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丘云卿 ]——(2007-3-16) / 已閱44106次
（3）在經濟發達地區實行律師交納法律援助金制度。是指律師每年交納一定數額費用作為法律援助專項經費的制度。[36]對發達地區律師尤其是其中客觀上沒有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要求其交納法律援助金是可行的。2003年專職律師承辦一件法律援助案件的經費僅為308.21元，不足于支付律師在辦理法律援助案件時所必需的交通費、差旅費、通訊費、文印費[37]以及調查取證費，更為重要的是，律師在承辦法律援助案件的時候付出了昂貴的機會成本——律師在承辦案件的時候就喪失了承辦其它有償案件的機會。假定律師在可以從有償案件中獲利5000元，[38]即其機會成本的貨幣表現為5000元，遠高于律師所獲得的辦案經費308.21元，作為理性經濟人的律師權衡利益之下難免內心不愿承辦法律援助案件，這也是社會律師缺乏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熱情的重要原因。實踐上，青島、桂林、北京等城市已經實行了這方面的做法，并受到了律師的歡迎與好評。
（4）發行法律援助福利彩票。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曾同有關部門協商爭取在福利彩票公益金中劃撥一定比例用于法律援助事業，這個想法目前因現有的所有福利彩票公益金（包括每年新增部分）都已有規定用途而沒有實現。[39]既然已有的彩票公益金都有規定的用途，那么可以考慮發行法律援助福利彩票。這樣一方面可以彰顯法律援助的公益性，促使社會公眾意識到自己對公益事業的社會責任；另一方面，彩票本身包含的不菲獎金也足以吸引充滿重獎期待的公眾踴躍購買。按照通行國際經驗，一個國家正常的彩票銷售發行規模大約為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左右。依此計算，我國彩票發行潛力可達1000億元。發行法律援助福利彩票是可行的。[40]
（5）完善法律援助基金管理體系。對于由上述各種方式籌集到的資金，以法律援助基金會的形式進行管理，通過合法運作使基金增值，從而擴大法律援助的可用資金，使納入基金會管理的資金成為較為持久的法律援助資金來源。[41]
五、結語
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國的發展只有短短的十一年，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時我們應該看到也應該重視法律援助所面臨的困境。而且法律援助所面臨的困境是多方面的，解決其困境的方法也應該是多樣化的，本文對論述由于筆者能力問題而存在局限性是必然的。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國的法律援助不僅要對弱勢群體施以及時有效之救濟，而且還要主動出擊，積極維系社會穩定，預防矛盾出現。但就目前而言，構建和諧社會，法律援助任重道遠。
注釋：
[1]2005年2月19日，胡錦濤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內涵歸納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六個要素。參見《人民日報》2005年2月19日訊：《深刻認識構建和諧社會的重大意義,扎扎實實做好工作大力促進社會和諧團結》，載《人民日報》2005年2月20日第一版，轉引自張恒山：《略論和諧社會中的公平正義與法律》，載《法學雜志》2005年第4期
[2]譚世貴主編：《中國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頁
[3]胡玉霞：《論法律援助的兩個基本問題》，載《江西金融職工大學學報》2005年3月期
[4]包毅：《法律援助對構建和諧社會的重大作用》，載《中共合肥市委黨校學報》2005年第3期
[5]包毅：《法律援助對構建和諧社會的重大作用》，載《中共合肥市委黨校學報》2005年第3期
[6]李中春：《法律援助與和諧社會的構建》，載《中國律師》2005年第6期
[7]同前注[5]
[8]《刑事訴訟法》第3條規定：“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其他原因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律師法》第六章規定：“……公民在贍養、工傷，刑事訴訟、請求國家賠償和請求發給撫恤金等方面需要獲得律師幫助、但又無力支付律師費用的，可以按照國家規定獲得法律援助。”
[9]宮曉冰主編：《中國法律援助制度研究》，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頁
[10]宮曉冰、高貞：《中國法律援助的實踐、探索與前景（下）》，載《中國司法》1997年第6期
[11]賈午光：《調動資源，有效組織，充分發揮法律援助的職能》，載《中國司法》2005年第10期。此數目相對于2003年已有所提高，但是相對于西方各國仍有巨大差距：英國1996年財政年度中法律援助經費的開支高達16億英鎊（約合人民幣210億元），美國政府一年用于法律援助的經費達48億美元（約合人民幣400億元），人口僅有1500萬的荷蘭1991年用于法律援助經費約為3.5億荷蘭盾（約2億美元），加拿大1994年財政年度中法律援助經費達6.3億加幣（折合人民幣35億元），屬于發展中國家的南非2000年中央財政撥付法律援助經費3.2億南特（相當于同等數量人民幣）。參見宮曉冰主編：《中國法律援助制度研究》，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347頁
[12]賈午光：《調動資源，有效組織，充分發揮法律援助的職能》，載《中國司法》2005年第10期
[13]槐楊：《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決途徑之探索》，載《黨政干部論壇》2005年第4期
[14]譚世貴主編：《中國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 第347頁
[15]章武生：《中國律師制度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頁，轉引自林莉紅、黃啟揮：《論法律援助》，載《社會科學戰線》2003年第6期
[16]肖楊：《建立和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是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推動社會進步的實際步驟》，載張耕主編：《法律援助制度比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頁，轉引自林莉紅、黃啟揮：《論法律援助》，載《社會科學戰線》2003年第6期
[17]牟逍媛：《法律援助制度與診所法律教育》，載《法學》2002年第8期
[18]譚世貴主編：《中國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 第346頁
[19]閻照祥著：《英國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頁
[20]沈紅衛：《論法律援助的性質及功能》，載《湖南社會科學》2003年3月期
[21]即使是西方發達國家，他們在實行法律援助國家責任的同時也充分重視其社會責任性——1978年3月2日歐洲會議的部長會議通過決議明確提出：“不應把法律援助的規定視為對貧民的施舍，而應視為整個社會的責任”。參見沈紅衛：《論法律援助的性質及功能》，載《湖南社會科學》2003年3月期
[22]林鳳章：《我國法律援助的困境分析》，載《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3期
[23]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調研組：《社會組織參與法律援助工作的調研報告》，載《中國司法》2005年第10期
[24]蔡彥敏：《診所法律教育》，載《環球法律評論》2005年第3期引言
[25]有調查表明，我國高校大部分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具有參與法律援助的意愿和熱情。參見張燕：《對緩解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的幾點思考》，載《法治論叢》2004年7月期
[26]同前注[24]
[27]數據來源：中國診所法律教育網，2005年9月7日
[28]參見劉希貴：《法律診所教育對中國法學教育與法律援助事業的貢獻》，載中國民商法律網 2003-12-28
[29]同前注[13]
[30]同前注[13]
[31]孫曄：《中國法律援助事業的發展》，載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編：《中國法律援助的理論與實踐——婦女法律援助發展研討會論文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頁
[32]誠然，要長期維持社會對法律援助事業的捐贈，光靠傳統道德維系還不夠，還實施一些必要的政策鼓舞社會組織與社會公眾的捐贈熱情。如國家稅務總局已經就納稅人向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的捐贈稅前扣除問題下發了通知，規定納稅人向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的捐贈并用于法律援助事業的，可按稅法規定的比例在所得稅前扣除。參見鄭自文，左秀美：《法律援助資金籌集方式及可行性研究》，載《中國司法》2004年第4期
[33]參見嚴軍興：《法律援助制度理論與實務》，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頁，轉引自槐楊：《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決途徑之探索》，載《黨政干部論壇》2005年第4期
[34]同時，實行法律援助分擔費用制度也對承辦律師較為公平。據司法部的統計，2003年平均每件由專職律師承辦的法律援助案件的辦案經費僅為308.21元（槐楊：《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決途徑之探索》，載《黨政干部論壇》2005年第4期），如此少的經費很明顯不能支付辦理一個普通案件的合理支出，而實際上，律師在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時候或多或少都要墊錢。律師有無償承辦法律援助案件的義務，但律師沒有再為辦案自掏腰包的義務，因為律師在承辦案件的時候已經為之付出了時間、精力、智力勞動及機會成本。
[35]1973 年修訂后的奧地利民事訴訟法第64條將援助費用的償付期限規定為3年,在訴訟終結3年以后不需再償付。即3年之內如果受援人沒有能力償付這筆款項,就可以免除其償付義務。在日本,根據其法律規定,受援人勝訴的,由法律援助協會計算出律師費用的數目和受援助的當事人應償還給協會的費用比例。當事人應當一次性或者分期償還法律援助協會代其支付的款項的全部或部分，償還期限為3年。西班牙法律規定,如果法律援助的受援人可能從判決中獲得的金額超過了為其提供的法律援助的費用的3倍，他就有責任支付律師的費用。如果受援人在訴訟終結后3 年內其經濟狀況有所改善，則該償付責任將持續3年。參見嚴軍興：《法律援助制度理論與實務》，法律出版社1999 年版，第204頁， 轉引自牟逍媛：《法律援助分擔費用制度若干問題研究》，載《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2年第3期
[36]之所以強調在經濟發達地區實行，是因為在我國的有些經濟發達地區因律師較多（通常也是收入較高的），有些律師并不一定能夠每年都被指派辦理一件法律援助義務案件，甚至有的律師幾年都沒有被指派辦理過法律援助案件（鄭自文，左秀美：《法律援助資金籌集方式及可行性研究》，載《中國司法》2004年第4期），這就極大浪費了律師資源。而在經濟欠發達地區，有的律師（通常是收入相對較低的）在沒有任何辦案補貼的情況下，一年辦理十幾件法律援助案件（高貞：《法律援助的中國經驗》，載《中國司法》2005第6期），顯然，對于經濟欠發達地區律師而言，如果在其每年無償辦理十多件案件的情況下還要求其交納法律援助金，基于自然感情就可以判斷這是不合理的。
[37]律師去法院、檢察院調查時所有資料復印被要求在其內部進行，復印費用遠高于市場價格，復印一頁價格為1－5元不等，而所涉案件卷宗動輒幾十或上百頁，僅復印一項支出就已不菲
[38]這是極為保守的數字。實際上在廣東律師收費標準就已經高達200－3000元每小時。參見《廣東省律師服務收費管理實施辦法》，載勞動法律專家網， 2004年9月22日
[39]鄭自文，左秀美：《法律援助資金籌集方式及可行性研究》，載《中國司法》2004年第4期
[40]據廣東司法部門介紹，以發行彩票的方式為法律援助籌集資金的想法目前正在付諸實施。參見李長松：《法律援助——冬日里的陽光》，載中央電視臺網，2002.3.28
[41]參見賀春云：《論中國法律援助制度的改進》，對外經濟貿易大學2003年法律碩士學位論文，第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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