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本榮 ]——(2001-11-29) / 已閱13037次
審判需要怎樣的社會效果
劉本榮
審判要講究社會效果，沒有社會效果，法律效果就失去意義。但是，何謂審判的社會效果，審判的社會效果究竟體現在哪里，到底應怎樣正確看待、衡量和評價審判的社會效果？對此，人們的認識往往并不一致，有時甚至是尖銳對立。面對同樣的審判，同樣的審判結果，有人認為充分體現了社會效果，而有人認為則恰恰相反。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審判的法律效果是從法律本身這種較具確定性的標準來衡量的，而社會效果則是從法律的目的、法律的社會基礎、法律的作用和功能、法律的價值體現和實現等來衡量的。相比于法律效果，對社會效果的衡量顯然更具不確定性、相對主觀性，更難以把握。在司法實踐中，社會效果的這一特質不僅影響著法官的清晰思維，影響著社會大眾對審判的正確評價和認同，而且有時還為一些人有意曲解和利用，成為一種“旗號”和“借口”。
在中央臺黃金時段播放的《大法官》中，人們逼真地看到了講究審判的社會效果是怎樣成為了一種“有理有據”的“旗號”。面對金城縣農民狀告縣政府一案，市委書記孫志一再強調的是所謂的“維護穩定”、“保障改革”，所謂的“維護市委和政府形象”，所謂的“愛護一個好干部”，等等。在他看來，這些才是審判應體現的社會效果，而為了體現這些社會效果，犧牲一下法律效果又何妨？應該說，類似的觀點和情形在當前的司法實踐中并非個別。
審判需要怎樣的社會效果？審判需要的是以法律效果為前提的社會效果，缺少了這一前提，社會效果便失去其意義。具體來講：
審判需要最終統一于人民利益、統一于“三個代表”的社會效果。相對《大法官》中孫志書記所言的社會效果，我們可以看到另一種社會效果的存在。這就是，“廣大農民利益的極大損害”、“法律權威的被踐踏”、“老百姓法律信念的喪失”、“黨和政府形象的更大損害”等等。二者的根本不同在哪里，就在孫志書記后來自己所言的“高度”不同。站在人民利益的高度，站在“三個代表”的高度，我們就能夠看到審判真正的社會效果之所在，也就能找到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
審判需要法律條文最準確適用后的社會效果。這樣的社會效果體現了法律條文和法律內在精神的統一，消除了法律本身固有的不足和弱點，找到了法律規定和具體情形的最佳結合點，實現了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大法官》中，王杏花被判15年，王大凡未被判死緩，就有這樣的社會效果。
審判需要法律手段最恰當選擇、最合理運用后的社會效果。法官不是適用法律的機器，適用法律不是方程式運算。應當看到，在調解、判決、保全、查封、扣押、凍結、拍賣、和解、公告、送達、職權取證，甚至訴訟進度的把握等等法律手段的選擇、運用上，目前我們的法官有較大的自由度，而這種自由裁量權運用的不合理、不恰當，就會產生“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下的實質不公正，就會出現表面具有法律效果，而實際沒有社會效果。在當前的司法實踐中，這種類型的審判社會效果的缺失尤其應引起重視。
審判需要法律效果得以體現、得以實現的社會效果。一個正確的裁判，因為無法執行，未執行，導致的將是裁判的法律效果不能實現，從而法律效果也不能有效地轉化為社會效果，判決成“法律白條”。一份結果正確的判決書，因為缺乏充分的說理，導致的是法律效果不能體現，導致的是當事人和社會大眾對判決的難以認同，從而缺失應有的社會效果。
審判需要法律效果被延伸、被擴大后的社會效果。通過這種效果，我們看到了庭審變成了一堂生動的法制教育課，看到了司法建議的獨特魅力，看到了法官到監獄回訪，幫助罪犯改造的奇特作用……
初稿于2001年11月5日、修改于11月7日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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