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剛 ]——(2007-3-1) / 已閱13796次
論離婚協議中確認的
第三人債權的法律效力
評張在香訴于琦民間借貸糾紛一案
煙臺市牟平區人民法院 韓剛 韓偉*
案情：張某之女王某與于某于2001年5月份登記結婚。在婚前，于某為個人上學、調動工作等向原告借款32500元。王某與于某在2003年協議離婚。離婚協議主要內容有：第一，雙方登記后沒有舉行結婚儀式，所以沒有共同財產……；第四，于某借張某共計45000元用于2001年6月份前于某本人轉戶口、調動工作、讀書等費用，以及2002年5月份購買摩托車等花銷；此外于某自愿自2005年3月份起直至2008年3月份還清欠張某的借款。為索要該筆欠款張某將于某訴至人民法院，要求于某立即付清借款45000元。在訴訟中，張某向法院提交部分借條作為證據之余，還提交了其女王某與于某所達成的離婚協議作為證據，以證明被告向其數次借款的事實及借款數額。但張某提交的借條只能證明婚前32500元借款關系存在。于某則主張，其為達到與張某之女王某離婚的目的，才與原告之女達成了欠原告45000元的還款協議。該協議中的欠款是對原告及其女兒的一種補償;其還認為，其中借款為夫妻共同債務，申請追加原告之女作為共同被告，共同償還。
審理結果：法院認為，王某與于某達成的書面協議合法有效。該協議證明了于某婚前向張某借款32500元，婚后向張某借款12500元的事實。但協議在未征得債權人張某的同意就該債務的還款時間及在債務人王某與于某之間的分配數額所作的約定對張某無約束力。在時效期內，張某對王某的婚前借款32500元，可隨時主張權利；王某婚后借款12500元，應為王、于二人的共同債務，張某可向王某一人或王、于二人共同主張權利。對于某要求追加王某為共同被告的主張，理由不當，法院不予支持。遂判決于某于判決生效后10日內付清欠張某的借款45000元。
案件分析：
本案所涉及的民事法律關系是通過婚姻關系而確立的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關系，即為第三人設定了債權。其所涉及的主要問題是王某與于某達成的離婚協議對第三人張某的效力如何？筆者認為離婚協議系夫妻二人所為的協議,其中對財產及債權、債務的分擔對夫妻二人有約束力，因該協議是在債權人不知情的情況下作出，其對債務所作的分擔及還款時間，可能損害債權人的利益，所以該協議對第三人沒有約束力。但是，債權人在訴訟中以離婚協議中確認的債權關系及數額作為證據提交法庭，法庭不應全都認定無效。如本案，離婚協議為張某設定了權利（確定了其債權總額，且總額多于其有證據證明的總額），從保護第三人的原則看，只要第三人對該協議不提異議，該協議確認的債權關系及數額可以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證據，認定有效。下面本文從三個方面予以闡述。
一、離婚協議對第三人效力問題
該離婚協議主要內容包括：第一，雙方登記后沒有舉行結婚儀式，所以沒有共同財產……第四，被告借原告共計45000元用于2001年6月份前被告本人轉戶口、調動工作、讀書等費用，以及2002年5月份購買摩托車等花銷。此外，被告自愿自2005年3月起，按期歸還約定數額，2008年3月份清償完畢。
第一、王某、于某達成的離婚協議系雙方真實意思表示，該離婚協議有效，其中對財產分割及債權債務的負擔問題作出的處理對二人之間有法律上的拘束力。
第二、該離婚協議對王、于二人效，但二人不能以此來對抗其他債權人。我國一直堅持婚姻關系案件（包括在民政部門協議離婚）的處理不允許第三人參加的原則，所以處理夫妻財產、特別是處理對外共同債務的負擔問題時，真正的債權人往往處于不知情或不能表達自己意見的地位，這對債權人非常不利。如夫妻二人通過離婚協議將共同財產由一人享有，而將共同債務由另一人承擔，惡意逃債，損害債權人利益。所以，對夫妻共同債務，當事人未經債權人同意而改變債的性質，約定由一人償還或由當事人約定分擔的數額或比例，這樣的約定只對當事人雙方有約束力，對債權人不產生法律效力。
第三、離婚協議中于某對某些事實的承認是否可在張某對于某的訴訟中作為對張某有利的證據，證明45000元借款關系的存在？對此，我國法律并未規定，原告在訴訟中提出此份證據材料作為書證并無問題，而且被告亦未提出證據表明其在離婚合同中所作出的意思表示不真實；并且，此份離婚合同中確認了原告對被告45000元債權的存在。實質上，此份離婚合同為混合合同，既具有婚姻法上的離婚內容，也具有民法上的設定民事法律關系的內容。該協議中的離婚內容對本案作出裁判所需要認定的事實基礎并無用益，而對裁判具有積極意義的是合同中的設定民事法律關系的內容。
對于設定民事法律關系的內容，在民事實體法上也可以理解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雖然民法上的有名合同一般均為要因民事法律行為，但是債務拘束合同，即不標明原因（清償借款）的一方負擔合同，屬無因行為。 所以，對于此份合同效力的認定不必考慮訂立的原因，因此，被告主張其為達成與王某離婚的目的而訂立此合同，不論是否真實、能否得到證明，對證據的認定而言，都無意義。
實質上，債權人張某提交離婚協議作為證據，其目的是為了證明45000元的債權數額，而不是證明其對離婚協議全部內容的認可，在被告不能提出反證證明其意思表示不真實的情況下，原告提出的此份書證具有形式上與實質的證據力，被告應承擔此項證據所引致之不利后果，即此份合同所確定之45000元借款數額及借款關系在法律上存在。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雖然其為無因行為，但是基于無因行為而取得財產的，得為不當得利請求權的客體，對于此問題，由于案件中被告也未提出這種訴訟請求，所以不告不理。如果被告提出此項主張，則會引起一項反訴，當然，被告也可以嗣后重新再提起一個不當得利返還的民事訴訟。
二、45000元借款的性質問題
從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離婚協議可以證明原、被告之間存在45000元的借款關系。但是這45000元借款性質是什么樣的？
我國新婚姻法中采取的法定財產制與約定財產制兩者并行的規則，在兩者間的關系上，約定財產制效力優先，可以排除法定財產制的適用，但這種效力優先是以婚前或者婚姻關系存續中作出財產約定為前提，所以，在本案中，由于原告之女與被告未作出可以排除法定財產制適用的有效約定，對其財產仍然適用法定財產制。
于某與王某在離婚協議中約定“因雙方登記后沒有舉行結婚儀式，所以沒有共同財產”是否有效？在該約定中存在這樣一個因果推論，因為雙方未舉行結婚儀式，所以沒有共同財產，即沒有共同財產的原因是雙方未舉行世俗婚禮。即使認定這項約定可視為有效的財產約定，但是此種因果關系在法律上并不會產生效力，是否舉行世俗婚姻儀式與有沒有共同財產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所以，因果關系不成立，結果推論便不會具有法律效力。從這個角度講，約定財產制仍然不存在，于某與王某之間仍然適用法定財產制，具有共同財產與共同債務。區分夫妻共同財產和共同債務與夫妻一方婚前財產、債務的分界點是以婚姻關系締結為標準。本案中的45000元借款以婚姻關系締結作為分界點可以區分出被告婚前個人債務32500元，對于某婚后借款12500元，盡管是于某以一人名義所借，但因該債務是在于、王二人夫妻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發生的，只要于、王二人或一人不能舉證證明該債務確為于某個人所負的個人債務，就應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
三、是否應追加共同被告的問題
上文已分析45000元借款的性質，對于某婚前借款32500元由其本人償還，這沒有什么問題。對共同債務12500元是否需要追加王某為被告？
我國婚姻法及司法解釋明確規定，夫妻共同債務不因離婚而免除，即共同債務不會基于婚姻關系的解除而喪失其之連帶性。夫妻對共同債務都負有連帶清償責任。這種清償責任不經債權人同意，債務人之間無權自行改變其性質，否則將會損害債權人的利益。因此，夫妻之間離婚時對財產的分割，只能對彼此內部有效，不能向外對抗其他債權人。債權人仍然有權就原夫妻所負共同債務向原夫妻雙方或其中任何一方要求償還。原夫妻之間存在的這種實體法上的連帶責任關系使原夫妻二人都可以成為實體法上適格的被告。但是，夫妻二人中一人成為被告還是二人成為共同被告取決于原告的起訴，在原告只起訴夫妻一人時，法院不應依共同債務人之一的申請或依職權追加其他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
第一、夫妻共同債務是連帶之債，而連帶之債又系多數人之債，它的債權人或者債務人一方必為二人或二人以上。如果它的債務人有二人或二人以上，可能會在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債務人與債務人之間產生內外兩方面的利益沖突。從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關系來分析，債權人有權請求債務人中的一人、數人或全體，同時或先后履行債的一部分或全部。一人或數人履行了全部債務后，該連帶之債因此而消滅，債權人不得向其他債務人請求履行債務。從債務人與債務人之間關系來分析，債務人一人或數人因清償、抵消等財產給付行為或其他法律事實使其他債務人的債務全部或部分消滅，可就超出負擔部分的給付額向其他債務人行使求償權。
第二、盡管我國民事訴訟法對追加當事人有規定，但是我國目前的訴訟法理論一般認為，訴訟中當事人地位（尤其是被告）的確定應依原告起訴而定，法院作為居中裁判者應盡量避免依職權或其他非被告當事人的申請而追加共同被告。
本案中，應否追加王某為共同被告，應由債權人張某決定。張某可以要求于、王二人對二人共同債務部分承擔連帶責任；也可以要求于、王任何一人對該部分債務承擔付款責任，承擔責任的一方再依二人之間的內部約定向另一方就超出部分追償。因此，在張某只起訴于某一人，未主張或不同意追加王某為共同被告時，法院不應追加王某為共同被告。
綜上，本案的判決結果是正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