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寧杰 ]——(2001-10-29) / 已閱25849次
系統論在法理學研究中的運用初探
寧杰
[內容提要]：系統論作為一種思想范式，在法學研究中已得到越來越廣泛的應用，而建立系統論視角下的法理學則是進行系統法學研究的基石。從系統論的角度看，法律是維護社會有序化的一個重要序參量，是反映社會中心系統意志、具有有效糾偏機制的由符號所建立的制度化的信息空間。系統法學與其他學科和其他的分析模型必須有機結合，這樣才能有效推動法學的發展。
[關鍵詞]：系統 系統論 法理學 系統法學
自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維納奠基性地提出控制論以來，由貝塔朗菲正式提出，并經普里戈金、哈肯、艾根1等人加以發展的系統論思想成為深刻影響人類思維的二十世紀的一項重要文明成果，已日漸滲透到各個學科和領域，發揮著越來越廣泛的影響力。法學研究同樣也受到了系統論思潮的浸染，一些學者為將系統論應用于法學研究做出了積極的探索。本文即就系統論思想在法理學中的運用進行一些粗淺的探討。
一、 系統論在法學中的應用現狀
最早運用系統論對法律進行考察的并非來自法學界，而是系統論學者自身。維納在其《人有人的用處——控制論與社會》（1952年）中辟有專章以“法律與通訊”為題論及法律，他認為“法律可以定義作對于通訊和通訊形式之一即語言的道德控制，當這個規范處在某種權威有力的控制之下，足以使其判決產生有效的社會制裁時，更可以這樣地看”，2“法律問題可以看作通訊問題和控制論問題，這也就是說，法律問題就是對若干危險情況進行秩序的和可重復的控制”。3可以看出，維納的觀點與當時盛行一時的社會法學關于法律是社會控制工具的思想是息息相通的，但他在“控制”之外又加上了信息的接收與反饋即“通訊”的因素，已經初步具有了系統論的影子。在維納之后的系統論學者似乎對法律并未給予太多的關注，而法學界則有人開始主動嘗試以系統論的視角去考察法律，布爾丁的《糾紛的一般理論》、廣瀨和子的《糾紛與法——用系統分析方法研究國際法社會學的嘗試》均在這方面較早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前蘇聯法學界在八十年代也積極將控制論引進了法學研究4，而真正全面、深入地運用系統論思想并且取得了較為重要成果的則當推德國的N·盧曼（N·Luhmen）、G·托伊布納（G·Teubner）和K-H·拉迪亞（K-H·Ladeur）等人關于法律的系統理論。盧曼認為社會不是個人或主體的集合體，而是“系統/環境”的關系，法通過限定人們的期待——使迄今為止所做出的決定或今后將要做出的決定具有連續可能性的“意義”，并使之結構化，成為旨在縮減世界復雜性而功能分化了的社會系統，5他試圖將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法律的自我描述與社會學的關于法律的外在描述結合起來，既強調法律系統的統一性（unity of legal system）、封閉性（closeness）、獨立自治(autonomy),又突出法律與社會之間密不可分的聯系，提出了一整套較為完整的系統法學理論。 托伊布納和拉迪亞在盧曼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有所發展，特別是托伊布納提出的法律“自創生”理論較有特色，他認為法律經歷社會彌散法、部分自治法和自我創生法三個發展階段，作為自我創生系統的法律（Law as an Antipoetic System）是一個次級控制論系統，它以自我關聯的方式構成各個組成部分，并以超循環的方式把它們連接在一起，法律的各個組成部分自我生產，法律規范與法律行為相互產生，構成超循環連接。6托伊布納還積極開展德國的系統理論與英美批判法學之間的對話，并認為英美批判法學停留于法的解構，而盧曼和自己的系統理論則同時也是法的重建理論。7
我國法學界對系統論的運用是與系統論思想在我國的傳播同步的。雖然錢學森在五十年代就著有《工程控制論》一書，但直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西方的系統論思想才在我國傳播開來并受到重視，與外國相比，我國對系統論的運用起步較晚。在1979年舉行的一次系統工程會議上，由錢學森首次提出了“法治系統工程”的概念，此后，吳世宦、常遠等一批學者就法治系統工程問題展開了進一步的研究和探討，以吳世宦的《論法治系統工程》（1986年）和《法治系統工程學》（1988年）等為代表的一系列專著和論文相繼發表。1985年和1988年，先后召開了兩屆全國性的法制（治）系統工程學術討論會，推動了這方面研究工作的開展。進入90年代后，法學界出現了用系統科學的方法運用于具體部門法學的傾向，如何秉松的《犯罪構成系統論》（1995年）、熊繼寧的《差異、變化與耦合》（1999年）和龍宗智的《相對合理主義》（1999年）等專著就是運用系統方法于刑法學、行政法學和刑事訴訟法學所取得的成果。8《現代法學》雜志自1999年第5期開始開辟了“法治系統工程”專欄，也刊發了一系列在部門法學中應用系統論方法的研究文章。
二、 系統論視角下的法律觀
將系統論運用于法學研究的思路有二：一是將它運用于法的基本理論研究，從系統論的視點出發來觀照法的基本范疇，提出一套系統論視角下的法的分析框架；二是著眼于其技術應用，在具體操作層面上運用系統方法，如法治系統工程、應用法學中的系統研究等。前者是運用系統思想建立一種法哲學，而后者則是用系統方法解決具體問題，二者同等重要。但我們也應看到，由于系統論是有別于經濟的、社會的或語義的分析方法的一種全新的分析范式， 而每種分析范式都會有自己的一套分析范疇、語言和邏輯規則，因此準確定義系統論中法學的基本范疇，確立一種系統論的法律觀，也就是上述第一種研究方向就成為全部系統論法學的基石。德國法學的系統理論所做的正是這種努力。但我國二十年來的系統法學研究則幾乎全部集中于后者，在筆者所見相關研究成果中，真正運用系統論于法理學研究的極少。在未確立起系統論范式下的法學基本范疇和分析框架的情況下，直接運用系統論于具體操作層面，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造成在研究的出發點即在基本理論范疇上仍不得不沿用非系統論的模式，從而限制和影響了系統論原理的運用，這是當前我國系統法學研究的一個很大的制約因素。
因此，要想在法學研究中引進系統論，希望以一種新的思想范式豐富法的理論，促進法學發展，就必須建立系統科學視角下的法律觀，即要建立系統論的法理學。
任何一種理論都是從其最基本的范疇出發的，“法”這一基本范疇是一切法學理論的根本出發點。建立系統論的法理學首先必須對什么是“法”做出回答。
一般說來，基本范疇的確定是一門學科得以建立并發展的基礎，但就法學而言，自其產生以來，對“法”這一法學最基本的概念卻從未取得過一致的意見，正義說、理性說、神意說、主權者命令說、社會控制工具說以及階級意志說等等不一而足。這似乎是法學的尷尬，但從另一方面看，恰恰也正是由于對法律的這些種種不同的解說，才產生了各種各樣的法學流派，促進了法學的繁榮與發展。“法”這一范疇成了法學理論的全息圖景，是一切法學理論的立足點。那么以系統論的分析范式，如何解說“法”這一范疇呢？
這必須從系統論的基本原理出發。熱力學第二定律是系統論思想的基石之一。熱力學第二定律認為：一個孤立的系統，其熵增不小于零，也就是說會自發地向均勻無序、組織解體方向演化。9“熵”是系統無序化的量度。波爾茲曼原則認為，自然界爭取這樣一種狀態，即要實現最大數量的可能性。10由于每個事物都要實現自己最大的多樣性，因而世界發展的趨勢是由有序走向無序，系統熵值不斷增加，最終歸于“熱寂”。但這是就一個孤立系統而且是就其整體而言，如整個宇宙。維納早就提出系統的局部減熵是可能的，11普里戈金的耗散結構理論則進一步指出，一個開放系統通過與外界的能量和物質交換，引進負熵流抵消系統內熵的產生，形成耗散結構，系統就能通過漲落達到有序。12人類社會正是這樣的一個系統，由于每個人以及每個集團（如階級）都會追求自我意志的最大自由和自我利益的最大實現，這樣必然會產生沖突，系統的熵值增加，社會走向無序。為使人類社會系統不致崩潰，就有必要引進“負熵”，整合社會的各個子系統，使之保持有序。由于“負熵”流作用，系統保持了有序性，這種維持有序性的系統組成部分，協同學稱之為“序參量”，13也有系統理論稱之為“吸引子”。法律正是這樣一種維持社會系統有序性的“序參量”。
警察、軍隊以及道德、意識形態和政策等也是維持社會有序性的系統組成部分，有的也是社會系統的序參量之一，法律與它們有何區別呢？
首先，法律是一種以符號為載體構筑的信息空間，這與警察、軍隊等一切有形的社會控制力量相區別。系統論創始人貝塔朗菲認為：“人所特有的、能將人和別的動物截然分開的獨特行為就是在思想和語言中創造符號宇宙的能力。除了直接滿足生物需要外，人不是生活在事物的世界中，而是生活在符號的世界中。”14法律由原則、規范、術語等符號所組成，它們所傳達的是控制環境的信息，“我們用來控制我們環境的命令都是我們給予環境的信息”，“信息這個名稱的內容就是我們對外界進行調節并使我們的調節為外界所了解時而與外界交換來的東西”。15個體處理接受到的信息，決定采取什么樣的反饋行動，這就是系統論上所說的“通訊”。法律與道德、意識形態以及政策等為每個人都構筑了一個信息空間，作為個體的人，社會傳達給他的信息成為決定其行為目標函數的重要參數。在一個理想化的平等社會里，每個人的信息空間應是相同的，但在實際生活中，由于地位、知識水平甚至居住區域的不同等等原因都使作為個體的系統不可能擁有完全相同的個人信息空間，這就造成了不平等。“所謂有效的生活就是擁有足夠的信息來生活”，16為了實現形式正義，我們就要力爭為每個人構筑相同的信息空間，普法正是這樣的努力之一；為了實現實質正義，就要因個人的信息空間不同，社會也應對個體的行為采取不同的反饋方式。在交通、通訊不發達的時代，《法國民法典》規定以離巴黎的遠近不同來確定法律實施的日期，也正是其體現之一。
其次，由于信息本身特點產生的影響，法律與道德、意識形態、政策等等也區別開來。
信息的構建具有目的性。不同的信息所產生的反饋是不同的，由此而建立的社會形態也是不同的。從發生學的角度看，社會結構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在個體自覺水平上自發形成的結構，另一種是在群體自覺水平上自覺建立的結構，前者產生于社會的自在控制，后者則產生于社會的自為控制。17當然，由于人類社會在存在與發展過程中必然存在的目的性和自我內在的規律性同時存在，因而這種“自在”與“自為”更多地是一種程度上的劃分。道德雖然也有社會中心系統的引導因素在內，但主要由社群自發形成，因而主要是反映社會自在控制的、自發產生的信息，而法律具有強烈的社會中心系統的引導作用于其中，明確反映了國家的意志，體現了社會的自為控制，具有很強的目的性。
信息的傳輸具有衰減性。一切信息在傳輸過程中由于介質造成的損耗都不可避免地會衰減。所謂信息的衰減就是指信息由確定變得不確定，直至解體。確定程度越高的信息的衰減容量越大，而越是不確定的信息在傳輸過程中越容易因衰減而解體，即“社會的記憶性損失”，從而影響序參量作用的發揮，造成熵的累積。因此，就有必要增加信息的明確性，將之固定化、規范化，形成條文，建立制度。“制度是一場和熵進行的戰斗，一場和遺忘及其造成的組織損失進行的戰斗。通過審慎的代碼編纂和抽象行動，他們構建和儲存已經或正被看作具有保持秩序性質的知識。”18但由于信息經編碼而形成制度，需要成本，因而并非所有的社會控制信息都需要制度化，只有那些反映社會自為控制程度較高、目的性較強并且關乎系統基本結構的信息才有必要加以明確。法律正是這樣制度化的社會控制信息。越是較多反映社會中心系統意志，并且關系社會基礎結構的法律，如公法，信息明確性程度越高，強行性規范越多，而相反，私法則較多的是任意性規范，明確性程度較低。
信息的反饋具有非線性。“人并不是由S—R（即刺激—反應，引者注）弧構成的，在他們的輸入與輸出之間不存在簡單的線性因果關系”。19人不同于機械，他（她）自身是個主動性的系統，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個具有適應性的自組織系統，有自身的目的和發展要求，對于接收到的信息，要進行加工、處理，然后做出反饋。由于在加工、處理信息過程中，會摻入個人系統自身的因素和其他外界因素的作用，因而這種反饋是非線性的，反饋結果可能并不是信息發出者所期望的。為此就要建立信息反饋的糾偏機制，形成有效的反饋回路，如同恒溫器的控制機件一樣。法律通過法庭、監獄等有形力量建立起一套糾偏機制，與道德、意識形態、政策等等相比，法律的糾偏機制無疑是最為穩定而且高效的。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從社會大系統的角度看，法律是維護社會有序化的一個重要序參量，是反映社會中心系統意志、制度化的并有有效糾偏機制的由符號所建立的信息空間。
作為社會系統的序參量，法律自身也是一個系統。盧曼、托伊布納所做的研究正著眼于此。通過把法律視為一個系統，可將很多系統理論應用其中。
比如，系統的穩定是開放中的穩定，只有保持系統的開放性，通過輸出熵，才能保證系統的有序。為此，法律系統就要具有一定的開放性，如果封閉起來，看似穩定，卻更易導致崩潰。明太祖朱元璋親擬《大誥》，讓子孫不得更改一字，萬世遵行，但由于不能適應社會形勢變化，朱元璋死后，《大誥》很快就被棄之不用。相反，美國的憲法由于其靈活的司法解釋體制，保持了相當的開放性，雖歷經兩百余年，至今仍然被恪守。就整個法律系統而言，羅馬法是個更典型的例子。羅馬法自十二銅表法的頒布（公元前458年）至查士丁尼法典編纂（公元528年），跨近1000年，從政治上，經歷王政、共和、帝政專權和帝政分權4個時期，從經濟上，經歷了農業經濟、商業經濟、封建莊園經濟3個階段，但一直有效地統治著羅馬社會，究其原因，在于其多元化的法律淵源體制。習慣、告示、元老院決議、民會決議、法律、帝敕和法學家解答都是法律淵源，民會、元老院的決定都可成為法律，從而保證了法律系統的開放性，避免了因社會不同利益階層間的利益沖突不能得到及時調和而導致系統熵增，告示（主要是最高裁判官就任時發布的施政綱領）、帝敕和法學家解答，又使法律保持了與時俱進的動態開放性，不致因無法及時適應形勢變化而導致僵化，因而羅馬法一直保持著興旺發達的局面。但公元426年狄奧多西二世頒布了引證法，確定在法律解釋中只有5大法學家的解釋具有法律效力后，人為地封閉了羅馬法，使羅馬法學陷于停滯，以往那種繁榮局面不再存在。而在查士丁尼妄圖一勞永逸地把羅馬法固定下來而編纂法典，并禁止對法典進行任何評注后，僵化的羅馬法即失去了世界法的地位，而淪為地域法（拜占庭法）。20
運用系統發展的相變、分叉、漲落等理論，同樣可以來考察法律的變革問題，但這已不是本文所討論的范圍了，本文只不過是試圖初步勾勒出系統論視角下法律觀的簡單圖景而已。
三、 用系統論研究法理學應注意的問題
拉茲洛將其著作《系統哲學引論》的副標題定為“一種當代思想的新范式”，貝塔朗菲也有類似提法。系統論確實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思維視角，但我們也應看到，系統論的發展時間畢竟還不長，誠如貝塔朗菲自己所言：“新范例的早期形式大都很粗糙，能解決的問題不多，對個別問題的解遠遠不夠完善。這時候會出現許多學說互相競爭，每種學說適用的問題和能很好解決的問題都有限。”21因此，在將系統論應用于法學研究，特別是法理學研究時至少應注意以下問題：
第一，應將系統論與其他學科，特別是與社會學結合起來。系統論提供的僅僅是一種思維分析框架，在應用到具體學科時，還必須與具體學科的知識結合起來，才能進行有效地分析。在進行系統論的法學研究時，法學知識的運用自不待言，但尤應有意識地結合社會學來進行考察。無論是早期維納的關于法律的觀點，還是盧曼的法律與社會理論，法律系統與社會系統的關系都是理論基礎之一，法是在與社會系統的互動關系中顯現出其本質的，因此，系統論的法律觀離不開社會學的考察。只有有意識地、自覺地運用社會學，當然同時也結合其他相關學科知識，才有可能真正取得富有意義的成果。
第二、應將系統論的分析模型與其他的分析模型結合起來。學術研究總是以分析已有的事實來進行，但把握歷史的目的還是為了預測和設計未來。古往今來，所有的學術理論無非都是通過對已往事實的考察，根據觀察者所總結的規律建立一種分析模型，用以把握未來。貝塔朗菲在談及理論模型中的概念模型時稱“用簡化因而比較好懂的形式的概念模型來表示現實的某些方面，對任何理論研究都是基本的”，但“模型的優點與危險是眾所周知的。優點是這是一種創造理論的方法，亦即模型可以從前提進行推斷，解釋和預測，往往得到預料不到的結果。危險是過于簡化；為了使它在概念上可以控制，把現實簡化成了概念骨架——剩下的問題是我們是否在這樣做的時候切掉了解剖學的重要部分。現象愈多樣化與復雜，過分簡化的危險愈大。”22不僅是概念模型，任何理論模型都有此危險，用系統論建立的分析模型也不例外。因此，哲理分析、經濟分析、社會學分析、語義分析和系統分析等理論模型應各自充分發揮作用，互相補充，互相驗證，而不應由誰來取代誰。通過各種模型綜合的從不同側面、多角度地考察，才可能在法學研究中描繪出與現實世界更加一致的關于法律的圖景。
第三，將運用系統論與發展系統論結合起來。這是推進系統法學發展的需要。現有的系統論模式主要來自于對自然現象的考察，是自然界規律的反映，不可否認的是，社會系統與自然系統之間有著顯著的差別，如果一味照搬自然界的系統規律去套用社會，難免失之偏頗。但這也并不意味著在分析社會時就不能運用系統論，用系統的范疇去分析社會仍是富有十分積極的意義的，問題在于我們在用系統范疇分析具體社會問題時，也應著眼于發現社會系統本身的系統模式和系統學規律，使系統理論更加科學化，從而建立更加合理、適用范圍更廣的理論模型，以推動系統法學以及整個法學的發展。
1 我國以前有學者將控制論、耗散結構理論、協同論等與系統論并列，提出“老三論”、“新三論”觀點，這是不確切的，實際上，上述種種理論均是系統論思想的分支，它們共同構成了西方的系統論思潮。參見[美]E·拉茲洛著《系統哲學講演集》，閔家胤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
2 [美]N·維納著《人有人的用處——控制論和社會》，陳步譯，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83頁。
3 同前注，第87頁。
4 參見季衛東、齊海濱《系統論方法在法學研究中的應用及其局限——兼論法學方法論問題》，載《中國社會科學》，1987年第1期。
5 [日]中山龍一《二十世紀法理學的范式轉換》，周永勝譯，載《外國法譯評》2000年第3期。
6 引自北京大學法學院張騏副教授在《法理學》課程上的授課內容。
7 G.Teubner,"The king's Many Bodies:The Self-deconstruction of Law"s Hierarchy",in D.Patterson and A.Someck(eds.),The Indeterminancy of Social Integration:Legal Thought in Post－Modernity,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Forthcoming.轉引自[日]中山龍一《二十世紀法理學的范式轉換》，周永勝譯，載《外國法譯評》2000年第3期。
8 參見常遠：《法治系統工程：實現依法治國方略的科學途徑——紀念錢學森提創“法治系統工程”20年》（載《現代法學1999年第5、6期》）、楊建廣：《法治系統工程20年（上）》（載《現代法學》1999年第5期）和駱梅芬：《法治系統工程20年（下）》（載《現代法學》1999年第6期）。
9 魏宏森、曾國屏著：《系統論》，清華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頁。
10 [德] H·哈肯著：《協同學——自然成功的奧秘》，戴鳴鐘譯，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6頁。
11 同注2，第25頁。
12 [比]伊·普里戈金、[法]伊·斯唐熱著：《從混沌到有序——人與自然的新對話》，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
13 同注10，第7—8頁。
14 [奧]馮·貝塔朗菲、[美]A·拉威奧萊特著：《人的系統論》，張志偉等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頁。
15 同注2，第9頁。
16 同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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