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慧 ]——(2007-1-7) / 已閱71302次
論罪刑法定原則
程慧
[摘要] 罪刑法定原則是我國刑法所確立的基本原則，罪刑法定原則是啟蒙思想家反對封建專制刑法的產物，起源于著名的英國大憲章，而法國刑法典被認為是罪刑法定原則的直接淵源。最后指出了現階段我國適用該原則需注意的一些問題，希望今后有關人員在刑法罪刑法定原則的適用取舍與完善的問題上有更多新穎合理觀點的提出。
[關鍵詞] 罪刑法定原則 基本內容 人權 刑法權
我國于1997年10月1日開始實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第3 條規定: “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罰; 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 不得定罪處罰”，這就是我國刑法所確定的三大基本原則中的罪刑法定原則。
一、罪刑法定原則的理論基礎
罪刑法定原則的理論基礎十分豐富與精深，它是啟蒙思想家反對封建專制刑法的產物，其理論基礎在于三大原則:
1.啟蒙自由主義。洛克認為，人們原本生活在自然狀態中，在這種狀態之下人于人之間是自由平等的關系，根據自然法他們享有人生自由權和財產權，同時也不能侵犯他人的這些權利。但每個人的這種權利會受到他人侵犯。因此就需要制定一定的法律規范來保障他們享有的各種權利，為罪刑法定原則提供了根本的思想理論基礎。
2.三權分立說。孟德斯鳩認為，立法、行政、司法應該分立開來，各自行使自己的權力,不受其他機關的干擾。三權分立，使法官成為機械的適用法律的工具，從而限制了法官解釋法律。這樣既保障了人權自由，同時也避免了法官的擅斷，對罪刑法定原則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3.心理強制說。近代刑法學大師費爾巴哈認為，所有違法行為的根源都在于趨向犯罪行為的精神動向，動機形成源，它驅使人們違背法律，因此應建立制止犯罪的第一防線——道德教育;第二防線——求助于心理強制，從而達到預防犯罪的發生。
二、罪刑法定原則的內容
罪刑法定原則（也稱罪刑法定主義）在近現代已成為一項世界公認的刑法基本原則。罪刑法定的基本含義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我國刑法學的罪刑法定原則的不斷向前發展，經歷了從不實行到相對實行，由相對實行到絕對實行。罪刑法定原則本身也發生了許多微妙的變化，日益緊隨時代的進步而演繹出新的含義，目前，主要說來，它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成文法的明確性
刑法法律的制定必須條文規范明確。法律是肯定的、明確的、普遍的規范，在這些規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性的、不取決于個別人的任性的性質。明確性要求立法者必須具體的明確規定刑罰法規，以預先告之人們成為被懲罰的對象的行為。
（二）刑罰適當性
刑法適當性，又稱作適當處罰性，即指刑罰法規規定的犯罪和刑罰都應該被認為適當，這是針對法規內容而言的。刑法規定的適當，對某一行為作為犯罪規定刑罰有合理的根據。刑罰規定的犯罪，應順合以行為時確實是否需要刑罰處罰的刑法為前提。
（三）禁止適用事后法
禁止適用事后法即不允許在法律規范施行后對法規施行前的犯罪行為予以處罰，又稱為“刑法無溯及效力”。法無溯及既往效力，從而符合了“不知者無罪”這一俗語。罪刑法定原則要求必須預告由法律規定犯罪與刑罰并公之于眾，以便人們所遵守，但隨著刑法的不斷完善，其溯及力的確定多為采用從舊兼從輕原則,即在新法為輕的情況下刑法具有溯及力，這是保障人權的要求，也有利于維護社會的穩定和刑法的權威與統一性，實現刑法預防犯罪的目的。
（四）絕對禁止或排斥類推適用
類推推理是把刑法中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的事項，比照刑法中最類似的事項加以解釋的方法。在罪刑法定原則下，類推解釋將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內容“解釋”進去是與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精神相斥的，所以罪刑法定原則使得刑法的適用禁止類推推理，但刑法又是不斷與時俱進的法律規范，在禁止類推適用的范疇內發生了些許微妙的變化，即從完全否定類推到容許有限制的類推適用,即在有利于被告人場合容許類推適用，這也是罪刑法定原則的一重大進步。
（五）絕對禁止不定期刑，實行絕對確定的法定刑
隨著時代發展，社會變遷，刑法學說的進化，絕對罪刑法定的學說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不斷得到修正。絕對確定的刑種和刑期，會使法官只根據法條而不顧具體犯罪的社會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社會危害程度判處相應的刑罰，不利于刑罰的正確適用。若刑法中存在沒有規定刑期的自由刑，罪犯服刑期長短的權利完全由行刑機關掌握，這會喪失刑法保障人權的機能。所以法定刑或宣告刑都不允許絕對的不定期刑。因而從根本上應確立相對不定刑期，給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權，讓其考慮每一個案件的具體情況裁量刑罰，從而不偏斥于罪刑法定原則的內涵與本質。
（六）排斥習慣法的適用
刑罰僅僅只能依據成文法規，刑罰的根據只在于成文法，而不依據習慣，道德，風俗，民間法來決定。這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的當然結論。
三、我國罪刑法定原則的現實理論依據
（一）社會主義民主要求實行罪刑法定原則
民主是法治的前提與基礎, 法治是民主的體現與保障。在歷史與現實中, 沒有無民主的法治, 也沒有無法治的民主, 法所反映的應當是人民的公共意志, 由人民掌握主權的國家制定的, 是人民自己意志的記錄。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刑法即是由人民選舉的代表組成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來制定。由司法工作人員執行、司法工作人員執行刑法的過程, 就是實現人民群眾意志的過程，那么對于何為犯罪及如何處置犯罪必須由法律作出明確的規定，從而保證人民意志的實施貫徹，那么這也要求司法工作人員不能對刑法作不合理的任意解釋。
（二）實行罪刑法定原則是尊重人權的要求
行為人只有實施刑法規定的犯罪時才應受處罰, 并且只能在刑法規定的范圍內處罰的實質是注重平等地保護人權。為了保障人權, 既不致阻礙公民的行為自由, 又不致使公民產生不安感, 就要使公民事先能夠預測自己行為的性質與后果。因此, 刑法中應對什么是犯罪, 對犯罪應處以何種程度的刑罰必須事前作出明文規定。
（三）保障社會的安寧要求實行罪刑法定原則
罪刑法定原則使公民對于什么是犯罪，如何處置犯罪都有了一個非常明確的認識，繼而保障了其在現實生活中對犯罪及罪犯的遠離排斥，使得人們及整個社會實現長治久安有了國家強制力為保證。所以，公民要求有安寧的生活,就得遵守國家事先指定的各種行為規則, 依據行為規則生活既是公民的期待, 又是使社會安寧的必備原則。
四、我國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則的價值內涵與取向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和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個人的主體意識和權利意識也隨之進一步增強，人民需要罪刑法定，法治社會呼喚罪刑法定。因此，新刑法在第三條中莊嚴宣告了這一基本原則——“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罰；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罰。”這是一條有著中國特色的刑法規則。
我國的罪刑法定原則有兩個基本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其積極側面，就是對一切犯罪行為都要嚴格地適用刑罰權加以懲罰, 做到有法必依, 執法必嚴, 違法必究, 其基本精神是嚴肅執法, 懲罰犯罪, 保護人民, 強調的是刑法懲罰犯罪的積極擴張的機能。第二個方面是消極側面，其基本含義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 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這兩個方面的基本精神都是防止國家刑罰權的濫用, 以保障人權。從這個意義上講，正確適用刑罰權，懲罰犯罪，保護人民，這是第一位的；防止刑罰權的濫用，以保障人權，這是第二位的。
我國的罪刑法定原則其價值導向是體現著政治國家的“社會保護”和“個人權利保護”價值理念兼顧。這是由我國的民主與法治邏輯和理論前提決定的——我國的法律包括刑法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基礎上的。
從上述的罪刑法定原則的產生背景及價值內涵來分析, 刑事立法者在刑事立法中所確定的罪刑法定原則應具有下列價值取向: 第一, 罪刑法定原則價值內涵限制社會本位和權力本位的價值取向。罪刑法定原則的首要目的就是為了預防和懲罰犯罪，保護人民。“法不禁止皆自由”是近年來我國法理學界積極倡導的理念。第二,罪刑法定原則價值內涵體現刑法的謙抑精神, 罪刑法定原則與刑法謙抑精神是相互溝通與調劑的。刑法謙抑精神包含刑法的補充性、片斷性和寬容性。社會生活中的犯罪形態是多種多樣的，而且是隨著時代的不斷前進而不斷變化的，所以刑法不可能把全部的犯罪都囊括在現有的條條框框內，這就需要刑法具有補充性、片斷性和寬容性，從而達到刑法預防犯罪的作用。一方面要求刑事處罰有必要和合理的根據, 禁止處罰不正當和無必要處罰的行為。另一方面就相對化而言, 就是實現嚴格規則和自由裁量的結合。
五、罪刑法定的一些具體應用
現今社會上有一種普遍的“亞道德”現象。社會學上所謂的“亞道德”（又稱“次道德”），是一種處于道德與不道德間的“道德”，是指違法者在實施不法行為中遵守“職業道德”，盡量給社會和他人減少損失。這里就用罪刑法定原則和犯罪構成理論來分析一下這種“亞道德”行為的法律性質。
罪刑法定原則是刑法規定的首要的基本原則，其背后蘊涵的的法律價值是打擊犯罪，保障社會的公共利益和其他個人利益，進而維護良性的社會秩序。根據犯罪構成理念，當某種行為符合特定的犯罪構成，且不存在阻卻罪名成立的法定事由，理應依法定罪處罰而沒有任何回旋的余地。現在，以某領導為了扶貧而受賄為例來分析一下。刑法規定，受賄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從刑法對受賄罪的界定看，受賄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從主觀方面看，受賄罪只能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即主觀上具有接受賄賂的意圖。受賄罪的主體是國家工作人員。
無論是為了扶貧還是為了更高尚的理由而受賄，只要符合受賄罪的法定構成要件，理應定罪處罰。罪刑法定原則的一個派生原則是刑法內在地排斥習慣法和刑法之外的道德標準的適用；“亞道德”作為法律之外的道德標準顯然不能代替僭越行為的刑法評價。因此，依據罪刑法定原則和犯罪構成理論，即便是動機高尚的犯罪行為這種“亞道德”行為，只要符合犯罪的構成要件理應成立犯罪。
六、我國刑法有關罪刑法定原則的主要問題
第一，刑事法律要遏制的不是犯罪人,而是國家。也就是說,盡管刑法規范的是犯罪及其刑罰,但它針對的對象卻是國家。這就是罪刑法定主義的實質,也是它的全部內容。” 我國刑法典第3 條從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面對罪刑法定原則進行表述,是積極的罪刑法定原則和消極的罪刑法定原則的統一。這樣在價值取向上,正確運用刑罰權懲罰犯罪,保護人民,這是第一位的;而防止刑罰權的濫用以保障人權,則是第二位的。這顯然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則應然的價值取向,有悖于世界各國對這一原則表述方式的慣例。
第二,刑法典第3 條造成了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不協調的局面。“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罰。”這就表明立法者要求對于觸犯刑法明文規定的犯罪行為,一律得依照法律規定定罪處刑,而不得考慮到其他情況加以例外。即,行為符合刑法的規定是對行為人定罪處刑的充分條件。而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5 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責任,已經追究的,應當撤銷案件,或者不起訴,或者終止審理,或者宣告無罪: ……，即法律規定犯罪只是處罰行為的必要條件。刑事法的實體法和程序法出現不銜接的地方,破壞了整個法律體系的統一性。
第三,我國刑法第3 條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而罪刑法定原則的必備內容——“刑法效力不溯及既往”卻不能從我國刑法典第3 條中找到，所以立法者應重視這個問題并加以解決，在刑法規范中使我國刑法罪刑法定原則的內容完整而連貫。
第四,從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面表述罪刑法定原則,除了在價值取向上存有問題,也違背了立法的簡約性原則。刑法典畢竟不同于刑法教科書,講求規范的有限度性和簡明性。
另外，在司法過程中，有關人員對刑法與刑罰的適用也有許多與罪刑法定原則想背離或沖突的地方。我認為，解決這一矛盾，應在不斷完善刑法立法的基礎上，注意以下兩點：(1)“兩高”的司法解釋應加強統一規范,不應因利益的沖突而導致法律解釋的不一;更重要的是對法律規定不甚明確的,應以罪刑法定原則為指導,作出符合立法精神的解釋。(2) 合理使用自由裁量權。“情節嚴重”、“其他方法”等刑法規定,賦予了執法者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出入人罪往往在罪與非罪界線模糊時發生。因此須慎用這一自由裁量權, 依法保障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
七、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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