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景仲 ]——(2007-1-8) / 已閱15183次
立法的哲學思考
————自由意志的視角
田景仲
[內容摘要] 中國法學自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到目前發展已有20多年。我們確實頒布了不少法律，而且也順應了時代發展的需要。但是，對于立法本身的思考方面，卻顯得有些不足。而自由意志作為法的核心，為在哲學層面上去幫助我們思考立法搭建了一個很好的平臺。
[關鍵詞] 立法；哲學思考；自由意志
“法院是法律帝國的首都，法官是帝國的王侯，但卻不是它的先知或預言家。如果哲學家們愿意的話，制定法律自身的目標，即在我們的法律之內或法律之外制定更完美的法律形式，這個任務就落在了哲學家們的身上。”
——————羅納德•德沃金
一、法——自由意志的定在
黑格爾將“自我規定的普遍性”看成“意志”、“自由”。“自由意志”由于是以“無限形式的自身”作為“其內容、對象和目的”的，所以它不僅是“自在的”，而且是“自為的”。 “自由意志”是黑格爾法哲學的起點。他認為“法的基地一般說來是精神的東西，它的確定的地位和出發點是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就構成法的實體和規定性。至于法的體系則是實現了的自由王國，是從精神自身產生出來的，作為第二性的那精神的世界。”[1]（p10）“自由即意志的根本規定”。[1]（p11）黑格爾繼而強調：“意志只有作為能思維的理智才是真實的、自由的意志。通過思維把自己作為本質來把握，從而使自己擺脫偶然而不真的東西，這種自我意志，就構成法、道德和一切倫理原則。”[1]（p31）從而引申出：“任何定在，只要是自由意志的定在，就叫做法。所以一般說來，法就是作為理念的自由。”[1]（p36）
我們知道，意志的活動在于揚棄主觀性和客觀性之間的矛盾而使它的目的由主觀性變為客觀性，并且即使在客觀性中同時仍然留守在自己那里。“除了在其中客觀性只是作為直接現實而存在的那意識的形式方式以外，這種活動是理念實體性內容的本質的發展。”[1]（p36）在此，黑格爾批判了康德在其《法學導言》 所給出的定義，康德的要點為：“限制我的自由或任性，使它能夠依據一種普遍規律而與任何一個人的任性并行不悖。”黑格爾指出，這個定義一方面只包含否定的規定，即限制；而另一方面它所包含的肯定的東西——普遍規律或所謂理性規律，一個人的任性和另一個人的任性的符合一致——則歸結為人所共知的形式的同一性和矛盾律。這一原則一旦得到承認，理性的東西自然只能作為對這種自由所加的限制而出現；同時也不是作為內在的理性東西，而是作為外在的、形式的普遍物而出現。他認為這種見解完全缺乏思辯的思想，而應該為哲學概念所唾棄。
在筆者看來，立法者們無非是將一種意志，不管是統治階級的意志還是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集中起來，把具有與此相關知識的人組成一個團體，在技術化和專業化的前提條件下進行歸納、總結，使這種意志以一種比較完美的書面表達形式呈現在每一位國民的面前，使其為廣大國民的共同福祉服務的同時，也使大多數人的自由意志得以現實的外化。因此，與其說立法是一種世界觀的反應，倒不如說其更具有一種方法論上的意義。
二、立法——自由意志現實性的外化
法治理想國的前提條件就是首先要有理想的法律。這里的法律當然是指實在法，而非應然層面的法。我們知道，在《理想國》中，柏拉圖認為，最理想的政治就是賢人政治，他主張一個有智慧和有治國知識的哲學家當國王，而不是只靠法律來統治。柏拉圖顯然是在看到法律有太多的缺陷和不足以后才有此奇想的。假如當初的法律都是按照公正的理念而制定，情況則另當別論。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立法永遠也少不了人的因素特別是人的自由意志。這就把問題推給了我們的立法者們，應該秉著什么樣的原則和理念和原則立法，才能達致理想的法律呢？
首先，立法者在立法時應充分考慮到法律的效力。制定出的法律，如果不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則如同沒有制定一般。對此，德國法哲學大師拉德布魯赫說：“法律的設置必須服務于一種意志，對每一種與之背道而馳的法律觀，都可能執行這種意志”，“社會或國家的每項個別法律命令，只有在它不‘純粹停留在紙上’時才能被視為‘有效的’法律。此外，即使法律或許也由于違法行為列外地被打斷，它仍會成為一種生活的規則。只有這種法律，同時也包括一切由有法律設置資格的意志所設置和執行的法律，方是有效的法律。”
其次，規則制定者們應該隨時想到，他們所立之法并非其個人意志的體現，而是人民公意的體現，是整個國家意志的體現。“任何法律都是站在國家的立場上進行道德宣示，統治者必然通過國家意志的形式來確認社會的公共道德準則，來維護統治階級的基本道德原則。” 但法律有時應該盡力避免為了政治意圖而犧牲大多數人的意志，法治社會應堅決排斥把法律淪為政治的工具。因為，當立法與政治的意圖聯系在一起的時候，它更多的是體現當權者個人和集團的意志。立法者制定規則的立法意圖是什么，這問題很重要。實際上，立法者們常常傾向于以“代表性意圖”取代“大多數立法者的意圖”，要他們在二者之間做出合理選擇實在是太難了，因為有時候權衡取舍是在少數幾個人之間完成的，這時，個人意志無疑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但是，立法者別忘了他們是代表人民立法，他們的立場應該是國家和社會的，而非偏向個人道德與信仰，他們代表的絕不是任何具體的、私人的意圖，而是抽象的一般人的意圖，一個合理的人出于理性的思考。正如馬克思所言：“立法者應該把自己看成一個自然科學家。他們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發明法律，而僅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關系的內在規律表現在有意識的現行法律之中。如果一個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來代替事情的本質，那么我們就應該責備他極端任性。”
再次，那么法律如何才能成為一種普遍的意志從而達致普遍的效力呢？一項規則要獲得人們普遍地遵從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依靠外在的力量強制人們去遵從，在這種情況下可以不考慮規則內容上是否公正；另一方面就是由內到外的公正從而成為具有終極價值的普遍一致的行動指南，此時，人們自愿去遵從。當然，后者乃人們所愿。這需要規則制定者們解決這樣一個問題：怎樣才能使一項規則脫離其個別的、具體的形態而上升到“類”的高度呢？規則的制定者無疑是不能拘束于一人一事，因此，規則應該是抽象的。哈耶克認為：“抽象規則在大多數特定事實不為人知的世界里具有行動指南的意義”。他說：“首先，大社會中所有那些真正具有社會性的東西在某種程度上必定是一般且抽象的；其次，這些一般且抽象的東西只會限制而不完全支配我們的決策。”他既而認為：“人民之所以能夠成為同一個文明的成員并能夠在一起和平的生活和工作，實乃是因為在追求他們各自的目的的過程中，那種驅使他們追求具體結果的金錢驅動力也受到同樣的抽象規則的指導和約束。如果說情緒和驅動力告知了人們自己想要的東西，那么約定性規則則會告知他們以何種方式才能獲得允許他們得到這種東西。行動（action）或意志行為(act of will)，始終是一個特定的、具體的和個別的事件，而知道這種行動和意志的共同規則則是社會的、一般的、具體的和抽象的。”因此他說：“盡管從個人在追求相似的東西這個意義上將講有著相似的欲求，但是一般來講，這些東西本身都是一些各不相同的特定事物。個人間關系之所以能夠得到協調并能夠被融入一個共同且持久的社會模式之中，實是因為他們是根據同樣的抽象規則對這些不盡相同的特定情勢進行回應。”
最后，規則的制定者們還應該隨時記住，立法時應該充分考慮當前的實際情勢，正如《法國民法典》對于希臘人是沒有用的。法律亦需要培育的土壤，脫離現實生活，法律便無生命力可言。這需要把哲學與社會學聯系起來，因為毫無疑問，任何立法都是相對于有限、暫時的事物而言的。沒有永恒的規則，法律應隨時因勢而變。企圖制定萬古不變的規則是絕對不可能的。規則生于歷史與未來的結合處。對規則產生的根源進行探求，甚而去演繹規則未來的發展趨勢，這是很必要的。而要做到這樣恐怕也是極不容易的，立法者們有時得尋根究底地探求法律規則的演變歷史，而不可能對規則由來的歷史不聞不問。
三、立法的再思考
作為大陸法系的一支，我們的立法一直逃脫不了德國的模式。就如黑格爾追求一種絕對精神、絕對概念以及終極理性一樣，我們似乎也學會了從概念到概念，從思辯到思辯的習慣，很多法律不是通過大量的采集資料、實地調查來制定的，而是所謂的立法家在書房冥思苦想或者在所謂的立法會場上討論出來的。殊不知，法律應該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生活。筆者很欣賞黑格爾看到了法里面人的意志因素，因為這是法的一種本質所在。但是，我反對就法律論法律的思維模式。追求一種思辯的樂趣和形式上的完美是他致命的弱點。所以《德國民法典》相對于《拿破侖法典》來說，顯得極其抽象、晦澀，讓普通民眾看不懂，這樣怎么能像后者那樣，能夠讓法國農民在煤油燈下誦讀其之理想場面。
社會公正是人們普遍認同并追求的崇高社會價值，也是立法者通過法律法規努力想實現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首先，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法律法規是協調處理社會矛盾的特殊手段。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這一時期既是黃金發展期，也是矛盾凸顯期。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和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利益的急劇分化和利益格局的廣泛調整，使社會矛盾呈現復雜多變之勢。為緩解社會矛盾，可以通過政治、經濟、行政、道德等手段引導或干預，但是，對于那些反復出現帶有普遍規律性的矛盾，法律法規以其規范性、強制性、普遍性等特點，具有其他社會手段不可代替的作用。
其次，法律法規調處社會矛盾就是從相互利益沖突中尋求最佳平衡點，以求實現社會矛盾的辯證統一。我國現實生活中出現的諸多社會矛盾，盡管表現形式不同，其實質都是相互利益關系的沖突，且大多屬人民內部矛盾，是黨和國家與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前提下的矛盾，因而它們又相互依存，具有矛盾的同一性，運用法律法規調處社會矛盾，既不可放棄原則，盲目中庸調和，也不可主觀輕率地肯定某種利益或否定某種利益，而應當堅持實事求是，抓住矛盾的本質及其規律，努力尋求既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又兼顧其他階層利益的共同點，即社會矛盾最佳平衡點，實現法律法規的社會公平正義。
最后，法律法規調處社會矛盾所尋求的最佳平衡點是社會公正的體現，同時又是相對真理向絕對真理的無限發展過程。真理是客觀的。立法活動通過在相互利益沖突中尋求最佳平衡點，體現其公正性，符合社會客觀實際及其規律，代表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然而真理又是相對的，法律法規的社會公正也是相對的：其一，它是一定時期社會生活的反映，具有明顯的時代色彩；其二，它建立在現實社會經濟基礎之上，不能超越現實社會經濟條件范疇；其三，社會各階層利益訴求的差異，使其不可能達到每位社會成員的期望值；其四，只能調整現存社會矛盾，難以阻止新的矛盾出現。因此，立法者要堅持與時俱進，法律法規出臺后應適時修改，不斷完善。
總之，由于人類有著區別于其他動物的自由意志，故而是理性的動物。人類自己為了建立一種有秩序、各得其所的社會以便更好的生存與發展，就在制定這種游戲規則的時候，法律成了我們當代社會的首選。因此，立法永遠也脫離不了人的因素，即使是在法治的社會也是如此。所以，我們應該從人性的角度不斷對立法本身進行思考，使其不至于成為僵死的教條，而是一種擁有真正融于生活且具有頑強生命力的自由意志的現實定在。
參考文獻：
[1] [德] 黑格爾著：《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1版。
[2] [美] 德沃金著：《法律帝國》，李常青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
[3] [德] 拉德布魯赫著：《法學導論》，米健、朱林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
[4] [英] 費里德利希•馮•哈耶克著：《法律、立法與自由》（第二、三卷），鄧正來、張守東、李靜冰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年版。
[5] 曹剛著：《法律的道德批判》，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單位：西南民族大學2005級法學理論法哲學方向碩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