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尚緒芝 ]——(2006-12-29) / 已閱19325次
中國古代社會“一夫一妻制”未能真正實行的原因探析
尚緒芝
摘要：在中國古代社會的婚姻制度中，“一夫一妻制”是其基本原則之一，在很多朝代的法律中都給以明確的規定。但是在實際生活中，“一夫一妻制”原則極遭到破壞，實際上“一夫一妻多妾制”卻是中國古代社會婚姻制度的常態。本文從多個角度分析了這種現象的原因。
關鍵詞： 一夫一妻制 宗法制度 婚姻制度
當人類社會從蒙昧走向文明即從原始社會步入文明社會之后，社會生活在諸多領域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婚姻制度方面亦是如此。雖然在古代社會法律很早就確立了一夫一妻制的原則，但是在古代社會的生活實踐中盛行的確是一夫一妻多妾制。筆者初步歸納出如下原因。
一、原始社會婚姻遺風的影響
一位學者曾經說過：無論傳統是什么樣的，無論我們的好惡如何，也無論我們主觀上如何想拋棄它，……但事實上它卻是我們無法擺脫的傳統，我們一切的一切，仍是在傳統的影子下漸進，也是在傳統的基礎上積累的。這句話恰如其分地說明了傳統對于事物發展的重要影響。中國原始社會的婚姻制度的遺風對于文明社會婚姻制度的形成具有重要影響。
原始社會的婚姻制度隨著其社會經濟狀況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如下幾種形態：
群婚。在該婚姻形態下，兩性之間的結合是一種原始的雜亂性交狀態。正如古代文獻中所記載的“民聚生群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男女雜游，不媒不聘”。
兄妹通婚。在該婚姻形態下所形成的婚姻規則是：不允許不同輩份之間的相互性交行為，只允許同輩的男女通婚。
族外群婚。該婚姻形態下的婚姻規則是：排除了同一氏族內部兄妹之間的通婚關系，規定男子只能以其他氏族的女子為妻，女子只能以其他氏族的男子為夫。與現代婚姻完全不同的是夫妻雙方沒有共同的經濟生活，各自屬于所生活的氏族。丈夫到妻子那過婚姻生活，晚上去早晨歸。一個男子在一群妻子中可能有一個主妻，女子亦然。一群兄弟共妻，一群姐妹共夫也是經常出現的情況。
對偶婚。這種婚姻制度下，婚姻基本上是一男一女的結合。但是這種結合是極不牢固的。婚姻關系松弛，雙方只要有一方不愿維持婚姻關系便可解除。[1]
由以上原始社會的婚姻形態看，從來就沒有嚴格的一夫一妻制的觀念。這種婚姻遺風對于進入文明社會以后的婚姻制度有直接影響。
中國古代文明社會的始端是夏朝，法律制度也是肇始于夏朝。但是由于夏朝國家初建，刑事法律制度尚非常不發達，更不用說民事法律制度了。[2]所以通過法律規定婚姻制度更是沒有提上日程，所以眾多的法律制度史的教材中對夏朝的婚姻制度都沒有提及，而且在夏朝的法律制度中，習慣法是非常重要的淵源，很多法律制度都是直接來源于古老的習慣。由此我們可以推定，夏朝的婚姻制度主要是沿襲原始社會的婚姻制度。這樣說來原始社會的婚姻遺風必然被帶到了文明社會。繼夏之后的文明社會的發展歷史也充分證明在婚姻制度方面從來實行的都不是嚴格的一夫一妻制。[1]
二、古代婚姻功能觀的影響
在中國古代歷史中，婚姻問題起著重要的社會作用，因為它是人倫之本，沒有它，中國古代社會圍繞著婚姻家庭的諸多價值觀都無從體現。正因為如此婚姻也常常被視為國家和社會的大事，給以高度關注。
中國古代的先民對于婚姻的功能或作用持有什么樣的認知呢？《禮記·婚儀》篇中的“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后世”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中國古代社會的婚姻功能觀。從這句話我們不難看出，中國古代的婚姻完全是以家族而不是以兩性自身為中心的，承載著“宗族的延續及祖先的祭祀”這樣的兩大社會功能。
從宗族的延續方面看，宗族的延續和壯大首要的一個條件是宗族的人丁興旺。可是在中國的古代社會由于醫療衛生條件的限制，人口的自然死亡率較高，在再加上頻發的自然災害的影響，使得人口的自然增長緩慢。據資料統計，從夏初到春秋戰國之交的1600多年中，中國人口大約增長了1.7倍，年平均遞增率僅為0.6‰。從戰國初年到清末的封建社會中，中國人口在2300多年增長了16.6倍，年平均遞增率僅為1.2‰。[2]在這樣的情況下，通過擴大能生育人口——妻妾基數的方法來彌補人口自然增長緩慢的不足就成為一種自然的選擇。
從祖先的祭祀方考察，在中國古代社會祭祀權是一種神圣的權利，一般來講，只有男性才享有祭祀權，婦女被當然地排除在外。如果家里沒有男性的話，則會被人恥笑或鄙視，所以在中國古代的口訓中有“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說法，將“無后”看成是對父母甚至是對對祖先最大的不孝。在這種觀念的趨勢驅使下，又衍生出中國古代社會的“多子多孫多福氣”的觀念。總之，為了長久維持神圣的祭祀權利，就要保障本族的“香火不斷”，為此“一夫一妻多妾”制又成為古代中國的一種現實選擇。
三、男尊女卑觀念的影響
中國古代社會絕對是一個男權社會。男子在社會生活中的支配或統治地位，說明這一點的證據可以信手拈來。
從男女性別比例看，學者姜濤在其著作《人口與歷史——中國傳統人口結構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中，在大量引用、評價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肯定了中國古代社會男多女少的事實并說明了原因。他說：中國傳統人口的性別結構，處于不斷的變動之中，……在總體上并非男女持平，而是明顯呈男多女少的高性別比。這種性別比結構，是男尊女卑、重男輕女的傳統禮教，尤其是溺棄女嬰習俗長期作用的結果；此外，育齡婦女衛生條件差以及女性人口的漏報也是造成傳統人口高性別比的重要原因。
從男女的社會角色看，中國古代基本上仍是一種以男性為主導的環境架構。男性主宰著社會經濟、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諸多方面。女性活動的范圍被局限在家庭領域，僅僅從事輔助性的勞動。在社會角色方面，如果說男性是主角的話，那么女性充其量僅僅是個配角。
從男女在的家庭中的地位看，男性是家庭的主宰，承擔著保證女性（及家庭）安全、供養家庭的責任，同時架起家庭與社會之間的橋梁。在家庭生活中男性處于絕對支配地位，這從中國古代社會極力宣揚的“父權和夫權”就能體現出來。在家庭生活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庸，要給男性提供各項舒適的，對男性要服從、順從、忠貞，同時還承擔著“相夫教子”、“敬老護幼”的基本職責。這就是中國古語所說的“男主外，女主內”。
在男尊女卑觀念的強壓下，廣大的中國古代婦女找不到自己的獨立位置，反倒認為委身于男性為妻、為妾是其必然的選擇。這樣的觀念為“一夫一妻多妾制”的盛行掃清了意識障礙。
四、最高統治者妻妾成群的身范作用的影響
中國古代社會可以說是“皇權崇拜”的社會，人們對“皇權”、“皇帝”的景仰達到極至，因為皇權是整個國家唯一核心。其代表者皇帝掌控國家一切權力，且不受任何限制。而皇權與皇帝又常常與“尊貴的神”聯系在一起，而古代先民對神的景仰不亞于對皇帝皇權的景仰。在“皇權崇拜”的社會，一般人都會認為皇帝的所言、所行都是對的，都是值得效仿的，都是應該遵行的。在中國古代社會又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尊君，以其為役使者之子而輕之也”等價值觀念進一步強化人們的尊君意識。強烈的尊君意識也強化了人們對皇帝行為的爭相效仿。在婚姻制度方面也是如此，但有一個前提就是家庭經濟能力能夠承受“多妾”的現實。
在中國古代社會，最高統治者妻妾成群是一普遍現象。墨子曾描繪過春秋戰國時期國家統治者的妻妾狀況，他說：當今之世，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秦始皇在滅六國的過程中，每滅一國，都將其宮女擄至咸陽，作宮室以藏之，史載當時“后宮列女萬余人”。史載漢武帝時期后宮佳麗數萬人。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各朝皇帝均以多妻為榮，故而推定后宮人數亦不少。其他朝代的皇帝也是如此，在此不一一列舉。
最高統治者妻妾成群從皇帝的兒孫數也可反映出來。一個皇帝有十幾個乃至幾十個兒子的現象并不罕見，西漢景帝就有十三個兒子，明太祖朱元璋有二十六個兒子，康熙皇帝有三十五個兒子。[1]
以上僅從幾個方面對中國古代社會“一夫一妻制”未能真正實行的原因進行了探析。婚姻制度是一個復雜多面的問題，受政治、經濟、文化、傳統等諸多因素的綜合影響。囿于篇幅和水平所限，以上幾方面僅僅是就教學過程中的積累的初步思考。
作者簡介：
尚緒芝（１９７３— ），天津工業大學人文與法學院教師，主要從事《中國法制史》、《中國法律思想史》、《外國法制史》、《西方法律思想史》等課程的教學，職稱講師，最高學位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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