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貢太雷 ]——(2006-12-5) / 已閱11654次
對中國古代帝制變遷的一點思考
貢太雷
“如果有人絕對地提問哪一種才是最好的政府，那他就提出了一個既無法解答又無法確定的問題了。”中國歷來有“封建”與“郡縣”之辯，筆者對此的想法是：大多此類辯論采用“倒回去”的思路，而且總愛用把國家方式的好壞歸諸于道德、人心、世道之類精神因素，而對社會其他因素的作用輕忽，極有“完全德化”之勢的思維方式。正如錢穆先生曾說過：“只研究治道，不研究政體”。
歷史是動態發展的無法用確定的時段予以靜態的劃分。中國政制由“質勝于文”到“文勝于質”，達到“文明”一途，實應歸于西周的創制，那里政治顯然有濃厚的貴族色彩，而且“共主”名義下的地方分權體制，“部族民主”和聯邦“共和”的成分也隱約可見，此與秦以后一統的君主“獨制”涇渭分明，可謂“天下一大變局”。這一變革始于春秋戰國，成于秦皇統一，而且西漢文、景、武三帝“嚴諸侯禁制”穩固，歷三、四百年，從此政制由分割之封建而歸于統一之郡縣政體則由貴族之分權而改為君主之專制，從行政層面上即貴族政治轉至官僚政治。（即君主“獨制”，地方集權于中央（郡縣）以及官僚任免而不得世襲三位一體的政治形成）意味著中國“封建時代”的完結。
整個帝制時代（秦—清）2000年來，政體結構發生諸多變化，但在黃仁宇先生從“大歷史”著眼來看的歷代帝國集權體制的致命弊端是結構性的“中間缺失”—上面，大而無當的文官集團；下面是成于上萬的農民，其組織以純樸雷同為主，大而無當……上下的聯系，倚靠科舉制度，而科舉造就的“成千上萬”的官僚既不能公開堅持本身利益，也不便維護地方利益，只好用非經濟非法制的名義去維持組織上的邏輯，不能承擔起“中層”的作用，結果就出現“沒有一個中間的經濟機構”無法“從數目字上管理”。對于官僚管理公眾的府縣級機構卻簡陋而且人員稀少，居中的省、道、路只是代理性質無實質管理事務，這種管理的深度和廣度違反政治管理常識。總之這種“中間缺失”不僅是無“中間階級”存在，更無任何“公共空間”—除了垂直型權力系統外，沒有任何橫向的實行制衡的社會團體和組織。可謂“有經無緯”，最終“緯”就只有精神的、道德的等無法與暴力對抗的東西填充，這也為以后的暴政和暴亂埋下了種子。
在中國許多世紀中（直到19世紀末與西方相遇為止），適應性變遷和邊際性變遷（反叛和王朝變遷）構成了變遷的主要類型，而且有趣的是，所有邊際類型的變遷不是消失在適應性變遷之中，就是被并入之并整合進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
在中國，導致許多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遷的基本因素是統治者的政策，政策的變化，政體面臨的各種緊急狀態以及統治者處理該狀況的方式。統治者們趨于集中集體目標，如軍事保障和擴張，某種經濟增長等，追求和實現這些目標的費用和在農業經濟條件下維持行政體制的費用使社會的經濟資源定期發生緊張，其后果往往導致小農的毀滅，擴大地主和軍閥的勢力和導致對商人的盤剝，但中國有個例外即真資源壓力以及由此造成的資源減少并不如伊朗拜占庭和其他古代帝國那樣尖銳，大致可以有以下因素：
一、正如大家所知，技術發展的較低水平不但限制了物質資源和政治支持的需要，而且還限制了統治者政治活動和行政活動的范圍。于是，地方自治和大眾的政治服從被加以強調；為完成各級政府和半政府的任務而依靠文士和紳士成為關鍵。確實這些并不足以總是強大到抑制統治者和阻止其制訂過于“奢侈的”政策。但它保證了在對奢侈政策反叛性反應后，以現存社會群體和制度框架為基礎重組國家的可能性，為此，該因素阻止了帝國框架的根本轉變甚至毀滅，此外，與此相關“外交政策優先”在中國比任何在此研究的社會都更微弱；外部緊急狀態和軍事緊急狀態雖連續發生，但不象在其它國家那樣對政治結構具有同樣根本的重要性。
二、對變遷過程負責的主要因素。他們由不同群體或家庭，官僚集團或地方群體的相對力量轉變以及他們內部結構的變化發展有關。最重要的是大部門這類群體并未產生較為彈性的官僚制度框架和文士群體難以充分適應的自治目標和自治組織。表現在：第一，潛在的封建化或世襲分權化趨向，大都出現在王朝的后期，此時，持續的繁榮和政府需要日增，能使紳士群體以犧牲農民為代價來擴大自己的土地財產，在某種程度上逃避中央的監控，但在農業社會、水利工程的維持，可國內各部門的聯系以及其家庭政治地位又依賴中央，為此，這種趨向在唐以后（公元905年以后）：任何時期未占支配地位。第二，在明朝（公元1368—1644）產生過建立大莊園和減少自由農民的強烈趨向，但在某種程度上為統治者政策抵消，也未導致貴族出現。第三，都市商人和專業群體從未完成獨立，雖其相對對立地位出現過且對統治者產生影響，但從未充分自治和政治獨立的社會成果，即便都市群體最為強大的宋（公元960—1279）他也被社會結構容納（即通過擴大渠道，允許這些群體進入紳士，文士階層和官僚階層）。第四，行動主義和普遍主義宗教職向與文化取向發展的趨向，這種趨向源于唐代儒教書院和佛教教派（禪宗）的某些特征，如果“封建”趨向的發展超出胚胎階段，該趨向就能導致更為先賦和較力分化的社會結構的發展，為此，這種趨向不能真正實現。
三、至于反叛、地方官員發展成半自治的軍閥。這種變遷都與中華帝國面臨的主要內外緊急狀態相關。內部為派系發展（始終未成為黨派），官僚腐敗或者苛捐雜稅。外部為外部力量日增，人口對帝國疆界的壓力所致，且兩者往往相互加強、相互出現，且這樣變遷常與適應性變遷密切相關（如宮廷派系陰謀，紳士群體間家族世仇和斗爭等）但這類反叛和軍事暴亂并非呈現出明顯不同水平或新水平的政治表達特征，只是對現有價值的次要解釋，并無變革出任何基本的新取向，目的是奪取政府和官僚機構，建立同樣模式的新政府。同時，軍閥也不傾向于政府結構的完全軍事化，相反，他們對為自己，其家庭及派系控制現行政治感興趣，即使有時帝國肢解儒教傳統和制度削弱，但其統一傾向在發展該傾向在某種程度的保持最終的政治理想。這些傾向受儒士鼓勵，其“天然”意味著傳統的加強。
或許，這才是中國特色，制度史上明顯的變遷—主要王朝的變遷—并未導致政治秩序的基本象征和基本制度發生重大轉變，這些變遷從未通過各種事件和緊急狀態的積累沖破現存制度框架。雖然從制度史上來看，宋以后（尤其元（公元1271—1368），明（公元1368—1644）兩王朝中）中國政制呈現出更為專制的特征，但這些后來王朝也同樣不得不依賴文士團體和官僚（并非現代意義上的文官），盡管他們貶低個別官僚，就是外來征服性王朝元和清也不得不適應之，至少在原則上接受儒教秩序的基本文化取向和合法性。
反叛和王朝循環僅是細節上的變化，絕沒改變社會政治制度與社會其它主要制度領域間基本相互關系的性質，由于條件限制，本文并未對中國帝制時期的文士（紳士）幾官僚現象及其重大作用予以論述，如果說帝制時期的貢獻就在于紳士文化保留了和科舉制這一主要政制的“經線”完善了，那么科層官僚制的“層”這一“緯線”在中國帝制始終未實現，故中國帝制和西方絕非一樣，她是一只輪的馬車。
（2000年歌樂山下新年隨筆）
貢太雷 400031 西南政法大學研究生部04級政治學 gtl9981@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