》的那段名言而作出的一種宣言式論斷。
[2] 鄧正來著，《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商務印書館，2006年1月第1版。自序部分第2頁。
[3] 鄧正來著，《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商務印書館，2006年1月第1版，第3頁。
[4] [德] 黑格爾著，《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導論部分第1頁。
[5] 這在根本上意味著，中國的法律哲學必須對下述基本問題進行追問：中國當下的法律制度處于何種結構之中？中國的法律制度是正當的嗎？中國這個文明體于當下的世界結構中究竟需要一種何種性質的社會秩序？中國法律哲學評價法律制度正當與否或者評價社會秩序可欲與否的判準：究竟是根據西方達致的理想圖景，還是根據中國達致的理想圖景：究竟是那些抽象空洞的正義、自由、民主、人權、平等的概念，還是它們與中國發展緊密相關的特定的具體組合？中國的法律哲學究竟應當提供什么樣的理想圖景？中國的法律哲學究竟應當根據什么來建構中國自己的理想圖景：西方的經驗抑或中國的現實？中國的法律哲學應當如何建構這樣的理想圖景？
[6] 鄧正來著，《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商務印書館，2006年1月第1版，第264頁。
[7] 張文顯著，《法哲學范疇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334頁。
[8] 鄧正來著，《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商務印書館，2006年1月第1版，第129頁。
[9] 鄧正來著，《反思與批判－體制中的體制外》，法律出版社，2006年3月版。
[10] 參見《反思與批判－體制中的體制外》，即不接受院系和學校里任何帶“長”的行政職務，不參加任何評審委員會的評定工作和僅限于博士、碩士研究生的教學，以保證自己獨立的自由的學術研究之路。張文顯教授予以同意，在此基礎上，其被聘為吉林大學法學院教授。
[11] 蘇力教授指出是：“法學研究的薄弱……無法有效回應社會生活的需要，甚至完全脫離社會生活，這也是中國法治實踐欠缺的因素之一。”參見蘇力著《也許正在發生》第160頁，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12] 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較法總論》第24頁，潘漢典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3] 鄧正來著，《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商務印書館，2006年1月第1版，第2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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