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宇先 ]——(2007-1-1) / 已閱8621次
略論我國刑法“戰時”要素的修正
李宇先
“戰時”要素是我國刑法中重要的時間要素。修訂后的刑法注重平戰結合，進一步完善了“戰時”刑事法律規范，其目的在于打擊和遏制“戰時”危害國家安全，危害國防、軍事利益的犯罪。但是，我國刑法關于“戰時”要素無論是在刑法體例的結構上還是內容上都存在著修正的必要性。
在刑事法律中最早提出“戰時”這一概念的是在1981年6月10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19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軍人違反職責罪暫行條例》中，該條例當時僅提出了“戰時”這一概念，而沒有對“戰時”概念的內涵進行解釋。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將軍人違反職責罪作為第10章，列入刑法典，并對“戰時”概念進行了解釋。所謂“戰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451條規定：“本章所稱戰時，是指國家宣布進入戰爭狀態、部隊受領作戰任務或者遭敵突然襲擊時。部隊執行戒嚴任務或者處置突發性暴力事件時，以戰時論。”這一“戰時”概念既闡明了“戰時”概念的內涵又界定了“戰時”概念的外延，也就是說只有在上述情況下的時間概念才能被稱為“戰時”。但是，這一解釋和界定還是存在著問題的，即刑法第451條規定的是“本章所稱戰時”，這里的本章是指刑法第10章“軍人違反職責罪”，而我國刑法條文，涉及“戰時”要素的罪名達20余個，包括“危害國家安全罪”、“危害國防利益罪”和“軍人違反職責罪”三大類罪。這樣，在涉及到“危害國家安全罪”、“危害國防利益罪”這兩大類罪的“戰時”概念時，是否能適用刑法第451條的解釋就存在邏輯上的矛盾。因為“危害國家安全罪”、“危害國防利益罪”和“軍人違反職責罪”三大類罪是并列關系，三者之間不存在包含關系，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刑法第451條規定的是“本章所稱戰時”就不能適用于刑法第1章的“危害國家安全罪”和第7章的“危害國防利益罪”中的“戰時”范圍。因此，“戰時”的要素就不能僅僅限制在“軍人違反職責罪”一章中，而應當貫穿于整個刑法體系之中，否則就違反了刑法體例的內在邏輯。這樣，對于“戰時”概念應當放在總則部分加以定義，即應當是“本法所稱戰時”。
“戰時”要素在我國刑法中除是犯罪構成要素和量刑要素以外，還是特殊的緩刑制度構成要素。我國的緩刑制度是指對于判處較輕刑罰的犯罪分子，在其具備法定條件時為之設立一定考驗期限而暫緩執行原判刑罰，將其放在社會上進行監督考察的一種刑罰制度。在緩刑考驗期滿后，如果沒有出現法定事由，原判刑罰就不再執行了。只免其刑，不免其罪。而我國刑法第449條還規定了一種特殊的緩刑制度，即“戰時緩刑制度”。刑法第449條規定：“在戰時，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沒有現實危險宣告緩刑的軍人，允許其戴罪立功，確有立功表現時，可以撤銷原判刑罰，不以犯罪論。”這種特殊的緩刑制度與一般緩刑制度有很大的差別：一是其適用的對象是“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軍人”；二是“沒有現實危險”，除了依法滿足適用緩刑的條件而被宣告緩刑外，還應當具備“沒有現實危險”的條件；三是必須是在“戰時”，這是“戰時緩刑制度”最重要的一點，如果是在非“戰時”，雖然符合緩刑條件也只能適用一般緩刑制度，而不能適用“戰時緩刑制度”；四是如果具有法定事由，也就是“確有立功表現的”，可以撤銷原判刑罰，不以犯罪論處，既免其刑，又免其罪，行為人不再有犯罪前科。如果不具備“確有立功表現的”，則適用一般緩刑制度，緩刑考驗期滿，則刑罰不再執行，只免其刑，不免其罪，行為人仍有犯罪前科，這一制度有著重要的意義。但是立法者將這一制度放在第10章來表述，卻與刑法體例不符。緩刑制度是刑罰的具體運用，是一般量刑原則，不宜放在分則中單獨進行規定，而應當放在總則第4章“刑罰的具體運用”第5節“緩刑”這一章節中，在表述完一般緩刑制度后再對特殊的緩刑制度加以表述，這樣在體例結構上就比較完美。
由于2004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2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已將“決定全國或者個別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戒嚴”修改為“決定全國或者個別省、自治區、直轄市進入緊急狀態”。也就是將“戒嚴”概念修改為“緊急狀態”概念，顯然“緊急狀態”的事因范圍比“戒嚴”的事因范圍要大。這樣，由于憲法是刑法的憲政基礎，憲法中重要概念的修正，必然要引起刑法的修正。因此，刑法中的“戰時”概念也應當根據憲法修正案進行相應的修正，將刑法第451條中“戰時”要素中的“戒嚴”概念修正為“緊急狀態”概念。
綜上所述，筆者主張將我國刑法“戰時”概念進行以下修正，一是將“戰時”概念的定義放在刑法第5章“其他規定”這一章中，將“本章所稱戰時”修正為“本法所稱戰時”；二是將“戰時緩刑制度”作為特殊的緩刑制度放在刑法第4章第5節“緩刑”這一章節中；三是將“戰時”要素中關于“戒嚴”的概念修正為“緊急狀態”的概念。使得我國刑法“戰時”概念從體例結構上、內容上更加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