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寒 ]——(2007-4-10) / 已閱46308次
中外陪審制度淺談
——兼論我國陪審制度存在的意義及完善
(肖寒 西南民族大學 610041）
【內容提要】陪審制度是當前司法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文章主要介紹了英美法系的陪審制度和大陸法系各自不同的陪審制度，在此基礎上，介紹了我國現行的人民陪審制度，對我國現行的人民陪審制度的存在意義及其改革進行了思考。
【關 鍵 詞】陪審制度 陪審員 人民陪審員
現代陪審制度是國家司法機關吸收普通公民參加審判活動的重要制度,是現代司法民主和公民權利的保障制度。所謂陪審制度，就是指在司法審判中請幾位公民組成一個陪審團，暫時給予他們參加審判的權力。 即在一定的審判管轄區從公民中選出或指定幾名陪審員組成陪審團，參加審理刑事和民事案件，并在辯論后做出自己的判斷。為了使陪審員能做出正確的判斷，法官或法庭應告知陪審員該案將適用那些法律。陪審制度最初建于社會還不發達的時期，那時提交法院審理的案件只是一些簡單的訴訟; 這個制度古老的雛形最初是發源于古希臘和古羅馬,經過長時期的發展,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法律傳統、文化影響下,發生了很大變化。現代陪審制在西方國家運作各具特色,從中不但可以發現源于不同法律傳統的司法制度的差別,而且還可看到法律移植和本土文化之間產生的耐人尋味的結果。我們可以從中為我國的陪審制度探討出更為合理的道路，為我國法治社會的建立獻出微力。現就國外陪審制度的形成與發展以及中國的陪審制度進行論述。
一、國外陪審制度的形成與發展
（一） 、古希臘、古羅馬
古希臘和古羅馬被認為是西方文化的主要發源地。就司法制度而言，古希臘和古羅馬都曾采用過奴隸主或自由民集體裁決的模式。例如，在古希臘的眾多城邦國家中，斯巴達和雅典是最有代表性的兩個。其中，前者采用貴族政體，后者采用民主政體，但是二者在其司法活動中都適用“集體負責制”。
斯巴達當時的司法審判權屬于長老會議即貴族代表會議。長老會議由28人組成。成員從年滿60歲的貴族中選舉產生。當城邦中發生重大案件的時候，長老會議就要進行“審判”，聽取當事人和有關證人的陳述，并做出裁決。由此可見，那些貴族代表實際上都是共同裁決訴訟的法官 [1]。
雅典當時的司法審判權屬于由全體自由民組成的民眾大會。當地居民發生訴訟糾紛的時候就要召開民眾大會來進行裁決。這等于說全體自由民都是法官。公元前6世紀，雅典時期著名政治家梭倫領導了一系列改革，其措施之一是設立了陪審法院。陪審法官從年滿30歲的雅典公民中選舉產生，然后按照一定順序輪流參加案件的審判。每次參加審判的陪審法官人數大概是法院陪審法官總數的十分之一。審判結果由陪審法官投票表決。投票方法是往票箱內投放石子[2]。這大概是西方國家最早出現的陪審制度。古希臘的民主政治及陪審制,和現代民主政治及陪審團殊為不同,在現代民主政治中,個體一面從屬于群體,一面卻享有作為個體獨立性,享有自由。但在古希臘民主政治中,個體是完全從屬于群體的。
古羅馬的司法審判權最初也屬于民眾大會。雖然那些暴動、叛亂和殺害奴隸主等重大刑事案件由臨時設立的專門機構（類似于后來英美法系國家中的大陪審團）負責調查案情，但是最終的裁判權仍然歸民眾大會。公元2世紀，羅馬共和國設立刑事法院，司法職能與行政職能分離。不過，這種刑事法院仍具有民眾集體負責的性質，因為法官都從公民中選舉產生（一般為貴族或富人），每年改選一次，而且每個案件都要由30至40名法官共同審理。[3]這種集體裁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西方國家奴隸主民主制度的特點，而且其中蘊含了陪審制度的思想文化淵源。但羅馬帝國的消亡使得古希臘和古羅馬的陪審制度沒能生長起來。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的“陪審”還不具備現代陪審制度的涵義,但它是古希臘城邦和古羅馬國家政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古代直接民主的體現。正是這個文明的源頭為歐洲的法律文化種植下民主的種子,形成了歐洲法律文化中由外行參與司法程序的傳統,對后來歐洲法律和文化的影響意義深遠,并通過歐洲對世界地區產生影響。后來，西方陪審制度的發展中心也就從歐洲大陸轉移到了英國。
（二）、英國
英國是英美法系的主要代表國家之一，但是陪審制度并非在英國土生土長起來的，而是從歐洲大陸傳來。
1066年，諾曼底公爵威廉率領部隊渡過英吉利海峽并很快就征服了英格蘭，建立了統一的英吉利王國。 威廉在決定用英國的法律統治英國人的同時，也把諾曼人在審判中設立陪審團的古老習慣帶到了英格蘭。開始時，陪審團僅用于涉及王室權利的訴訟之中，而且陪審團僅具有證人的功能。后來，陪審團也用于對個人糾紛的審判，而且其職能也不斷擴展和變化。
1164年，亨利二世在其領導的司法改革中頒布了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克拉靈頓詔令》。按照該法令的規定，巡回法官在審理土地糾紛案件和重大刑事案件的時候應該找12名了解案情的當地居民擔任陪審員。陪審員有義務就案情及被告人是否有罪宣誓作證。1166年，亨利二世再次頒布《克拉靈頓詔令》，規定在兇殺、搶劫、偽造貨幣、窩藏罪犯、縱火等刑事案件的審判中，對被告人的指控必須由陪審團提出。10年之后的《北漢普頓詔令》又增加了一些必須由陪審團提出指控的罪名。這些法令明確規定陪審團的職能包括提出指控和參與審判，因此當時的陪審團具有雙重身份，既是起訴陪審團又是審判陪審團。
1275年，愛德華一世頒布《韋斯特敏斯特詔令》，規定所有刑事案件都應該通過陪審團提出起訴。1352年，愛德華三世又頒布詔令設立另一種陪審團。它由12名當地居民組成，其職能是參加審判，協助法官認定案情和做出裁決。與此同時，法令還規定原來設立的那種陪審團不能再參與審判，只負責案件的調查起訴。這個法令就確立了起訴陪審團和審判陪審團相分離的制度。由于起訴陪審團的人數可以是12人至23人，而審判陪審團人數固定為12人，所以前者又稱為大陪審團，后者又稱為小陪審團。在刑事訴訟過程中，二者的職能有明確的劃分。大陪審團的職責是決定應否起訴，小陪審團的職責是在審判過程中協助法官認定案件事實并在此基礎上做出被告人是否有罪的判決[4]。
大陪審團在英國歷史上曾經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職能包括犯罪偵查、預審和起訴。但是進入19世紀以后，由于專門負責犯罪偵查和起訴的機構相繼出現，所以大陪審團只剩下預審職能。20世紀初，治安法官又逐漸接過了大陪審團的預審職能，所以審判前設立大陪審團的情況在英國日益減少。1948年，大陪審團徹底退出了英國司法制度的歷史舞臺。
小陪審團的命運比大陪審團要好。但是它在審判中的作用也日益下降。目前英國的司法實踐中有小陪審團參與審判的案件越來越少。17世紀以來，英帝國在向外擴張的同時把陪審制度帶到了美洲、亞洲、澳州和非洲的許多國家，包括我國的香港地區。但是在多數國家內，陪審制度僅用于少數嚴重刑事案件。19世紀中葉以后，很多國家又都相繼放棄陪審制度，唯有美國仍然對陪審制度情有獨鐘。
目前，英國刑事法院審理可訴罪的一審案件時，必須有由12名陪審官組成的陪審團參與審理，否則，審判無效。但是審判過程中有陪審員死亡或者被法庭解除義務的，不受土2個人數的限制。 在英國，民事訴訟不同于刑事訴訟，只有一種陪審團，即由12人組成的審理陪審團。1933年王座法庭受理的民事案件只有一半使用陪審團。1933年《司法實施法》第六條規定對民事案件基本上不采用陪審審判制度，把要求陪審團的權利限于誹謗、文字誹謗、惡意控告、非法拘留、勾引、違背婚姻的案件的一方當事人有申請時才使用。即使在這些案件中，如果法官認為審理需要長時間的審查書證、賬目或需要就地調查證據，就能拒絕使用陪審團的申請。除上述案件外，是否使用陪審團屬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上訴法院曾作出下述判決，即除有特殊情況外，人身傷害損害賠償訴訟不使用陪審團，這是因為70年代的兩件人身傷害損害賠償訴訟中陪審團作了金額過高的損害賠償的決定。王座庭受理的案件中，人身傷害案件占大多數，因此，上訴法院的判決又進一步地加快了民事陪審制度的衰落。在這以后，該庭使用陪審團的案件很少很少。除王座法庭外，民事案件幾乎沒有使用陪審團的。高等法院的樞密法院雖根據1858年法律有使用陪審團的權力，但該庭從未使用過。郡法院雖有權使用8人組成的陪審團，但是由于費用太高亦極少使用。[5] 陪審團在英國走到這樣的地步，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第一,革命勝利后,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對立,更使他們重新考慮革命時期為了爭取同盟軍而提出來的一些口號和根據啟蒙時期的原則建立的一些政治、經濟和法律制度。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于社會各方面因素和國際形勢的變化,一些有利于保護人權的制度受到了懷疑和限制。這種情況不只是英國一國,也不僅限于陪審這一種制度。這種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趨向性潮流是陪審制度在英國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第二,審理需要專業知識。科學的發展,使得一些案件的審理需要某些專業方面的知識,而現在確定某一案件的陪審團成員的方法常使一些外行來充任鑒定這些證據的法官。倫敦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戴文斯曾撰文記述了他當陪審員的經歷,一個案件就因為陪審團的一半成員對指印證據的科學性持懷疑態度,無法做出裁斷而終將被告釋放。另外,陪審團構成的不確定性,同一種案由不同的人組成陪審團審理,其裁斷可能有所不同,也難免帶來一些混亂。有人研究,對被告人,青年人往往比老年人有更多的同情;體力勞動者做出的決定不同于白領階層,婦女常與男子有別。這樣,被告方便利用要求回避以得到有利于自己的陪審團,帶來了一些弊端。 第三,犯罪率不斷上升,訴訟增多,司法機關迫切要求縮短訴訟時間以減少案件的積壓。而陪審由于要選出陪審員,要由雙方當事人提出回避要求,要經過一定時間的評議、作裁斷等過程, 無法達到協議則解散該陪審團,召集一個新的陪審團。這樣往往使訴訟曠日持久,兩方面產生了尖銳的矛盾。而且現代社會生活帶來了許多證據簡單的犯罪,如與交通有關的一些犯罪,在這類訴訟中,陪審團形同裝飾品。另外,許多陪審員本身似乎對他們的職務也不感興趣,因為雖然有津貼和收入損失的補償,然而耗費許多時間的審判還是常常給他們帶來經濟上的損失。于是陪審制度在英國沒落下去。
（三）、美國
陪審制度的憲法保障現代的陪審制度雖然誕生于英國,但它的充分發展和運作卻在美國。從美國的殖民革命史和建國史中,可以看到陪審制度在美國的地位和作用。在美國獨立戰爭勝利后,陪審制度成為美國人民民主權利的象征,并作為公民的基本權利載入美國憲法中。從此,陪審制度在美國生根,成為美國司法程序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至今已經歷了200多年歷史。美國司法制度的最大特點,就是將一些直接涉及公民人權和自由的訴訟行為上升到憲法高度,為公民在訴訟中的權利提供憲法性的保障。17世紀初期，在北美定居的英國移民把陪審制度也帶到了殖民地的司法體系中，而且與英國的發展順序一樣，首先出現的是大陪審團。1635年，馬薩諸塞殖民地建立了北美第一個大陪審團。1641年，弗吉尼亞殖民地也建立了大陪審團。然后，其他殖民地也都相繼確立了大陪審團制度。
大陪審團的職責是對犯罪指控進行調查并決定是否將案件提交法院審判。大陪審團由當地居民的代表組成。各殖民地對大陪審團的組成人數規定不一，最少的5人，最多的23人。18世紀，北美殖民地與英國王室之間的利益沖突不斷激化。大陪審團作為當地居民的代表，自然在審判中竭力與王室代表抗爭，維護殖民地的利益。特別是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前，大陪審團經常被殖民地人民用作對抗英國統治的工具。例如，很多的親英派人士被大陪審團以“叛國罪”起訴。
正是由于大陪審團在反對英國王室的斗爭中發揮了如此積極的作用，所以美國在1776年獨立之后，人民對大陪審團制度表現出極大的尊重，并將它寫入在1791年成為美國憲法組成部分的共包括10條修正案的“權利法案”。其中的第五修正案明確規定了對嚴重刑事案件的審判必須以大陪審團的調查和起訴為前提條件，即任何人都不應因可能會被判處死刑之罪或其他重罪而接受審判，除非有大陪審團的調查報告或起訴書為據。[6]
然而，自19世紀中期開始，美國各地掀起了一場要求廢除大陪審團制度的運動。反對者認為大陪審團制度是一種“舊習俗”，不符合“進步時代”的要求；而且大陪審團調查案件既浪費金錢又浪費時間。于是，美國的一些州開始不再使用大陪審團制度。這些州主要集中在美國的西南部。盡管這些州大多在法律上仍然保留了有關大陪審團的規定，但是大陪審團在實踐中已然名存實亡了。美國東部和北部各州以及聯邦司法系統則仍然在重要案件的調查起訴中使用大陪審團。例如， 1972年導致尼克松總統下臺的“水門事件”和1998年令克林頓總統難堪的“緋聞事件”，大陪審團在案件調查中所發揮的作用都給公眾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美國，小陪審團的發展歷程并不像大陪審團那樣引人注目，也沒有明顯的大起大伏。在北美殖民地時期，各地的法院在審理刑事和民事案件的時候就廣泛采用了陪審制度。美國獨立之后，立法機關也把小陪審團寫進了于1791年生效的“權利法案”。其中的第六修正案明確規定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享有獲得公正的陪審團審判的權利，第七修正案則規定在訴訟標的超過20美元的民事案件中，當事人有要求獲得陪審團審判的權利。當時，20美元是一個較大的數額。在那以后，由12名陪審員參與審判的作法一直是美國各地法院采用的主要審判方式。即使在其他國家紛紛放棄陪審制度的時候，美國人仍然對陪審制度十分鐘愛。
在美國的刑事案件審理程序中，陪審團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首先是選定陪審團。在司法實踐中，聯邦最高法院通過判例確定，不論是發生在聯邦或州的刑事案件，如可能判處六個月以上的監禁，被告人享有由陪審團審理的權利。美國法律規定，未滿18歲、不在本地居住、不通曉英語以及聽力有缺陷的人、有前科者，沒有資格充任陪審員。此外，在美國傳統的習慣上，不擔任陪審員或者免除陪審職務的還有以下人員：法官、律師、醫生、牙科醫生、消防隊員、教師和各級政府官員。聯邦法院和多數的州法院均以選民登記名單和駕駛執照持有者名單作為陪審團的原始或初步名單。[7]
美國不僅繼承了英國普通法的陪審制度，而且把接受陪審審判作為公民的基本權利規定在憲法之中。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對陪審制度的改革，進一步鞏固了陪審制度，這些改革一是把陪審團成員一致通過裁決的傳統原則改為多數通過；二是對陪審團不能勝任．的復雜的案件，不實行陪審制。所以，陪審制度仍然是美國民事訴訟的重要制度。根據美國憲法修正案第7條和聯邦民訴規則第38條的規定，對普通法的訴訟案件當然適用陪審審判，而對衡平法的訴訟案件則不采用陪審審判。至于具體案件是否采用陪審審理，在當事人接到最后訴答文書后10內向法院提出陪審團審判的要求并向對方當事人送達其要求書，由法院裁量決定。如果當事人不提出申請，就視為當事人放棄了接受陪審團審判的權利。美國的社會環境和文化傳統成為陪審制度生存的良好環境，多種族的人口構成需要一個普通公民參與司法的途徑。
（四）、法國
法國是大陸法系國家的代表。其陪審制度的發展變化也與英國和美國有很大差異。公元5世紀末，滅亡西羅馬帝國的日耳曼人的一支——法蘭克人建立了當時日耳曼諸王國中最為強大的法蘭克王國。由于其社會制度是正在瓦解過程中的日耳曼氏族制度和羅馬境內日益成長的封建制度相結合的產物，所以其司法制度也是一種混合體。其特征之一就是冠以法院名稱的民眾集體審判。當時法蘭克王國的審判機關稱為郡法院和百戶法院。但二者實際上就是郡和百戶的民眾大會。審判的時候，法院管轄區內的所有自由民都要參加。審判由郡長或百戶長主持，但是由所有參加審判的民眾共同查問案情和做出裁決。
公元8世紀末，查理大帝用法令形式確認了這種專職法官制度，并建立了旨在加強中央權力的王室法院。然而，查理大帝的努力并未能阻止地方封建勢力的增長。王室的權力不斷受到削弱。公元813年，法蘭克王國分裂為三個王國，其中的法蘭西王國逐漸壯大并成為了西歐封建制度的中心和代表。法蘭西的法院系統比較發達，包括王室法院、領主法院、教會法院和城市法院。
法蘭克王國刑事案件的審判一直采用控告式訴訟制度，即訴訟必須由原告提起，法官不得主動追究。查明案情的主要方法是宣誓陳述、神明裁判和司法決斗。但是到了法蘭西王國之后，王室法院首先放棄了這種傳統的主動調查案件，傳訊被告人和證人，而且以刑訊問案作為查明案情的主要方法。13世紀后，統治者為了加強對農民的鎮壓和對海盜的打擊，又把這種糾問式訴訟制度擴展到各地審理普通刑事案件的法院，而且開始派國王代表到全國各地去監督地方法院的審判活動。這些國王代表后來就成為同時握有刑事案件中的調查權、起訴權和審判監督權的檢察官。可以說，陪審制度、陪審團根本沒有必要，專斷的審判是和陪審制度格格不入的。
1789年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不僅給法國的政權組織形式帶來了巨大的變化，也給法國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提供了試驗的機會。當時新興的資產階級人士認為英國的陪審制度很符合法國革命的精神。1790年，法國制憲會議決定用英國大陪審團起訴制度代替自己的檢察官起訴制度。1791年頒布的《刑法典草案》開始正式實施控告陪審團制度。于是在大多數刑事案件中，起訴職責都落到了由8名當地居民組成的控告陪審團肩上。陪審員從當地的選民名單中用抽簽的方法選出，在一名法官的領導下工作。在審查起訴時，他們只能聽取控告人和控告方證人的陳述，并審查有關指控的文字材料，然后秘密進行評議。如果陪審團認為應該起訴，便發出逮捕令，并將案件移送法院審判。后來，法律又對這一規則進行了修改，控告陪審團不再聽取控告方的陳述，僅根據控告的文字材料做出是否起訴的決定。
不過，法國引進英國陪審制度的試驗并未取得預期的效果。在實踐中，控告方往往可以輕而易舉地得到陪審團的支持。于是，本來是想用陪審團來保障公民的權利，結果卻成了控告方濫用起訴權力的工具。于是越來越多的法國人喪失了對英國式陪審制度的興趣。社會中要求廢除控告陪審團制度的呼聲日益高漲。1808年通過的法國《刑事預審法典》決定廢除控告陪審團制度，恢復了原來的檢察官公訴制度。1811年，控告陪審團正式退出歷史舞臺。
從1791年到1811年，法國引進英國的陪審制度以失敗告終，但是法國人并非一無所獲，因為他們在拋棄英國式大陪審團制度的同時，卻建立了具有法國特色的審判陪審制度。陪審員從當地選民中產生，與法官一起審理案件，一起做出判決。為了與英美式的陪審團相區別，有人稱之為“陪審官”或“陪審法官”。雖然這種陪審制度自20世紀以來不斷衰減，但是它一直被保留到今天。
目前，法國僅在重罪法庭的審判中采用陪審制度。按照法國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重罪法庭設在巴黎和各省的上訴法院所在地，具有非常設法庭的性質，一般為每三個月開庭一次。重罪法庭的組成人員包括一名庭長、兩名助審法官和九名陪審員。庭長一般由上訴法院的庭長或法官擔任，也可以由上訴法院院長擔任。助審法官一般都從上訴法院的法官中選任，也可以從當地地方法院的院長、副院長和法官中選任。 按照法國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擔任陪審員的主要資格條件包括：年滿23歲；懂法語：享有法國公民的政治權利、公民權利和家庭權利：沒有受過刑事處罰；沒有被開除過公職；沒有精神疾患；沒有因拒絕執行陪審員義務等而被宣布為禁止擔任陪審員的人。此外，政府高級官員、法官和警官不得兼任陪審員；有關案件中的司法人員、證人、翻譯、檢舉人、鑒定人、申訴人和當事人等不能擔任本案的陪審員； 每個重罪法庭每年都要編制本年度的候選陪審員名單。候選人數各地不同，巴黎為1200名； 其他各省則根據不同的情況而定，有500名的；也有160名至240名的。 候選陪審員名單由一個專門委員會從當地居民中選定。該委員會一般由法官、當地政府官員和當地議會代表組成。名單確定之后，由重罪法庭書記室保存。[8]法國的陪審制度可以說是在一個較小的范圍之內繼續生存、發展。
二、陪審制度存在的理論基礎
（一）陪審制度存在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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