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寧 ]——(2002-1-4) / 已閱24141次
為解決上述矛盾，筆者建議，對《行政處罰法》第45條、《行政訴訟法》第44條以及《行政復議法》第21條必須增加一款為：“對吊銷企業法人營業執照的行政處罰，當事人有權申請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當事人在法定期間內既不申請復議又不提起行政訴訟的，或者申請復議、提起行政訴訟后仍然維持原處罰決定的，企業登記主管機關應當予以公告，吊銷企業法人營業執照的行政處罰決定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第五、關于企業法人被吊銷營業執照后，其有關清算方面所存在的問題。
我國《民法通則》第40條明文規定：“法人終止，應當依法進行清算，停止清算范圍外的活動。”《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第33條也規定：“企業法人被吊銷營業執照，登記主管機關應當收繳公章，并將注銷登記情況告知其開戶銀行，其債權債務由主管部門或清算組織負責清理。”
然而在現實經濟生活中，許多企業并沒有主管部門，或者雖有主管部門但其對清理事宜卻不聞不問，而被吊銷營業執照的企業也拒不成立清算組織對其債務進行清理。在這種情況下，債權人不僅索債無門，就連準備對其提起民事訴訟，也因欠債企業已被吊銷營業執照而找不到一個明確的“被告”，導致訴訟無法進行。于是，這些企業所欠他人的債務往往也就不了了之。
一般說來，對于贏利企業，恐怕是沒有誰愿意被吊銷營業執照的；但對于那些虧損大戶、資不抵債的企業來說，如果登記主管機關吊銷了其營業執照，也許他們還求之不得呢。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若登記主管機關盲目地對欠債企業實施吊銷營業執照的行政處罰，不僅起不到一點懲戒的作用，甚至還有一種“助紂為虐”的味道，因為我國法律對企業法人終止后，其拒不成立清算組織進行清算而應承擔的責任，沒有作出任何規定。
筆者認為，在本案中，紅山花公司被吊銷營業執照后，法院以電扇廠未組織清算為由而判令其承擔民事責任，實際上是沒有法律依據的。但是，電扇廠作為紅山花公司的投資開辦者，在紅山花公司被吊銷營業執照的情況下，如果其拒不履行依法成立清算組織進行清算的義務，而無須承擔一點責任的話，那么，對于債權人來說，則是顯失公平的。
綜上所述，為彌補我國法律在企業法人終止后關于清算問題上所存在的這一嚴重缺陷，使法院審理案件真正做到有法可依，筆者建議，當前迫切需要制訂一部《企業清算法》，對企業法人終止后其債權債務的清理制度予以規范。所謂“企業法人終止”，不僅僅包括被吊銷營業執照，還包括強制撤銷、自行歇業、自動解散等其他情形。要么規定，當企業法人終止后，負有組織清算義務的企業主管機關或其投資者拒不履行法定義務的，則由該主管機關或投資者承擔其民事責任；或者也可借鑒《公司法》第191條的規定，當欠債企業沒有成立清算組織時，債權人可以申請人民法院指定有關人員成立清算組，進行清算。當然，這種“申請指定成立清算組”的法律制度，也還須在申請主體、申請程序、法律責任等方面進一步予以完善。另外，清算組織成立后，對于其工作程序和監督機制也要作出明確具體、可操作性強的規定，以防止清算組織濫用職權，轉移資產，損害債權人的利益。
第六、關于不符合法定條件的當事人以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的手段而騙取行政機關向其頒發有關行政確認、行政許可性質的文書、證照的，法院對該文書和證照的效力應當如何認定的問題。
本案在訴訟過程中，另一法院在審理與本案有關的另一宗民事案件時認為，“九洲公司為達到增加注冊資本的目的，利用汽車出租公司工作人員的疏忽，用欺騙手段，獲得了該公司加蓋了公章和財務章的空白表格，在未征得該公司同意的情況下，擅自將其投資中方振華公司變更為汽車出租公司，此后又向有關部門提出了增加注冊資本的申請報告，并獲得批準。”據此，該院認為，九洲公司擅自變更股東及增加注冊資本的民事行為“不受法律保護”，并判令其在10日內向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辦理撤銷汽車出租公司為其股東以及不實增資登記的相關手續。
一般說來，行政確認和行政許可是現代國家依法進行行政管理，維護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的一種重要手段。它通過對行政相對方的法律地位以及權利能力的確認和許可，不僅有利于保護相對方的合法權益，同時也為法院的審判活動提供準確、客觀的處理依據。
但在現實生活中，類似于九洲公司以欺騙手段騙取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對企業的登記注冊事項予以變更的現象十分常見，如向房地產管理機關騙取房產證、向民政機關騙取結婚證、向司法公證機關騙取公證文書、向公安交通管理機關騙取機動車行駛證等，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司法實踐中，就常常碰到這樣的情況：法院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查明，當事人并非爭議標的物的權利人，或者當事人并不具備享有某種權利的法定條件的，而當事人卻持有行政機關向其頒發的對該權利明確予以確認或許可的相關文書、證照的，那么這時，法院應當如何認定這些文書和證照的法律效力呢？
因立法機關對此問題并沒有作出統一的規定，故法院在對此問題的處理上也做法各一。有的依照“以事實為依據”的立法原則，對當事人所持有的有關文書和證照認定為無效；也有的本著“尊重行政機關行使職權”的精神而將其認定為有效；還有的采取折衷的態度，既不言明有效，也不言明無效，而是責令當事人向行政機關申請辦理撤銷手續，如本文剛才所提到的某區人民法院即是采用的這一方式。
筆者認為，對由行政機關所頒發、但又存在著某些瑕疵的文書和證照，法院應該如何認定其效力的問題，涉及到如何處理行政權與司法權的關系問題。為此，筆者的意見傾向于采用司法建議的形式，而不主張對其直接予以否定。很顯然，如果法院對行政機關依職權所制作的法律文書、頒發的各種證照的效力可以直接予以否定的話，則使行政機關處于一種十分尷尬的地位，也不利于其對社會公共事務進行管理。因此，筆者建議，在將來修訂《民事訴訟法》時，一定要對該法第103條所確定的“司法建議”制度予以補充和完善，規定：對于行政機關依職權所制作的法律文書、頒發的各種證照，法院必須承認其效力；若法院在審理過程中查明該文書或證照所載明的事項與事實不符，或當事人不具備領取證照的法定條件的，法院可建議該行政機關對有關文書、證照予以撤銷，如該行政機關在一定期限內不予撤銷或不予答復的，法院有權提請其上級行政機關和有關監察機關對這一問題作出裁決和處理。上級行政機關所作出的裁決，法院應當予以認定。
第七、關于民事判決中的利害關系人能否享有申訴權的問題。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本文前面曾提到過的“某區人民法院”在同一判決中還認為，“會計師事務所未嚴格審查委托人而出具驗資報告，使得九洲公司的不實注冊登記參加了年檢，侵犯了汽車出租公司的合法權益，其上述審計、驗資行為屬無效民事行為，應予撤銷。”
筆者認為，我國《注冊會計師法》第42條明文規定：“會計師事務所違反本法規定，給委托人、其他利害關系人造成損失的，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我國《公司法》第219條也規定：“承擔驗資的機構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的，沒收違法所得，處以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并可由有關主管部門依法責令該機構停業，吊銷直接責任人員的資格證書。”我國《刑法》第229條還規定：“承擔驗資、驗證、會計、審計等職責的中介組織的人員故意提供虛假證明文件，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這些法律對會計師事務所提供虛假證明文件所應承擔的責任作出了明確具體的規定。
但是在本案中，由于法院違法“撤銷”了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驗資報告，使得利害關系人無法追究其民事責任，甚至連上述法律對會計師事務所濫用審計權而應承擔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所作的規定也落了空。
對于某區人民法院的這一錯誤判決，由于利益因素的作祟，故無論是作為原告的汽車出租公司，還是作為被告的九洲公司和會計師事務所，他們當然都是表示滿意的，唯一不服此判決的只有信托公司，但由于其并非該案的當事人，因而對該案既不享有上訴權，也不享有申訴權。
筆者認為，我國《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了上級法院和檢察院對下級法院所作出的判決和裁定，若發現其確有錯誤的，有權依照審判監督程序對該案予以再審或提出抗訴，但實際上，如果沒有當事人或其他第三人對有關判決和裁定提出異議，面對檔案室中那浩如煙海的卷宗，上級法院和檢察院是根本無法對個案進行監督的。
為解決這一矛盾，筆者建議，在將來修訂《民事訴訟法》時，一定要賦予利害關系人以申訴權，無論該利害關系人是否已作為案件的第三人，其都有權向上級法院和有關檢察機關提出申訴。
第八、關于企業開辦者的出資未到位或者未完全到位的有關證據，應當由誰承擔舉證責任的問題。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64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按照這一規定，若信托公司要求電扇廠承擔責任，就必須向法院提供電扇廠在開辦紅山花公司時，其根本就未投入自有資金或實際投入的自有資金未達到注冊資金的數額。
但在實際操作中，因所有會計憑證均掌握在作為被告的電扇廠手中，他們根本就不可能把它交給作為原告的信托公司。因此，要求由原告向法院提供企業的開辦者未投資或投資未到位的證據在實踐中是根本行不通的。雖說法院有時也可責令被告向法院提交有關證據，但由于畢竟不是強制性的義務，實踐中，法院不責令被告提供證據的或者被告拒不提供證據的，原告仍要承擔不能舉證的法律后果。此外，“投資不到位”即本身就不存在的東西，叫原告如何提供呢？
實際上，為解決原告在某些特殊案件中所存在的舉證困難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在其發布的《關于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中確立了一條“舉證責任倒置”的原則，即“對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被告否認的，由被告負責舉證。”該意見第74條共列舉了在五類侵權案件中，由被告負責舉證，即：“1.因產品制造方法發明專利引起的專利侵權訴訟；2.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3.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4.建筑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5.飼養動物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
筆者認為，在司法實踐中，原告無法提供證據或者提供證據比較困難的情況十分常見，如勞動糾紛、醫療事故糾紛、產品質量糾紛等，遠不是上述五種情形所涵蓋得了的，除投資是否到位的證據也應由被告提供外，立法機關還應在總結審判經驗的基礎上，對所有存在著原告無法提供證據或者提供證據比較困難的案件，均規定由被告負舉證責任，而不應將“舉證責任倒置”的原則僅僅限定在侵權訴訟之中。
第九、在借款糾紛案件中，關于債務人在其債務逾期后，又分多次予以償還，但未對其每次所償還的款項是本金、利息，還是違約金作出具體約定的，法院應該如何處理的問題。
在司法實踐中，這一問題也常常是雙方當事人糾纏不休的問題。如本案中，九洲公司在其200萬元的借款逾期之后，經信托公司的不斷催索，其分八次共計還款101萬元，但雙方未對每次還款的性質作出約定。那么，九洲公司所還的這101萬元，到底是先沖抵本金，還是先沖抵利息，亦或是先沖抵違約金？很顯然，不同的處理方式，會導致截然不同的計算結果。
關于這一問題，我國剛剛頒布但尚未實施的《合同法》有所提及。該法第205條規定：“借款人應當按照約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對支付利息的期限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依照本法第61條的規定仍不能確定的，借款期間不滿一年的，應當在返還借款時一并支付；借款期間在一年以上的，應當在每屆滿一年時支付，剩余期間不滿一年的，應當在返還借款時一并支付。”這一規定僅僅表明，利息“應當在返還借款時一并支付”，卻沒有解決當債務人所償還的款項尚不夠借款本息時，是先沖抵本金，還是先沖抵利息的問題，也沒有對違約金應該如何支付的問題作出回答。眾所周知，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銀發[1996]第156號文和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法釋[1999]第8號司法解釋的規定，當債務人逾期還款時，債務人應當按其所欠債務總額的日萬分之四向債權人支付違約金。
為解決立法者制定《合同法》時在這一問題上的疏漏，筆者建議，在將來制定《合同法》的實施細則時，一定要對利息和違約金的支付問題作出詳細的規定。
第十、關于在經濟審判中，法院應當嚴格執行“刑案移送”制度的問題。
關于“刑案移送”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曾多次聯合作出過相關規定。特別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4月9日發布的《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1998]7號）中對有關“刑案移送”制度作出了更加詳細的規定。如該規定的第10條明文規定：“人民法院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與本案有牽連，但與本案不是同一法律關系的經濟犯罪嫌疑線索、材料，應將犯罪嫌疑線索、材料移送有關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查處，經濟糾紛案件繼續審理。”其第11條還規定：“人民法院作為經濟糾紛受理的案件，經審理認為不屬經濟糾紛案件而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裁定駁回起訴，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
但在司法實踐中，因進行民事訴訟而導致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例少之又少，許多法官本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而不予移送有關犯罪嫌疑的線索和材料，更有甚者，少數法官竟把 “移送”作為威脅當事人的一個極好借口，以迫使當事人不得不四處“活動”而獲得某種利益。筆者認為，得不到貫徹執行的所謂“規定”，也是立法的重大疏漏之一，其規定與否，并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
就本案而言，至少涉嫌下列罪名：如虛報注冊資本罪、虛假出資罪、抽逃出資罪、提供虛假財會報告罪、違法發放貸款罪、中介組織人員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等等。但在司法實踐中，很少有因觸犯上述罪名而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例。
筆者認為，法官之所以怠于移送刑案，與其移送與否不受任何監督且不承擔任何責任有直接的關系。行政執法人員拒不移送刑案的，尚且要承擔刑事責任（《刑法》第402條有明確規定），而作為國家審判人員的法官，其拒不移送刑案的，卻無須承擔任何責任，不管怎么說，這都不太公平。為此，筆者建議，一定要盡快將“刑案移送”制度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同時對那些拒不移送刑案的有關法官，其到底應該如何承擔法律責任，也要作出相應的規定。此外，加強執法監督，應該成為立法機關常抓不懈的重要任務。(約97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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